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他在府署中巡视，发现一个偏僻的房间，大门锁得很严实。他就命人将房门打开，发现里面存放着“金宝数十匮”，几十箱金宝，价值约数百万。原来，这是李煜时期，宫廷中的遗留物品，当初曹彬下金陵，没有清点过这批物资，时间久了，也就被人忘记。
这事，贾黄中不说，完全可以据为己有。但他当即上表，详细说清这批物资的来龙去脉、现存数量等等。太宗看到表章后，对左右说：
“非黄中廉恪，则亡国之宝，将污法而害人矣。”如果不是贾黄中这么廉洁，有操守，这些亡国之宝，就会玷污法度而害人啦！
于是赏赐给贾黄中金钱三十万。
贾黄中最优秀的事迹是奖掖后进，举荐人才。
雍熙二年（985），他知贡举，掌吏部人选。端拱初年，又加中书舍人，后来再典贡部。这期间，他从“寒俊”也即贫寒而优秀的士子中，选拔了不少人才。当他举荐这些人才，安排官职之后，回过头来再看他当初的推荐辞，确实精当。他看人准确，举荐妥当，这是对帝国最大的贡献。譬如，后来著名的大臣谢泌，是一个少年时期就好学，有志操的人物。贾黄中知宣州时，“一见奇之”，一见之下就暗自称奇。谢泌后来的成功，与贾黄中的推举延誉有关。另一个名相吕端，未出名时，就被贾黄中所欣赏、尊重。皇上要让吕端出镇襄阳时，贾黄中不同意，努力推荐他做朝官，于是吕端进入中枢，先成为枢密直学士，最后做到了参知政事，副总理。
古人有句：“不露文章世已惊”，谢泌、吕端，自是人中龙凤，有不凡不俗气质，但贾黄中先生的荐举为他们的龙门一跳创造了极大机缘。故古人有言：“贤者贤，荐贤者尤贤”。贾先生当得。
他举荐人才之后，从不自我表功，当世很多人都因为他的举荐而登上名位，但很少有人知道是他推荐的结果，史称“当世文行之士，多黄中所荐引，而未尝言，人莫之知也”。
贾黄中也有一个弱点：有时缺少一点决断精神。对有些决定，他畏慎得有点过头，做参知政事时，有些文件留在中书，迟迟不能决断。这就等于没有建树，还耽误事，因此，时论对他不很欣赏。
史称贾黄中“端谨，能守家法，廉白无私”，为人端正谨慎，能守住祖宗家法，也即朝廷制度，清廉无私。在翰林时，太宗召见他，问他时政得失，贾黄中只说：“臣职典书诏，思不出位，军国政事，非臣所知。”臣的工作主要是执掌秘书，草拟制书诏令，所有思虑不出所在位置。因此，军国政治大事，不是臣应该知道的。这种态度，也是臣子一格，因此太宗更加懂他，也更加重视他，认为此人确实“谨厚”。但另一方面，太宗也希望大臣能有更大作为。
贾黄中出知澶州时，已经患病很严重。太宗关心他，就让他回到汴梁到朝廷上班。当初，他到澶州之前，循例来宫中向太宗辞行，太宗像朋友一样提醒他：“夫小心翼翼，君臣皆当然；若太过，则失大臣之体。”做事谨慎，小心翼翼，为君、为臣，都该如此；但是太过，作为臣子来说，就失去了“大臣”之体。显然，这话是说给他听的，也是说给其他大臣听的。
“大臣”，不是官儿做得大就叫“大臣”，在传统语境中，“大臣”是指那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甘以天下为己任，有担当有决断的官员士大夫。春秋时期的人认为：“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大节”，国家所谓“大臣”，因为国家信任、俸禄很高，所以很有荣誉，同时能够担任国家大事。历来明君明臣都认为“得大臣体”是一种至高褒扬。太宗对“大臣”有期待，不希望有作为的臣子不去作为。
宇宙小，一身大
与太宗赵炅一样，贾黄中也有“悯农”情怀。
淳化四年（993），秋，连续几个月阴雨连绵，很多房屋都被雨水泡坏。太宗认为这事阴阳不调。而宰辅之职，哲学一点的说法就是“燮理阴阳”。这个说法意味着：天灾与人祸相连，如果治理人间无祸乱，天象也祥和，不会有灾异；反之，天降灾异，必因人间灾祸而起。太宗在大雨中，已经了解到各地有“饿殍”出现，于是责备宰辅李昉与副宰相贾黄中、李沆说：
