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宋帝国三百年5:文功武治宋太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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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名臣·名流(5)

沈伦一直很清介,醇朴、谨慎。因为信佛,相信因果,曾经在盛夏之时坐在室中,任凭蚊虫叮咬。有照顾他的童仆拿着扇子来赶蚊子,他就将童仆斥退。沈伦期望用这种行为祈福。他在相位时,也曾赶上“岁饥”,闹饥荒,乡里人有向他借粮的,他都给予,最后的数目达到“千斛”。“斛”乃是容量单位,以前一斛十斗,约合今一百二十斤;宋时改为五斗,约合今六十斤。“千斛”,就是六万斤。这在宋代不是个小数目,对任何人家而言,都是一笔“财产”,但沈伦将粮食借出后,到了年底,把所有的借据都烧掉了。

但沈伦道义上有一事不免有“惭德”。

他还在不知名时,曾娶阎氏,无子。后又纳田氏生儿子沈继宗。等到他富贵时,原配阎氏觉得自己无子,有愧,就多次将朝廷封赏给她的封邑让给田氏。沈伦的做法是:答应了,并开始为田氏营建府邸,于是正式由田氏做了正室。

这件事,“搢绅非之”,当时的士大夫都认为沈伦不对。

我也认为沈伦不对,待阎氏不公。

广开言路与楚文王

宋琪则是另一类型的宰辅。

他本来是幽州蓟人,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后,此地属于契丹。契丹也开科举,宋琪举进士及第,曾经做契丹王子的侍读。契丹侵略中原,灭后晋,宋琪跟着,并留在了中原。后汉、后周,他都在做官,曾有辨别冤狱的记录。于是太祖时,提拔他为开封府推官,负责京师刑狱工作。当时太宗赵光义为开封尹。但太宗看到他与赵普等人过从甚密,那是结党营私的节奏,因此不喜欢他,就跟太祖说,将他从开封调走,到外地做官。一直到太宗践祚,还是不喜欢他,史称“抑琪久不得调”,压抑宋琪好久不得升调。

太平兴国三年(978),授宋琪为太子洗马,这是皇子的侍从文官。但太宗在给他职官之前,召见他,为他此前与人勾结朋党之事,批评了他。宋琪拜谢,愿意悔过自新。正在他一步步升迁时,又遭到卢多逊的抑制。卢多逊败,宋琪才得到机会。后来做到尚书,成为宰辅大臣。但太宗还是有点不放心他,就特意对他说:

“世之治乱,在赏当其功,罚当其罪,即无不治;谓为饰喜怒之具,即无不乱,卿等慎之。”世上的治理乱世乱局,在于赏罚分明,赏就应符合他的功,罚就应符合他的罪。这样,就没有不能大治的。假如将刑赏当作发泄自己喜怒的工具,那就没有不乱的。爱卿等人要慎之又慎。

但宋琪并不谨慎,他在“晋邸”时,就曾经因为“结党”,被当时的晋王赵光义鄙视,但还是不能改掉这类习惯。有一次,太宗很诚恳地对宋琪等人说:

“过去,帝王们大多因为居于九五之尊,颜色态度很严厉,弄得左右没有人敢说真话。朕与爱卿等在一起,一直很平易,尽量和缓颜色,商榷时事,就为能通达上下之情,不要有拥塞窒碍。爱卿等尽管直道而行,不要有所顾忌避讳。”太宗这一番话,事实上是期待言论自由之下的太平治世。

广开言路,这个国策,太宗一朝堪称一以贯之。

雍熙元年(984)九月,太宗对宋琪等人说:

“今岁西成,四方大稔,人民亦无疾疫,皆上天垂佑所致,当与卿等力行好事,以答天意。”

今年秋熟,四方都有丰收,人民也没有什么疾患疫情,这都是上天垂佑我们大宋所致。朕当与爱卿等做更多好事,来报答上天恩典。

然后说:“昔楚文王得茹黄之狗,苑路之矰,畋于云梦,三月不返。保申谏之,王引席伏地,申束箭五十,跪加王背者再,申趋出请死,王召而谢之,杀狗折矰,务治国事,并国三十九。朕观书至此,未尝不嗟赏数四,自古君臣,非道合何以及此。若君不信用,虽有直臣,亦无以行其道。”

