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宋帝国三百年5:文功武治宋太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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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名臣·名流(2)

有一天,他在府署中巡视,发现一个偏僻的房间,大门锁得很严实。他就命人将房门打开,发现里面存放着“金宝数十匮”,几十箱金宝,价值约数百万。原来,这是李煜时期,宫廷中的遗留物品,当初曹彬下金陵,没有清点过这批物资,时间久了,也就被人忘记。

这事,贾黄中不说,完全可以据为己有。但他当即上表,详细说清这批物资的来龙去脉、现存数量等等。太宗看到表章后,对左右说:

“非黄中廉恪,则亡国之宝,将污法而害人矣。”如果不是贾黄中这么廉洁,有操守,这些亡国之宝,就会玷污法度而害人啦!

于是赏赐给贾黄中金钱三十万。

贾黄中最优秀的事迹是奖掖后进,举荐人才。

雍熙二年(985),他知贡举,掌吏部人选。端拱初年,又加中书舍人,后来再典贡部。这期间,他从“寒俊”也即贫寒而优秀的士子中,选拔了不少人才。当他举荐这些人才,安排官职之后,回过头来再看他当初的推荐辞,确实精当。他看人准确,举荐妥当,这是对帝国最大的贡献。譬如,后来著名的大臣谢泌,是一个少年时期就好学,有志操的人物。贾黄中知宣州时,“一见奇之”,一见之下就暗自称奇。谢泌后来的成功,与贾黄中的推举延誉有关。另一个名相吕端,未出名时,就被贾黄中所欣赏、尊重。皇上要让吕端出镇襄阳时,贾黄中不同意,努力推荐他做朝官,于是吕端进入中枢,先成为枢密直学士,最后做到了参知政事,副总理。

古人有句:“不露文章世已惊”,谢泌、吕端,自是人中龙凤,有不凡不俗气质,但贾黄中先生的荐举为他们的龙门一跳创造了极大机缘。故古人有言:“贤者贤,荐贤者尤贤”。贾先生当得。

他举荐人才之后,从不自我表功,当世很多人都因为他的举荐而登上名位,但很少有人知道是他推荐的结果,史称“当世文行之士,多黄中所荐引,而未尝言,人莫之知也”。

贾黄中也有一个弱点:有时缺少一点决断精神。对有些决定,他畏慎得有点过头,做参知政事时,有些文件留在中书,迟迟不能决断。这就等于没有建树,还耽误事,因此,时论对他不很欣赏。

史称贾黄中“端谨,能守家法,廉白无私”,为人端正谨慎,能守住祖宗家法,也即朝廷制度,清廉无私。在翰林时,太宗召见他,问他时政得失,贾黄中只说:“臣职典书诏,思不出位,军国政事,非臣所知。”臣的工作主要是执掌秘书,草拟制书诏令,所有思虑不出所在位置。因此,军国政治大事,不是臣应该知道的。这种态度,也是臣子一格,因此太宗更加懂他,也更加重视他,认为此人确实“谨厚”。但另一方面,太宗也希望大臣能有更大作为。

贾黄中出知澶州时,已经患病很严重。太宗关心他,就让他回到汴梁到朝廷上班。当初,他到澶州之前,循例来宫中向太宗辞行,太宗像朋友一样提醒他:“夫小心翼翼,君臣皆当然;若太过,则失大臣之体。”做事谨慎,小心翼翼,为君、为臣,都该如此;但是太过,作为臣子来说,就失去了“大臣”之体。显然,这话是说给他听的,也是说给其他大臣听的。

“大臣”,不是官儿做得大就叫“大臣”,在传统语境中,“大臣”是指那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甘以天下为己任,有担当有决断的官员士大夫。春秋时期的人认为:“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大节”,国家所谓“大臣”,因为国家信任、俸禄很高,所以很有荣誉,同时能够担任国家大事。历来明君明臣都认为“得大臣体”是一种至高褒扬。太宗对“大臣”有期待,不希望有作为的臣子不去作为。

宇宙小,一身大

与太宗赵炅一样,贾黄中也有“悯农”情怀。

淳化四年(993),秋,连续几个月阴雨连绵,很多房屋都被雨水泡坏。太宗认为这事阴阳不调。而宰辅之职,哲学一点的说法就是“燮理阴阳”。这个说法意味着:天灾与人祸相连,如果治理人间无祸乱,天象也祥和,不会有灾异;反之,天降灾异,必因人间灾祸而起。太宗在大雨中,已经了解到各地有“饿殍”出现,于是责备宰辅李昉与副宰相贾黄中、李沆说:

“你们接受那么多俸禄,可知野有饿殍吗?”

