几天后的一个旁晚。大山伯带着一身的酒气，更带着怨气又来到我家。母亲先倒一碗糖茶递给他。我有搬一个小板凳让他坐下。大山伯伸出那皱皱巴巴冒着青筋的双手，指着我说：“你爸走了，你这丫头要造反么？”他身子又扭个圈，对母亲说：“你这当妈的也不管管她。这事你咋叫我交代人家嘛？不找咱闹事才怪哩！”大山伯前前后后指责我们一堆的话。
“大山伯，你就往我身上推。不是你的事总中吧？”我不耐烦了。
母亲深知这一带的风土民情。退婚会遭人非议的，让人嚼舌头根子的事情。但这也是无奈之举呀！母亲又给大山伯递上一撮烟丝说：“老哥，你吸烟。这事你得多担待呀！你憨弟走了，这闺女大了我实在是管不了啦......”母亲好说歹说，大山伯才算消气。撅个嘴回家了。
大山伯走后。母亲很闹心。她坐下又起来叨叨着：“这可咋办？可咋办啊？”
“妈，你就别管了，我自己会处理的。”我果断地说。
月儿若隐若现悬挂在夜空。我的心情糟糕透了。给大姐寄的信收没收到？无论怎样她总会回个信吧。命运又一次把我的心拖入低谷。
四月二十几号的一个上午。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来到我家。母亲忙放下手中针线活迎上去。
“大娘，快拿手戳来，盖个印章。东北的双挂号信。”邮递员高兴地说。
母亲依旧拿出父亲的小印章。在签收单上按了一下。有啥急事呢？还是逢双挂号信。母亲又急忙拿着信去庄稼地里找二哥。
母亲到了地头。她敞开嗓门响亮的喊：“二小子，你快过来看看你大姐的来信。”母亲声音拖得长长的。
二哥听到母亲的喊声：放下扁担和粪筐急忙回到地头。
“妈，啥事情看把你着急的？”
“快打开看看，这是你大姐邮来的挂号信。是不是有啥要紧的事呀？要不咋会用挂号信呢。”
我二哥拆开信封，仔细看着信中的内容。他惊喜地说：“妈，我大姐让咱们去黑龙江哩！还说我大哥有家了，没有审批下来。大姐让咱们早作准备，户口准迁证随后就到。”母亲咋一听愣怔了。她有第二回说：“你再好好看看，你大姐真是这么说的？”
“妈，是真的。让你带着我和妹妹都去呢！”
母亲也不知怎么好啦，竟扑通一下坐在地垄沟上。
“妈，你看你！你先回去吧。我还得干活哩。”
母亲又从地上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黄土，欢喜地回了家。
到家后，她蒯一瓢白面擀起了一挤白面条。特意用非常稀罕的棉籽油又炸了半小碗辣子油。我放学刚进院，就闻到辣子油的香味了。
“妈，你咋舍得炸辣子油了？”我问。
“咿，你鼻子就是长。妈今天高兴呀！山菊，你看看你大姐的来信，说是叫咱们娘仨都去东北呢。”多少年了，没见过母亲为啥事高兴过。
我拿着信连看两遍说：“妈，妈，是真的。我们可算有出路啦！”
一周后，我们的户口准迁证到了。这事在我们村很快就传开。大伙都非常羡慕。几十年了，这个村就没有人去过那么远的地方。村里人把外面的世界，想象的都比较美好。
六千多里的路程，每个人光火车票就要三十元。三个人不算吃喝也要百十元。这又难住我们啦。无奈只能把两家所剩的一百多斤小麦凑一起卖掉。就这样七凑八凑了五十多元钱。我大哥又出去跟两家邻里担保借了五十元钱，路费总算有了着落。没成想事隔三天，大山伯领着我定亲的男娃姐姐来家里闹腾。非逼着问他弟弟和我的亲事咋办？母亲和两个哥哥商议，这事情必须让我回避，要不会引起更大的纠葛。我大哥承诺，等我们到东北安置好后，一定明确答复。即使这桩婚姻散了，也要赔偿定亲时那两套衣服及零七八碎的聘礼钱，共折合人民币壹佰伍拾元整。男方姐姐才肯罢休。
我们三个人动身的日子就定在公历五月九号。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就是我们三个人换洗的几件旧衣服和两双旧被子。前两天我把启程的时间告诉了老师和同学们。同学们羡慕极了。全班一多半的同学都送我纪念品。一支钢笔，一个小日记本。政治李老师比我大三岁，她是别的大队到这里的代课老师，对我的处境她一直很关心和同情。临行前，李老师知道我没有一条囫囵的裤子，就把过年刚时兴的凡尔丁裤子给了我。李老师说：“山菊，穿上这条凡尔丁裤子吧。这么大个姑娘了，坐火车穿补丁裤子会叫人家笑话咱。如果有条件，你一定要念高中。”李老师的这份深情厚谊，深深感动着我。