太宗这话是一则比较偏僻的典故,补足前后语意和来龙去脉,大意如下:

过去,楚文王得到茹黄那地方的猎狗、苑路那地方的好箭,就到云梦去打猎,三个月都不回来。得到丹那个地方的美女,就沉湎在淫欲中,一年不理朝政。大臣保申劝谏他,说:“先王让我做太保,按规定,您这样表现应该受到鞭打。”楚王说:“我从小生在富贵中,请改变刑罚,不要鞭打我。”保申说:“我承受先王之命,不能废弃这个规定。”楚文王只好接受,趴在席子上,保申拿了五十支一束的箭(一说荆条),跪着放到楚王的后背上,几次这样。就算象征性的鞭打了。楚王说:“反正我也有了受鞭刑的名,还是真实地打我一顿吧。”保申说:“对君子,要使他内心感到羞耻,如果羞耻都不能改变,皮肉受苦又有何用?”说罢,匆匆离开王宫,自己流放到沼泽之地,并请求给他死罪。楚王说:“这是我的过错,保申有什么罪?”于是,楚王召回保申,杀了茹黄的猎狗,折断苑路的名箭,放走丹地的美女,改正了以前的过错。后来楚国兼并了三十九个国家,变得强大。这是保申极言劝谏才有的结果。朕读书至此,往往要叹息不已。自古君臣,如果不是以道相合,怎么能做到这样。如果君不能守信用,即使有直言之臣,也没有办法通行正道啊!

宋琪听后,为太宗的博学感到很惊讶,就说:

“这事,百年来,人君很少有知道的。如果不是陛下博览群书,哪能得到这种鉴戒。但是臣听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愿陛下勉励啊!”

这是宋琪最大胆的一次言说。

太宗认为他说得对。

但宋琪,偶然会有的那种鄙陋,暴露了他们庸人的一面,不仅与“敢以天下为己任”的赵普不同,即使与“清介醇谨”的薛相、李昉比较也有距离,甚至与沈伦比较,似也缺少一点信仰中的坚守。他看中了卢多逊的大宅子,就与同列柴禹锡串通,由柴禹锡向皇上吹风,要将卢宅转移给宋琪。广州那边转运使王延范试图“偏霸一方”的大案中,柴禹锡与宋琪也在为之辩护,让太宗不得不猜忌他们的“结党”行为。如果他们的“结党”如仁宗时的范仲淹为天下计,那将是另外一种性质。现在,为了一个远房的亲戚王延范,为了得到卢多逊的大宅子,就这样叽叽喳喳,确实有失大臣风范。

宋琪本来是燕人,对契丹形势很熟悉,他曾经给太宗上表,长篇大论讨论攻取契丹的谋略,有大而无当之处,也有切合实际之处,太宗曾有选择地采纳过他的意见。后来在攻取西夏时,他也有可取的意见贡献。

与薛相、李昉比较,沈伦、宋琪这两个宰辅少一点“大人”气象。

吕蒙正与太宗的博弈

吕蒙正,在宰辅中比较特殊。

他是正式科班出身,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朝头一场科举,他获进士第一,“释褐”授绶将作监丞,通判升州(今江苏南京)。

吕蒙正很顺利做到参知政事。最初,他的父亲好“内宠”,与妻子刘氏不睦,于是休了妻子,吕蒙正跟着母亲一块被扫地出门,生活很窘迫。但他像后来的范仲淹一样,越是困窘越是努力,终于一举中第,朝廷赐给府邸一座,于是接父亲母亲来住,但刘氏仍不与前夫来往,二人同堂异室,吕蒙正仍然恭谨伺候父母,没有怨言,直到吕蒙正父亲去世。

吕蒙正气量很大。参知政事是国务工作最有实权的宰辅职务,他第一次进入朝堂时,被朝士轻视,其中一人指着他说:“这小子也参政啊?”吕蒙正假装没听到走过去。同列人不能替他咽这口气,回头就问是谁这么大胆口吐狂言。吕蒙正急忙阻止他说:“不必不必。若果一旦知道此人姓名,恐怕终生不能忘。不如不知道为好。”此事传出,时人都很佩服他的气量。