李昉等人羞惭而又恐惧。出来后,贾黄中对人说:

“当时但觉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耳!”

大宋君臣,对民生苦难,有担当。这种羞耻心是最接近圣贤气象的地方。

贾黄中从澶州回来后,太宗已经开始建立储宫,也即为太子建府邸。这样就需要选择“大臣”中有德有望的人物来做太子宾友,贾黄中本来也在这个名单中,但因为他病情较重,改为李至、李沆。但太宗知道他的为人,就改任贾黄中为礼部侍郎,兼任秘书监。后者是秘书办公室主任的工作,可以接触到很多宫中典藏图文书籍。这正是贾黄中喜爱的——他一生喜爱读书,史称“素嗜文籍”,所以进入内阁,他很欣慰。

淳化年间,贾黄中曾拜相,出任给事中、参知政事。太宗还召见了他的母亲王氏,赐座后,对老人家说:“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你能教育出这个优秀的儿子,真有昔孟母的风采啊!说罢,还作诗送给王氏,另外赏赐也很丰厚。但太宗事后对侍臣说:“朕尝念其母有贤德,七十余年未觉老,每与之语,甚明敏。黄中终日忧畏,必先其母老矣。”朕看着贾黄中的母亲一直有贤德,身体还很好,七十多岁了,不显老。我每次跟贾母说话,都觉得她很明白很敏锐。但贾黄中则总是忧心忡忡的样子,弄不好他要走在贾母的前面。

结果,第二年,贾黄中就病逝了,而贾母“尚无恙”,还没有任何疾病。太宗很忧伤,知道贾黄中一向清廉,家中并不富有,于是赠礼部尚书之外,另赐钱三十万。等到葬事完毕,又召见他的母亲王氏,再赐白金三百两。还对王氏说:“勿以诸孙为念,朕当不忘也。”不要为你的孙儿们担忧,朕不会忘记他们。

《宋史》中,贾黄中与名臣李昉、吕蒙正、张齐贤同《传》,史称“四臣”。李昉为人毁谤时并不与之计较;吕蒙正被人污蔑时并不辩论;张齐贤被同列牵连并不解释;这些,与贾黄中多次荐引他人而不自居其功,是同样的品德。《宋史》中盛赞了“四臣”的这种君子人格,认为有圣明的君主才有贤明的臣子;正因为有了贤明的臣子才足以辅佐圣明的君主。这样的明臣顺应时代,道德高尚,与太宗一起,由修身明德而造就“承平之治”,“可谓君臣各尽其道”。这是传统军政治理中,很动人的风景。

人民,本也,疆土,末也

张齐贤,可能是大宋历史上最难于理解也是性格最丰富的一个人物。

说清张齐贤,要先看看他给太宗的“主和”上疏。

太平兴国五年(980),太宗“高梁河之战”失败后,朝臣中很多人还想“速取幽蓟”,张齐贤反对,他说:

圣人举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由戎狄,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蓄力养锐,以逸自处,宁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赵也。所谓择卒不如择将,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则边鄙宁,辇运减,河北之民获休息矣。然后务农积谷以实边用。敌人之心,固亦择利避害,安肯投诸死地而为寇哉!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土,角强弱之势而已!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尧、舜之道无他,在乎安民而利之尔。民既安利,内安本固,则远人敛衽而至。陛下爱民人、利天下之心,真尧、舜也。臣虑群臣多以纤微之利,克下之术,侵苦穷民,以为功能。至于生民疾苦,见之如不见,闻之如不闻,敛怨速尤,无大于此。伏望审择通儒,分路采访两浙、江南、荆湖、西川、岭南、河东,凡伪命日赋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赋税课利通济,可经久而行,为圣朝定法,除去旧弊;诸州有不便于民者,委长吏闻奏,使天下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以德怀远,以惠利民,则契丹不足吞,燕蓟不足取也!

