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事物皆有其本源。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山九仞，岂一日之功”。任何朝代的兴亡隆替都是一段漫长而渐进的过程，我们在考察某种结局性的东西时，往往需要溯流而上，去追寻最初的某个历史基点，去探究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的某些故人故事。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清晰地掌握历史发展脉络，以及准确地解构我们想要了解的那个对象。
说起东周，就不得不先提到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周厉王姬胡。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周厉王同志闪亮登场。周厉王，周夷王之子，出生年月不详，卒于公元前828年，西周的第十任国家元首，在位37年。
之所以要从周厉王开始讲述东周的历史，是因为西周先前的国君大致维持了政局的稳定，西周的显著衰落，以及最终被迫迁都洛邑促成东周的建立，都要归咎于周厉王的“暴*政”。
简单地给周厉王贴上一个暴*政的标签，并不确切。事实上，假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周厉王具体残暴在何处，是穷奢极欲了？是生吃童男童女了？是强抢民妇了？亦或是强抢民男了？大家未必回答得上。
前面说过，在周厉王任内，西周显著衰落，但是，西周作为一个取代殷商的新兴大国走下神坛，滥觞却是起于第四任国君周昭王任内。
周昭王执政后期，疯狂地迷恋上了南征荆楚，一年到头，不是身在南征的去路上，就是身在南征的归途上。周昭王十九年，他率六师亲征荆楚，结果全军覆没，身死汉水。
经年累月的劳师远征，损耗了周王室的财赋；自国君以下悉数战死的无情结局，动摇了周王室的尊威，西周的国势与国运都在这一年受到沉重打击，并从此进入下行通道。
因此，列祖列宗留给周厉王的家当并不殷实，据《史记?楚世家》载：“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
显然，对于周厉王来说，要么熟视无睹，消极沉沦，任政局继续恶化到万劫不复的地步；要么锐意革新，举利除弊，挽狂澜于未兴，扶大厦于将倾。
我认为，周厉王应当是背负着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感与责任感走上最高领导岗位的。
周王朝存在的症结主要有两个，一是地方政权蠢蠢欲动，周先王制定的典章制度逐渐失去了对他们的约束力；二是中央政府经济萧条，国库空虚。
周厉王的应对措施也可以大致归纳为两条，一是任命虢公长父（西虢国国君。西虢国是周文王异母弟虢仲的封国，初封地在渭河平原，后随周王室东迁而转徙至洛邑西侧的陕地，地跨黄河两岸，河北称为北虢，河南称为南虢，实为一国）担任周王庭的卿士（即执政官，西周时部分诸侯国国君会兼任中央政府的官职。有时朝廷重臣也可以笼统地称为卿士）来主管军事工作，二是起用荣夷公（荣国国君）担任卿士来主管经济工作。
那么，作为被周厉王寄予厚望的改革先锋，虢公长父和荣夷公是否交出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单呢？
先看虢公长父。当时，周王朝的心腹大患是四方少数民族的不断反叛和侵扰，例如原本盘踞在淮河流域的淮夷，一度逼近到洛邑附近，给中央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虢公长父镇压四夷的战果如何，古籍中鲜有直观的答案，但是《史记?楚世家》里有一则记载可以为我们提供寻觅答案的线索。
它是这样说的，“（周夷王时期，楚国君主）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西周时，天下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楚国原本是周王室分封的子爵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实现了后发赶超，就综合实力而言，已不容小觑。至周夷王时，中央政府孱弱，所以楚君熊渠有了非分之想，说我不想按照你们中央政府的标准来确定名号与爵位了，我要单独执行一套标准，接着就把他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俨然他熊渠比周夷王还高一个档次。
对于熊渠的离经叛道，周夷王自然是极度气恼，可由于中央政权疲软，一时也找不到收拾熊渠的好办法。不意到了周厉王执政时，胆大妄为的熊渠竟然会因为害怕中央政府的征伐，而主动去除其三个儿子的王号。可见，虢公长父的工作不说成绩斐然，至少还是有所建树的。
再看荣夷公。荣夷公推行了一项名为“专利”的经济政策。专利是什么？它又有何功效？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必须从当时的经济背景说起。
以周王庭直辖的王畿为例。周天子把田地和一部分山川林泽赐给臣子作为采邑，其中田地的产出要按照一定比例向中央财政上交贡赋，而山川林泽的产出则完全归采邑主所有。采邑之外的另一部分山川林泽，仍然沿用原始社会的习俗留作公用，任何人均可以进去采集和渔猎。
这种双轨制起初运行得不错，但后来却步履维艰。究其原因，随着分封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土地资源成为私人采邑，也就是说周王室直接控制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同时，由于井田制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单位田地的产出效率越来越低。再加上诸侯不朝以及军费开支庞大等因素，中央财政的收入因之日渐萎缩，至周夷王末期已变得格外突出。
所以，荣夷公的改革思路是，提高中央政府所直接掌控的土地资源的数量以振兴经济。专利政策的目标就是把山川林泽全部收归国家专营（包括属于私人采邑的，和属于公共资源的），任何人再想从中谋取产物，就必须向中央财政缴纳所得税。
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扩大税基，税收总量必然增长，这是一个很顺畅的道理，然而在实际操作层面却遭到了世俗力量的反对。大家想想，拥有采邑的王公贵族们作为统治阶层的构成部分，要他们把吞到腹中的肥肉又吐出来谈何容易？
老百姓更是怨声载道，他们本来就生活艰苦，缺乏收入来源，到山川林泽去采收些天生的野物补贴家用吧，政府却还要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这不是把他们往死路上逼么？于是，反对的言论一时间甚嚣尘上。
譬如有人谩骂荣夷公“天之方虐，无然谑谑”，国家正值动荡，你却一味放浪。“多将熇熇，不可救药”，搞风搞雨，执迷不悟。言下之意，专利政策必须立刻废除，都是些什么玩意?