太宗对这位新科状元有期待,对他说:

“凡士未达,见当世之务戾于理者,则怏怏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献可替否,当尽其所蕴,虽言未必尽中,亦当佥议而更之,俾协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一般士大夫还没有发达时,往往看到当世政务有悖于义理的地方,就内心不快;现在你已经位列朝臣,有机会可以批评时政哪些有益哪些有害,贡献有益于政制的意见,要尽所能有的智慧。即使某一个意见未必精当,也应当群策之际有所变更,使适用的意见有益于正道。朕是不会自恃地位崇高而让人不敢说话的。

不久,李昉罢相,吕蒙正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监修国史。这就从副总理往国务总理又迈进一步。在宰辅期间,吕蒙正为政重内涵,不重形式,务行宽大,有简易之风。这是宰辅的正经品质。因此不久就获得士林“重望”。吕蒙正也更以正道自持。他记住了太宗的一番嘱咐,遇事敢言,每一次议论时政,有不精允的地方,他一定要争论,要求趋于精允。太宗很欣赏他这种“无隐”的工作风格。赵普也欣赏他。

吕相的敢言,是薛相、李昉、沈伦、宋琪做不到的。

淳化年间,太宗检讨此前的历代征伐,有一番自我辩解的话头。他说:

“朕以前征讨北汉、契丹,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民除暴。如果我要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天下恐怕早就被战火烧光了。”

这番话说的是实情。如果战争一味求胜,不计一切代价,也许会有另外的战绩,但那样一来,天下恐怕就会出现杜甫《兵车行》中的场景:“……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如此“武功”,是太宗,乃至于大宋王朝十八帝都不愿意看到的风景。惜民力、重民生,是大宋与其他王朝比较,很突出的“特色”。

但吕蒙正还不满意,他进一步敲打皇上说:

“隋唐数十年间,四次征伐辽东,那时人没有法子承受王朝命令。隋炀帝乃至于全军覆没,唐太宗则自己都运送土木去攻城,最后还是没有法子成功。说起来,治国之要,在内修政事!做到这一点,则远人自会来归,国家也可以因此自然导致安静。”

显然,“修德以来远人”,也是吕蒙正的关键词。就此也可以判断,他是一个“主和派”。

有一次晚上张灯设宴,乘舆之外,士庶云集,都在看皇上。吕相与太宗在一起。太宗再一次对自己的文治武功有了飘飘然的自诩。他对吕相说:

“五代之际,生灵凋敝,丧亡太多。周太祖郭威,从河北南归,士庶都担心大军剽掠。那时候,下面是火灾,头顶则是彗星,看到的人都很恐怖。朕当时亲历那个乱世,以为不会有太平日子了。但现在朕亲揽庶政,到今天,已经做到万事粗粗理顺。朕就经常想,感恩上天的赐予,让我大宋如此繁盛。于是朕知道:治理乱世,在人。”

吕蒙正避席,一本正经回答:

“陛下现在看到的灯火辉煌,是因为陛下的车驾所在,士庶都聚集来看,所以繁盛如此。臣曾经在京师城外不几里地的地方,看到很多因为饥寒而死的百姓。所以‘繁盛’不一定都是这样。期望陛下能够看到近处也看到远处,这是苍生的幸运啊!”

太宗听到这一番话,变了脸色,什么话也不说。

吕相不慌不忙,泰然回到自己座位。

史称“同列多其直谅”,同列僚属们事后都称赞他的正直、诚信。

这一个故实,有意味的是“同列多其直谅”。大宋正在太宗一朝形成精英敢于同君权博弈,推演文明价值的倾向。乃至于这种倾向到了仁宗一朝,有了精英们越是被贬黜,越是光荣的风尚。大宋“敢言”,不仅仅是“胆儿大”的问题,而是价值认同的问题。精英们有了这种“民生为重”的理念,君王必得向此倾斜,否则就是“无道”,就要遭遇士大夫的“清议”批评。久之,以道义价值制衡君王权力的力量产生了。除非遇到“混不吝”式的痞子皇帝,否则但凡有一星一点价值敬畏之心,就不得不严肃对待这种来自于王朝精英的“道义价值制衡”。一般来讲,没有哪一个帝王敢于向“道义价值”挑战。这是传统中国,秩序治理方向上的一大隐秘力量。在现代政治哲学中,还没有足够的讲述理清这一隐秘力量。它在何时,以何方式,由什么人主持,推演这种隐秘力量?帝王为何在道义价值制衡模式下老老实实,不敢挑战?个中更隐秘的力量是什么?都需要更大篇幅来条分缕析。这是一篇思想史大论文。