这一段文字说尽后来“主和”意见的义理。各种史料记载原文略有不同,我略为之整理补纳,疏通其大意是:

圣人做大事,不动则已,动就要考虑周全。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自古以来,不得已诉诸疆场的种种灾难,不一定都是由异族导致,很多也是驻守边疆的官吏自生边衅所致。如果沿边要塞的将军任命得人,只需要修缮城防,高墙深沟,积蓄力量,养育锐气,以逸待劳,从容自处,不去侵扰敌人,宁肯敌人来侵扰我——这就是战国李牧之所以在赵国大破匈奴的功用。这就是所谓“择卒不如择将,任力不如任人”。这样,则边境安宁,转运减省,河北一带的士庶能够休养生息了。然后,积极务农,储存粮谷,以此可以充实守边之用。敌人的心也是人心,他们也会趋利避害,哪里肯心甘情愿趋赴死地来做寇盗呢?我听说统御宇宙者,以天下为心,岂肯争夺尺寸之地,角力强弱之势呢?所以说圣人做事首先务本,而后关注枝节,这就是先安定内部,以此来教化夷狄。人民,就是根本;疆土,就是枝节。从五帝三王以来,没有不先注重根本的。尧舜之道没有别的,主要在于安民、利民而已。人民安利,内部之本就坚固,夷狄就定会恭敬前来朝贡。陛下爱民人、利天下之心,真是尧舜在世。但臣担心群臣会为了微小的个人利益,施行苛刻下民的盘剥之术,以侵犯穷苦百姓为功为能。以至于民生疾苦,看到了就像没有看到,听到了就像没有听到。招惹怨恨、导致过错,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恳望陛下审慎地选择有通识的大儒,分路采访过去吴越盘踞的两浙、李唐盘踞的江南、武平盘踞的荆湖、孟昶盘踞的西川、刘盘踞的岭南、北汉盘踞的河东,看看他们过去都有哪些赋敛苛刻沉重的制度规定,以圣贤之意为根本,将其改正过来,并因此而行利民之道,使国家赋税有定额,可融通调剂四方之用,可经久而行,这是为圣明的天朝立法,除去旧日的弊端。而各州郡有哪些不便于民生的旧式章程,可以委托有道义的地方官员直接向朝廷汇报,也要将其改正过来。这样,天下都知道陛下仁爱之心,普受陛下仁德之惠。用仁德来怀柔远方,用利益来惠泽人民,大宋能做到这个分儿上,吞灭契丹、收复燕蓟,实在不是什么难事了。

不仅如此,张齐贤这一番话事实上还另有深意。

原来,张齐贤在“高梁河之战”后似乎是“主和”派,但在后来的“岐沟关之战”前,他又是“主战”派。结果他“主战”的“岐沟关之战”大败,太宗很羞愧,对张齐贤说:“你看着,你看我以后还干这种事吗!”张齐贤更羞愧,几乎无地自容。

这个令人不解的矛盾,其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张齐贤,在我看来几乎称得上是太宗朝绝顶聪明的智者、志士。他为何会有此前后不一的陈言?这不是“反复”小人的做派吗?

王夫之先生看出了个中门道。

概括王夫之《宋论》中的意见就是:

张齐贤事实上是“主战”派,这就是他在后来的岐沟关之战中赞同北伐的原因。但他看到太宗时代实在是无像样的将帅,如此,出征必败,所以主张暂缓征伐。但契丹得到燕云十六州,时间越长对大宋越是不利,因为契丹得其地,更知道大宋有收复之意,所以非常警觉,日夜修缮城防,边地日益巩固;契丹得其人,时间越久,当地士庶回归中原的意识也就越是淡漠。到岐沟关之战时,其地其人已经沦陷近五十年,故老还在的,不足百分之一,更多人则食用契丹之俸禄、耕种熟悉之土地,渐渐为契丹同化。当地人已经开始视中原为“绝域”,太过于遥远的隔绝之地;视衣冠为“桎梏”,不愿意承受束缚之礼。这样,沦陷区士庶之心已经渐渐开始忠诚于契丹而不再忠诚于大宋。如此,则山前山后,永无可以收复之期了。所以,有志之士,急切地争取早一点恢复汉唐旧疆,还在担心已经迟暮,哪里还忍心继续等待呢?太宗使用的曹彬、潘美将帅,也都不是张齐贤心目中的名将,与战国李牧比,他们还差得太远。但现状如此,张齐贤也只好姑且听之,长久蕴蓄在内心的收复之志,不得不“降志”,降低自己的期待和意志,姑且顺从这个安排吧!张齐贤为何在瓦桥关战役后反对太宗北伐?为何又在岐沟关战役前赞同北伐?这种前后矛盾并非是张齐贤主张的摇摆,更不是反复多变,实在是因为他知道无可以统帅之将,但又不能一时一刻忘掉幽燕之耻啊!但有志于恢复汉唐旧疆的名士,胜利不足以得意,失败也不足以沮丧,这就是为什么岐沟关战败之后,张齐贤独守代州而有捷报。与那些怯懦的臣子们在一起,张齐贤实在无能改变他们,只好孤独地出头,独当一面,“少寄其磊砢之壮志而已”,稍稍以此一战之捷寄托其磊落不平的壮志。据此可以知道,张齐贤始终以收复为心,而不是游移多变、没有定力的人物。太宗也深深地知道他有忧国之诚,但也实在是因为藩镇割据以来“阴谋拥戴”的祸患太重太深,不得不疑忌将帅,不能消除这种私念,所以在控驭武将时,不期望他们坐大;武将们也深知太宗之情,故一力躲避大的战功、推卸大的军权。由张齐贤的前后矛盾之言,察看言论背后深不可测的隐情,君子实在认为张齐贤这种作为,是一大悲剧啊!

《续资治通鉴长编》说到张齐贤这个上疏,有评论道:

齐贤之论,其知本矣。然齐贤徒知契丹未可伐,而不知燕蓟在所当取。岂惟齐贤不之知,虽赵普、田锡、王禹偁亦不之知也。

张齐贤的议论,可以说是“知本”之论了。但张齐贤也仅仅知道契丹不可以讨伐,却不知道燕蓟必须要收复。太宗时,又岂止张齐贤不知道此理,就是赵普、田锡、王禹偁等人也不知道啊!

按这评论的意见,张齐贤不过是为“主和”而“主和”。显然,此论并非知人论世,还远没有洞悉张齐贤内心的隐衷和苦衷,更无法理解张齐贤“智慧的痛苦”。与王夫之的精彩评论比,二者见识,高低顿现。理解人物很难;理解智者更难;理解大贤尤难。看懂史上智者、大贤,须别具只眼。

偶像李大亮

张齐贤几乎算得上一个传奇人物。

他是跟着哥哥学习儒学经典的,后来的滕公,也即向拱的老师,滕秀才,也对他有提携之功。他在贫困中长成后,逐渐有了四方之志,与友朋们论及时事,往往慷慨激昂,陈述意见,很有远略。史称“孤贫力学,有远志”,“议论慷慨,有大略”。

像很多年轻人一样,他少时也有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是唐代的李大亮。

李大亮乃是大唐一等一的开国功臣。他的文武才略在很年轻时就已经显露出来,而且气场强大,在一堆人中,他最显眼。当初他曾与瓦岗军作战被捕,瓦岗军有一大将张弼,一见之下“异之”,当即认为此人不简单,于是杀了跟他一起被俘的一百来人,独独留下了他。俩人一番长谈之后,成为莫逆之交,成为一生的朋友。以至于后来李大亮富贵了,还在到处找张弼。但张弼也是人物,不想麻烦人,就总是躲着李大亮。过了很久,李大亮在街上认出了他,抓住他胳膊就大哭起来,说要将自己的财产全部赠送给他。张弼不受,李大亮就奏明唐太宗李世民,说自己之所以能为大唐立功,主要就是因为张弼当年有过不杀之恩,表示要把自己的官爵俸禄全都转赠给他。唐太宗就封赏了张弼。

李大亮还对民生问题很关注,对战后逃荒的难民,他都有周到安排,官财不够用时,他就卖掉自己的坐骑,资助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