“你们接受那么多俸禄，可知野有饿殍吗？”
李昉等人羞惭而又恐惧。出来后，贾黄中对人说：
“当时但觉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耳！”
大宋君臣，对民生苦难，有担当。这种羞耻心是最接近圣贤气象的地方。
贾黄中从澶州回来后，太宗已经开始建立储宫，也即为太子建府邸。这样就需要选择“大臣”中有德有望的人物来做太子宾友，贾黄中本来也在这个名单中，但因为他病情较重，改为李至、李沆。但太宗知道他的为人，就改任贾黄中为礼部侍郎，兼任秘书监。后者是秘书办公室主任的工作，可以接触到很多宫中典藏图文书籍。这正是贾黄中喜爱的——他一生喜爱读书，史称“素嗜文籍”，所以进入内阁，他很欣慰。
淳化年间，贾黄中曾拜相，出任给事中、参知政事。太宗还召见了他的母亲王氏，赐座后，对老人家说：“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你能教育出这个优秀的儿子，真有昔孟母的风采啊！说罢，还作诗送给王氏，另外赏赐也很丰厚。但太宗事后对侍臣说：“朕尝念其母有贤德，七十余年未觉老，每与之语，甚明敏。黄中终日忧畏，必先其母老矣。”朕看着贾黄中的母亲一直有贤德，身体还很好，七十多岁了，不显老。我每次跟贾母说话，都觉得她很明白很敏锐。但贾黄中则总是忧心忡忡的样子，弄不好他要走在贾母的前面。
结果，第二年，贾黄中就病逝了，而贾母“尚无恙”，还没有任何疾病。太宗很忧伤，知道贾黄中一向清廉，家中并不富有，于是赠礼部尚书之外，另赐钱三十万。等到葬事完毕，又召见他的母亲王氏，再赐白金三百两。还对王氏说：“勿以诸孙为念，朕当不忘也。”不要为你的孙儿们担忧，朕不会忘记他们。
《宋史》中，贾黄中与名臣李昉、吕蒙正、张齐贤同《传》，史称“四臣”。李昉为人毁谤时并不与之计较；吕蒙正被人污蔑时并不辩论；张齐贤被同列牵连并不解释；这些，与贾黄中多次荐引他人而不自居其功，是同样的品德。《宋史》中盛赞了“四臣”的这种君子人格，认为有圣明的君主才有贤明的臣子；正因为有了贤明的臣子才足以辅佐圣明的君主。这样的明臣顺应时代，道德高尚，与太宗一起，由修身明德而造就“承平之治”，“可谓君臣各尽其道”。这是传统军政治理中，很动人的风景。
人民，本也，疆土，末也
张齐贤，可能是大宋历史上最难于理解也是性格最丰富的一个人物。
说清张齐贤，要先看看他给太宗的“主和”上疏。
太平兴国五年（980），太宗“高梁河之战”失败后，朝臣中很多人还想“速取幽蓟”，张齐贤反对，他说：
圣人举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由戎狄，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蓄力养锐，以逸自处，宁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赵也。所谓择卒不如择将，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则边鄙宁，辇运减，河北之民获休息矣。然后务农积谷以实边用。敌人之心，固亦择利避害，安肯投诸死地而为寇哉！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土，角强弱之势而已！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尧、舜之道无他，在乎安民而利之尔。民既安利，内安本固，则远人敛衽而至。陛下爱民人、利天下之心，真尧、舜也。臣虑群臣多以纤微之利，克下之术，侵苦穷民，以为功能。至于生民疾苦，见之如不见，闻之如不闻，敛怨速尤，无大于此。伏望审择通儒，分路采访两浙、江南、荆湖、西川、岭南、河东，凡伪命日赋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赋税课利通济，可经久而行，为圣朝定法，除去旧弊；诸州有不便于民者，委长吏闻奏，使天下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以德怀远，以惠利民，则契丹不足吞，燕蓟不足取也！
