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的事，我向晚晚作了如下解释：女性的**乃是一个随机事件，对已确定的个体来说，它发生的概率应当是一定的。也就是说，在有正常性生活的情况下，总有发生的时候。而第一次就让我碰到，大概只能说明我运气比较好。但晚晚再次说我是在放屁。那一刻她似乎有很多话已经到了嘴边，但她忍了忍，只说出这一句。然后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当时有很多事就这样在解释和争辩中一闪而过，我始终没能把一件事说得让晚晚满意。我也便这样一直留下来，跟晚晚一起面对具体而琐碎的生活。为了避免吃软饭，我向晚晚借了一千块钱买了一台烂得不行的二手电脑，开始做低级写手，给一些二三四流的时尚刊物写不入流的小文章。事实证明这笔生意我亏了，因为在近一年内我卖文挣的钱还不足一千块，而那台二手电脑带也带不走，卖也卖不掉，这等于我连成本都没有收回。但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有了事做，不至于在晚晚“上班”的时候总一个人面对着门外的行人发憶怔。我这个人有白天发憶怔的毛病。有时候看着看着门外路过的一个小女孩，我就进入了梦幻之境。等醒过来，发现走在门外的已经是一个颤巍巍的老太太，我总会有年华逝去，行人已老的沧桑之感，觉得自己刚才一梦经历了整整的一生。这真是扯蛋得很。
晚晚说，我原本是一个文青，现在肯放下架子来做写手，说明我长大了。因为文青是年轻人做的，而我已二十三岁，倘若在老家，是孩子都抱到手的人了。这把年纪还做文青，对父母不好交待。我觉得这话像是在夸我，就抱起她在小屋里转了两圈。放她下来时，她突然对我说，她的一个姐妹得艾滋了。我当时的第一念头是，如果能采访到此人，就能写出一篇四五千字的纪实稿投往《知音》，这可是千字千元的大生意。可再一想，我***真是个混蛋，一点同情心都没有。然后我问晚晚她人怎么样了。晚晚说，死了，把钱寄回老家就上吊了。她接着说，要是将来她也得了艾滋，就把那些臭男人一个一个找出来杀掉，自己再从长江大桥上凌空跳下。
我说，这个假设的结局固然壮烈，但仍旧是消极，我们应该有一个积极的归宿。有关归宿问题，晚晚说，她已不再奢望什么了，只想再做两年，攒一笔钱在武汉好点的地段盘一家服装店来经营，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她不愿意回家做农民，更不想做农民的媳妇，在这一点上自她迈出家门那一刻起就从未动摇过。但她又似是而非地开起玩笑来，说假如我现在回家种地，没准她会愿意陪我回去。我没理会她的玩笑，一本正经地说，两年时间太长了，夜长梦多，不如我们想想办法，只用一年时间挣两年的钱。晚晚说我是在痴人说梦。
两天后我想到了一个堪称绝妙和办法，连晚晚也为此拍手叫好起来。这是那段时间她对我的惟一一次赞赏。我的办法是让晚晚假扮大学生，这样价码便会翻上一番。我们随即行动起来，在街头巷尾寻找“办证”的牛皮癣广告。为了保证万无一失，需要办两个证，一是学生证，另一是学校办的身分证。在选择学校的时候我们犯起愁来，按道理说，办武大华科的证肯定吃香，可以漫天要价。但这样也容易被人追问不放，搞不好会暴露。学校太差也不行，行情不好。因为我们当时住得离中南政法最近，而中南政法又在武汉的重点高校里排行中等，不拔尖也不掉档次，挑来挑去最终选了它。接着是专业问题，考虑到晚晚高中时语文成绩不错，古文底子好，作文也写得漂亮，就选了中文系。
这样晚晚摇身一变，就成了中南政法中文系的一名大二学生。我去学校里抄了一份中文系大一全年和大二上学期的课程表让小表熟悉，告诉她像《***思想》《现代汉语》《中国文学史》等这一类的科目只需知道大体讲什么内容就行了，但那本《大学数学》要学得精细才行。因为一个大学生，不懂微积分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我本来准备用半个月时间教晚晚学完那本《大学数学》，但她上手特别快，学导数用了一天，不定积分用了一天，定积分再一天，就基本可以应付当年我所学的《高等数学I》的期末考试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晚晚没有考上大学真***有些不大合理。
为了不露一丝破绽，我还对晚晚的形象和装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这一切都以随和自然为奋斗目标。那几天我就像一个模特培训师，让晚晚在中南政法的校园里来来回回地走，观察她身上有哪些和政法女生不一样的地方，然后逐一纠正。经过仔细比较，我让晚晚在化妆时只描眉和唇，不要打眼影，而且唇不宜描得过深。还有就是头发要染回黑色，再挑出几缕来染成葡萄红色。最后，走路不要急匆匆，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像散步一样悠闲，让高跟鞋砸在地面上的声音听起来是一种享受。
十天后，一切完工。晚晚精通简易微积分，粗通中文系大一全年和大二上基本课程，走在政法校园里就是一名正牌的政法女生。为此，她提出应该出去吃顿饭庆祝一下，同时也算给我过生日。我这才记起，那天是农历九月二十，我要满二十三周岁了。想到年龄我有一些伤感，这么大人了，一事无成，前途又是一片渺茫。
晚上我们都喝醉了。我端起酒对晚晚说，干。于是就一起干。这样一杯接一杯，不醉才怪。我们相互扶着跌跌撞撞往回走，刚走出一段，我就被尿憋得不行，便推开了晚晚，转过身在马路上尿起来。晚晚蹲在我身后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她说，你晃来晃去地是在学领导题字吗？（高中时有一位领导来我校视查，应邀题字时就这副尊容）我说，好，我来给你题一句。我写的是：晚晚，I love you。晚晚说，这样大不敬写出来的东西，含义肯定是相反的。我只得重题：晚晚，I hate you。可是刚写到“hate”的“t”时，就尿完了。
我记不起后来我们是怎样回到小屋里的。当我清醒过来，天已经大亮了。我的头扎在了晚晚的怀里，被她紧紧搂着，我们俩就像两个半边括弧一样呈互补状睡了一夜。对于这样的睡姿，晚晚说她喜欢抱着枕头睡；而我，则喜欢把头扎到被子里睡。看来这个解释非常合理。可是晚晚却突然阴霾了脸色，问我这些天的折腾究竟为了什么。这大概可以说明女人是很情绪化的。
对此，我只好现身说法。我说，其实我们的处境极为相似。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特长，只在大学时期做过几年文青，所以可以写写小文章来挣点钱。晚晚也没有什么特长，只有长相还算可以，所以可以做这一行。依我们目前的资质，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倘若我想当作家，而晚晚去做演员，这都是不可能的。从本质上来说，我们的生存方式是相同的，都是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都在受着生活的压迫。这大概是我们注定要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方式。当然，“我们”可能不是我和晚晚，而是其它人。但关键是，“我们”是必定要存在的，这个世界早就为“我们”留下了位置。其实我也可以不做写手，而去街头摆摊；晚晚也可以不做**，而去饭店端盘子。可我们不肯这样。至于为什么不肯，理由仿佛非常明显，可深究起来，我们都无法说清楚。而我们所作的一切折腾，全都是为了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