吕相对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会一直坚持,在跟太宗的“博弈”中,不胜出不罢休。这个特点很像赵普对太祖。

不可夺之志

有一次,太宗要派遣人出使朔方,下旨告诉中书选人,要选那种可以负责做事的人。吕相提出了一个人选。太宗不许。第二天,太宗又问,吕相还是提这个人选。三问,吕相人选不变。太宗恼火,将他的奏章扔到地上,道:“一定要换人,你怎么这么执拗?”吕相答:“不是臣执拗,是陛下还不了解这个人。”然后又固执地推荐此人道:“这个人可以出使,其他人都不及他。臣不愿意用‘媚道’来随意地顺从君主之意,怕害了国家大事。”说罢,将举着的笏板错开,让出脸来,俯首,将奏章拾起,纳入怀中,徐徐而退。同列都屏住呼吸,替他害怕。太宗退朝后对左右说:“这老家伙的气量,我不如。”后来就用了吕相推荐的这个人,果然很称职。太宗对他这种“不可夺之志”很赞赏。

吕相也确有知人之明,为朝廷推举贤人不遗余力。

他有一次问自己的儿子:“我做了宰辅之后,外间对我有何议论?”儿子实话实说:“大人您做丞相,四方无事,蛮夷都向化本朝,很棒。但也有人说:吕相无能做事,朝中权力都被同僚们争去了。”吕相说:“我确无能,但有一能,善于用人而已。这才是真宰相应该做的事。”

吕相有个“夹袋”,就是一个小布囊,里面有一小册子,常常随身带着。遇到新结识的某某人,或遇到官员之间的替代,也即交接任免,他都要与人交谈,了解对方有何特殊才干,以及对方所在之地有何特殊人才。客人走后,他就马上记录在小册子上,人才在这个小册子上都有分类。等到朝廷有这类型人才需要,他就随时找出向皇上或百官推荐。

真宗朝时,他年老要求回到洛阳居住后,真宗曾两次到洛阳去看他。有一次还问他:“爱卿诸子哪个可以大用?”吕相回答:“诸子皆不可用。但有一个侄子吕夷简,正在出任颍州推官,这是一个宰相之才。”从此吕夷简浮出水面,在后来的日子里,吕夷简成为仁宗一朝重要的栋梁人才。

还有一个人,叫富言,是吕蒙正的门客。一天,富言对吕蒙正说:“有个小儿子十来岁,想让他进入书院,可以干个小活。”蒙正答应。等到见到这个孩子时,大吃一惊,道:“这个小家伙,他日名位跟我差不多,但是功勋会比我还大!”于是让富言的儿子跟着自己的几个儿子一块学习,供给很丰厚。富言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大宋名相富弼。

吕蒙正就是这样富有鉴别人才的能力。

吕相也有后来的名臣王安石的风采,对各类误解,基本不辩解。

吕相四故实

吕蒙正刚做宰相时,有个金部员外郎张绅,知蔡州,因为贪污事被免职。有不满意吕相的人就说:“张绅乃是西京洛阳的豪富,哪里肯接受赃物?那是吕蒙正还没有中进士时,曾经向张绅求资助,未能如意,所以现在因此而锻炼成一场冤狱。”太宗听说,就恢复了张绅的官职。但吕蒙正并不解释,任人去东说西说。不久他还因为这个原因而罢相,他也不申辩。正好赶上考课院这个审查部门得到了张绅过去事的实情,此人确有贪赃事,于是罢黜了他。而蒙正也再次复相。太宗对他说:“张绅果然是真的犯有贪赃事。”吕蒙正听了,给个耳朵而已,也不谢。

吕相故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