有人指责周厉王“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你品德有问题，搞不清谁应当做辅佐，谁应当做卿相。“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殷商之所以亡国，不能怪老天不护佑它，要怪就怪它不用旧章旧臣；而如今，你摆着殷商的亡国教训不引以为戒，重蹈覆辙，那你是不是死有余辜呢？言下之意，赶紧把荣夷公开了，有多远赶多远。
还有人警告周厉王“告尔忧恤，诲尔序爵……其何能淑，载胥及溺。”要亲近贤良疏远宵小，勿轻易改变旧有的制度体系与权力秩序，否则大家都有灭顶之灾。“维此惠君……考慎其相……自有肺肠，俾民卒狂。”要顺应民心，慎重考察卿相的人选，某些人（其实就是指荣夷公）肺肠恶毒，只会逼得百姓疯狂。
芮国国君芮良夫劝诫周厉王“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荣夷公这厮利欲熏心，浑不知大难将临，利乃万民所需，怎可独占？“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将财利普施给世人，是大周立国的基础，但您却背道而行。普通人独占财利，尚且被称为盗贼，倘若天子也这样做的话，国家焉得不亡？
姑且不论周厉王最终改革的成效如何，起码从目前的舆论导向来看，他已经被人们看作了是一个一意孤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偏执君主。而士民的质疑，又倒逼周厉王的团队产生了加快改革步伐、用实际成效来反驳民意的念头。
一些急于求成的措施陆续出台，其中最骇人听闻的莫如卖官鬻爵以聚集财赋。于是民意更加汹涌，从庙堂到江湖，形成了一波又一波反对周厉王的新高潮。最初，这种反对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士民们对周厉王的新政指指点点，谤辞不绝。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周厉王治国确实难逃简单粗暴、用力过猛的诟病。可是，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事，上个世纪天朝搞三年自然灾害时，老百姓饿得东倒西歪，国家却把白花花的粮食一个劲地往外无偿援送，这是为什么？难道领袖们都是帝国主义打入天朝的地下纵队，一心想要把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吗？
当然不是，那是为了收买人心，广交朋友，显示天朝的物产丰庶和气度泱泱，以便提高天朝的国际地位。老百姓在这个宏观主旨的引领下，承受的苦难虽然深重了点，可领袖说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后来天朝不就是因为奋不顾身、舍己救人的高风亮节，而被第三世界的难兄难弟们抬进联合国，并成功地跻身五大流氓之列嘛！
所以，我觉得周厉王既然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就应当把士民们的议论当作耳边风，毫不动摇地将改革进行到底，等到牛奶有了，面包也有了，舆论就会从百般责难自动转变为谀辞如潮，挡都挡不住的。
可是，周厉王的想法和我不同，他就是太性急，太在乎面子，太不讲究技术含量了，对于士民的非议，非但不会装聋作哑，反而采取高压手段，令一个卫国籍巫师组建执法大队，昼夜在镐京的大街小巷穿梭巡查，但凡发现谁在诽谤朝政，一律抓起来就地处决，无需报备，无需审理，也无需核准。
这个方法很有效，死人自然是不会再说怪话了，而活人为了避免自己一不小心提前成为死人，也只好三缄其口，不谈国事。
到周厉王三十四年的时候，限制言论的政策更加严厉，已经发展到了风闻奏事的程度，任何人只要被执法队员认定话语中含有讥刺国君的隐晦之意，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
于是老百姓都噤若寒蝉，即使在路上遇见了熟人也不敢打招呼，只相互使个眼色后便各自走路，生怕自己的只言片语被便衣特务听到后剪辑成反动语录，那就铁定玩完了。
这样的局面让周厉王感到很满足，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毫无羁绊地干一番事业了。有一天，周厉王得意洋洋地对召公姬虎说：“我能消除人们的流言蜚语，他们现在都不敢胡说八道了。”
姬虎说：“这只不过是把他们的话堵回去了而已。堵住人们的嘴，比堵住流水更可怕。水蓄积多了，一旦决口，会伤害很多人；不让民众说话，道理也是一样。”
姬虎的话，不太凝练，鲁迅先生说“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应当更加符合同学们的阅读审美观。周厉王不以为然，继续我行我素，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危险在一步步逼近。
所谓危险，有两个层面。一是名誉层面。继拒不纳谏、强征专利后，周厉王又闭塞言路，擅行杀戮，搞的完全是严刑酷法那一套，这与儒家思想“德治”、“仁政”的温和观念大相径庭，水火不容。