这一段文字说尽后来“主和”意见的义理。各种史料记载原文略有不同，我略为之整理补纳，疏通其大意是：
圣人做大事，不动则已，动就要考虑周全。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自古以来，不得已诉诸疆场的种种灾难，不一定都是由异族导致，很多也是驻守边疆的官吏自生边衅所致。如果沿边要塞的将军任命得人，只需要修缮城防，高墙深沟，积蓄力量，养育锐气，以逸待劳，从容自处，不去侵扰敌人，宁肯敌人来侵扰我——这就是战国李牧之所以在赵国大破匈奴的功用。这就是所谓“择卒不如择将，任力不如任人”。这样，则边境安宁，转运减省，河北一带的士庶能够休养生息了。然后，积极务农，储存粮谷，以此可以充实守边之用。敌人的心也是人心，他们也会趋利避害，哪里肯心甘情愿趋赴死地来做寇盗呢？我听说统御宇宙者，以天下为心，岂肯争夺尺寸之地，角力强弱之势呢？所以说圣人做事首先务本，而后关注枝节，这就是先安定内部，以此来教化夷狄。人民，就是根本；疆土，就是枝节。从五帝三王以来，没有不先注重根本的。尧舜之道没有别的，主要在于安民、利民而已。人民安利，内部之本就坚固，夷狄就定会恭敬前来朝贡。陛下爱民人、利天下之心，真是尧舜在世。但臣担心群臣会为了微小的个人利益，施行苛刻下民的盘剥之术，以侵犯穷苦百姓为功为能。以至于民生疾苦，看到了就像没有看到，听到了就像没有听到。招惹怨恨、导致过错，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恳望陛下审慎地选择有通识的大儒，分路采访过去吴越盘踞的两浙、李唐盘踞的江南、武平盘踞的荆湖、孟昶盘踞的西川、刘盘踞的岭南、北汉盘踞的河东，看看他们过去都有哪些赋敛苛刻沉重的制度规定，以圣贤之意为根本，将其改正过来，并因此而行利民之道，使国家赋税有定额，可融通调剂四方之用，可经久而行，这是为圣明的天朝立法，除去旧日的弊端。而各州郡有哪些不便于民生的旧式章程，可以委托有道义的地方官员直接向朝廷汇报，也要将其改正过来。这样，天下都知道陛下仁爱之心，普受陛下仁德之惠。用仁德来怀柔远方，用利益来惠泽人民，大宋能做到这个分儿上，吞灭契丹、收复燕蓟，实在不是什么难事了。
不仅如此，张齐贤这一番话事实上还另有深意。
原来，张齐贤在“高梁河之战”后似乎是“主和”派，但在后来的“岐沟关之战”前，他又是“主战”派。结果他“主战”的“岐沟关之战”大败，太宗很羞愧，对张齐贤说：“你看着，你看我以后还干这种事吗！”张齐贤更羞愧，几乎无地自容。
这个令人不解的矛盾，其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张齐贤，在我看来几乎称得上是太宗朝绝顶聪明的智者、志士。他为何会有此前后不一的陈言？这不是“反复”小人的做派吗？
王夫之先生看出了个中门道。
概括王夫之《宋论》中的意见就是：