生活总算给我一个希望。五月七号是我最后一天来学校上课。早自习是复习物理课程。我正在背诵物理概念时，班级数学课代表李昊叫我去班主任办公室一趟。说是班主任叫我，我放下课本来到隔壁办公室。
门是半虚掩着的，我喊了声：“报告。”就听里面轻轻的应了声：“进来吧。”我推门一看班主任并不在，而是大班长赵健。我和他打声招呼扭身要回教室。赵健突然喊了声：“山菊姐，是我找你。”
我忐忑地问：“班长，你有事吗？”
赵健抬眼瞅着我。嗓子吭哧了好几次，并没有言语。屋里的空气寂静起来。我忍不住又问一声：“班长，你有啥事吗？没事我就回班了。到东北后我会给老师和班级写信的。
赵健红个脸说：“山菊姐，你能不走吗？长大了我来管你。”
我乍听到这两句话，一下愣怔了。两只大眼睛就像定格在那里似的，那颗少女的心第一次炽热地燃烧起来。我一时也不知说啥好。垂下头羞答答地说：“不中。我得跟我妈走。”我带着闪烁不定眼神看一眼他，转身离开了。
1977年的春天，是十年浩劫后第一个春天。祖国的山山水水焕发出勃勃生机。眺望着天边那一线如黛的远山，我的思绪散乱又激动。我在幻想着外面美好的大世界。似乎美好生活，就要溢满我的年华。
火车是午后两点半钟的。我穿件花洋布上衣。是去年暑假自己撸洋槐叶挣下的三元钱，我花了两块二毛钱扯了六尺半布，是母亲一针一针缝制的。我平时拿着像宝贝疙瘩似得不舍得穿。这一打扮，我那份清秀如出水芙蓉。真要离开家乡我们也特别难受。尤其母亲，眼泪不断。嘴里不停地在喃喃念叨：“我不想再到处搬家了，就想守住你爸这堆黄土。”临行前，村里的众多乡亲前来相送，乡亲乡音留下了滴滴感动。一缕缕黄土情叫人难舍难离。
母亲烙好了十几张葱花饼，还煮了十几个鸡蛋带上。路上尽量少花一毛是一毛，也没有多余的钱去买吃喝。我背着我的书包。母亲挎着一个蓝包袱。二哥弄了个新扁担，一头挑着跟随母亲半个世纪的小樟木箱子，一头挑着被子。尤其这只小箱子，无论漂泊到哪里，母亲都会带上它。这也是外婆留给她的唯一念想。刚走到村头。我撒开双腿奔父亲墓地跑去。跑到父亲的坟前，我双腿跪地嚎啕大哭起来。我泣不成声喊着：“爸，我们娘仨要去东北了。那里一定比家里要好，二哥就不愁找媳妇了。还有两个月就要考高中了。爸，爸！我会努力的，一定好好读书。这个家会有出头的一天，您安息吧！”
大嫂拉起我说：“妹子，别难过了。你们还要赶火车。快走吧。”一张张亲人的脸庞，一片片家乡的绿色，一间间破旧的房屋。在刺耳的汽笛声中慢慢模糊在我的视线里。
两天两夜我们辗转到了哈尔滨。走下火车，天空和大地混杂着一团寒例的旋风，使人有种窒息的冷。东北与中原一带温差相差很大。皑皑的白雪也刚刚融化，街道里残留着污水。一眼望不到边的浩海黑土，一道道山丘荒野仍旧荒芜一片。在候车室里，我们穿上了夹袄。花了一块五毛钱买了三碗热汤面条吃下，才觉得身上暖和一点。午后五点钟又坐上火车，第二天早上才到终点站呢。我透过车窗，那高高低低的山川丘陵，跳跃在黑土地之间。一路上人烟稀少，有种无法形容的苍凉。那薄薄的白云在蓝天下绯徊缭绕，整个天空蔚蓝一片。飞奔的列车，带着一个少女的梦想。来到了苍茫的黑土地上。五月十二号早七点整，火车准时到达目的地。走下火车我就看见大姐和姐夫在站台上等候。娘几个相见抱头痛哭起来。
“走！走！别哭了。赶紧坐公交车回家。”姐夫亲切地说。
大概坐了一个小时的汽车。透过车窗大姐用手指指前方说：“我们就住在那里，是农场的场部。我和你姐夫就在汽车连上班。”
“大姐，你们这里都是当兵的吗？”我好奇地问。
“不是。一部分复转军人，另一部分是城市知青和关内迁移过来的。大家在这里共同奋斗才建成兵团。去年刚改编为农场。”
“哦，哦！”我似懂非懂的样子。两只大眼睛透过明净的车窗，看到前面山坡上一大片红瓦房。我揣着一颗忐忑心，来到了一个陌生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