中国古代社会很早就有推行仁义道德与和睦体恤的六德和六行教育，这些朴素的思想在春秋末期经由孔夫子整理成儒家思想后，一直作为一种主流的政治理念在各国流传，西汉时更是因为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缘故，被汉武帝奉为至尊宝典。
所以，自西周以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学者基本上都对周厉王其人其事持否定态度，大加鞑伐，认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典范，搞得他至今还抬不起头。
二是实体层面。公元前841年，因为王心戾虐，万民弗忍，镐京爆发了“国人暴动”（国人的意思不是指“本国之人”。西周时，居住在城邑里的居民称为国人，居住在城邑外的居民称为野人或鄙人。此处，国人是指镐京城内的居民）。
国人们受够了周厉王的粗犷式管理，自发集结起来，手里拿着金箍打狗棒、大环杀猪刀、霹雳平底锅和九齿粪耙之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起攻打王宫。
周厉王下令调遣兵将实施镇压，不料臣下回答道：“我们周朝寓兵于国人，国人就是兵，兵就是国人。既然国人全都暴动了，哪还有兵可供调遣呢？”
周厉王一听傻了眼，只好带着几件褂子小衣仓惶逃窜，马不停蹄地跑到彘地（今山西省霍州市），再也不敢抛头露面。
和尚虽然跑了，庙可跑不了，周厉王还有大把的老婆孩子在镐京，由于失去了周厉王的掩护，他们立马就成为了国人搜捕的目标。在这群孤儿寡母中，有个叫姬静的人尤为打眼，因为他是王室的太子，中国人历来讲究父债子偿，所以他很有可能会被亢奋的国人撕成碎片。
姬静自己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并不笨，眼看没有来得及搭上老爸的末日列车，心知继续呆在王宫里无异于等死，遂赶在国人合围之前，逃到了召公姬虎的家里。姬虎素有贤德，为国人所敬重，姬静评估了一下风险，觉得冤有头债有主，国人大抵是不会冲击姬虎家的。
姬静的算盘没有打错，只可惜他临时起意，这条路走得太匆忙，没留意暴露了行踪。于是，汹涌的人潮在王宫掉头，往姬虎家奔腾而去。
姬虎面对里三层外三层的暴民，并没有失去智慧和勇气。他先是苦口婆心地做国人的思想工作，劝大家消消火，要不先回家去看看，水龙头和煤气阀啥的关了没有。国人们怒壑难平，非要对姬静实施精确打击。
姬虎独力难支，只得仰天长叹：“先前我多次劝谏天子，天子不听，以至于遭受这样的灾难。如果今天我护佑太子不周，天子将会以为我是在记恨他昔日没有听取忠告吧？待奉国君的人，即使遇到危险也不该怨恨，即使怨恨也不该发怒，更何况待奉天子呢？”叹罢，轻声嘱咐下人把自己的亲生儿子牵了出来。
我们在历史上找不到关于姬虎这个儿子的更多记载，他留给世界的所有印记，全都铭刻在公元前841年那个混乱不堪的日子里。他的出现，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去死，冒充姬静去送死。
是的，狂暴而朴质的国人，并不能准确地辨识姬静，当他们把这个姬虎口中的“王太子”活活打死后，郁积了几十年的忿恨终于得到排解，那也就没召虎家什么事了。
国人们潮水般退去，只留下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和一个抚尸痛哭的白发老人，构成了一幅凄绝而永恒的画面。画面外，房舍内的某个角落里，姬静仍在瑟瑟发抖，我相信，死里逃生带给他的感觉，应当不止是庆幸，还有深深的感动。
对于公元前841年，我可以断言，无论再过去多少个世纪，这个年份永远都将是华夏文明史上不可磨灭的一个里程碑，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解决了一个无比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明确了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历史开始于何时。
公元前841年以前，中国历史一直缺乏正规的连续的记载，后人只能通过传说、出土文物和孤立的文字片段来追溯，很多人物、事件与时间的关系难以一一对应，因此不能把那段历史称为信史。
公元前841年，周厉王被逐，朝中由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代行天子职责，史称“周召共和”，这一年也被称为“共和元年”。
从公元前841年起，中国的史官们开始以编年的形式记载历史，每个朝代和每个君主的起止时间，都能完整地接续起来。正因为这样，当我们追寻祖先的足迹时，才得以如此的精准和从容。
周厉王的功过是非，在此我不想作过于深入的研究和过于细致的评价，毕竟那已是另外一个故事。不过，中国历史的确切纪年以他被国人驱逐的真实事件作为标志而开始，周厉王倘若泉下有知，无论如何应当不会有愉悦的感觉。
而西周这台至今轰鸣运转了两百多年的老爷车，因为周厉王生硬的操作，愈发气喘吁吁，疲乏无力了。我们到周厉王的人生轨迹中去探寻西周终结的肇因，也就因此拥有了相当程度的法制意识和求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