张齐贤事实上是“主战”派，这就是他在后来的岐沟关之战中赞同北伐的原因。但他看到太宗时代实在是无像样的将帅，如此，出征必败，所以主张暂缓征伐。但契丹得到燕云十六州，时间越长对大宋越是不利，因为契丹得其地，更知道大宋有收复之意，所以非常警觉，日夜修缮城防，边地日益巩固；契丹得其人，时间越久，当地士庶回归中原的意识也就越是淡漠。到岐沟关之战时，其地其人已经沦陷近五十年，故老还在的，不足百分之一，更多人则食用契丹之俸禄、耕种熟悉之土地，渐渐为契丹同化。当地人已经开始视中原为“绝域”，太过于遥远的隔绝之地；视衣冠为“桎梏”，不愿意承受束缚之礼。这样，沦陷区士庶之心已经渐渐开始忠诚于契丹而不再忠诚于大宋。如此，则山前山后，永无可以收复之期了。所以，有志之士，急切地争取早一点恢复汉唐旧疆，还在担心已经迟暮，哪里还忍心继续等待呢？太宗使用的曹彬、潘美将帅，也都不是张齐贤心目中的名将，与战国李牧比，他们还差得太远。但现状如此，张齐贤也只好姑且听之，长久蕴蓄在内心的收复之志，不得不“降志”，降低自己的期待和意志，姑且顺从这个安排吧！张齐贤为何在瓦桥关战役后反对太宗北伐？为何又在岐沟关战役前赞同北伐？这种前后矛盾并非是张齐贤主张的摇摆，更不是反复多变，实在是因为他知道无可以统帅之将，但又不能一时一刻忘掉幽燕之耻啊！但有志于恢复汉唐旧疆的名士，胜利不足以得意，失败也不足以沮丧，这就是为什么岐沟关战败之后，张齐贤独守代州而有捷报。与那些怯懦的臣子们在一起，张齐贤实在无能改变他们，只好孤独地出头，独当一面，“少寄其磊砢之壮志而已”，稍稍以此一战之捷寄托其磊落不平的壮志。据此可以知道，张齐贤始终以收复为心，而不是游移多变、没有定力的人物。太宗也深深地知道他有忧国之诚，但也实在是因为藩镇割据以来“阴谋拥戴”的祸患太重太深，不得不疑忌将帅，不能消除这种私念，所以在控驭武将时，不期望他们坐大；武将们也深知太宗之情，故一力躲避大的战功、推卸大的军权。由张齐贤的前后矛盾之言，察看言论背后深不可测的隐情，君子实在认为张齐贤这种作为，是一大悲剧啊！
《续资治通鉴长编》说到张齐贤这个上疏，有评论道：
齐贤之论，其知本矣。然齐贤徒知契丹未可伐，而不知燕蓟在所当取。岂惟齐贤不之知，虽赵普、田锡、王禹偁亦不之知也。
张齐贤的议论，可以说是“知本”之论了。但张齐贤也仅仅知道契丹不可以讨伐，却不知道燕蓟必须要收复。太宗时，又岂止张齐贤不知道此理，就是赵普、田锡、王禹偁等人也不知道啊！
按这评论的意见，张齐贤不过是为“主和”而“主和”。显然，此论并非知人论世，还远没有洞悉张齐贤内心的隐衷和苦衷，更无法理解张齐贤“智慧的痛苦”。与王夫之的精彩评论比，二者见识，高低顿现。理解人物很难；理解智者更难；理解大贤尤难。看懂史上智者、大贤，须别具只眼。
偶像李大亮
张齐贤几乎算得上一个传奇人物。
他是跟着哥哥学习儒学经典的，后来的滕公，也即向拱的老师，滕秀才，也对他有提携之功。他在贫困中长成后，逐渐有了四方之志，与友朋们论及时事，往往慷慨激昂，陈述意见，很有远略。史称“孤贫力学，有远志”，“议论慷慨，有大略”。
像很多年轻人一样，他少时也有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是唐代的李大亮。
李大亮乃是大唐一等一的开国功臣。他的文武才略在很年轻时就已经显露出来，而且气场强大，在一堆人中，他最显眼。当初他曾与瓦岗军作战被捕，瓦岗军有一大将张弼，一见之下“异之”，当即认为此人不简单，于是杀了跟他一起被俘的一百来人，独独留下了他。俩人一番长谈之后，成为莫逆之交，成为一生的朋友。以至于后来李大亮富贵了，还在到处找张弼。但张弼也是人物，不想麻烦人，就总是躲着李大亮。过了很久，李大亮在街上认出了他，抓住他胳膊就大哭起来，说要将自己的财产全部赠送给他。张弼不受，李大亮就奏明唐太宗李世民，说自己之所以能为大唐立功，主要就是因为张弼当年有过不杀之恩，表示要把自己的官爵俸禄全都转赠给他。唐太宗就封赏了张弼。
李大亮还对民生问题很关注，对战后逃荒的难民，他都有周到安排，官财不够用时，他就卖掉自己的坐骑，资助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