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是远去的尘埃和书本上硬邦邦的文字，而是富有感情的偏见。历史更不是眼前的苟且，而是曾经的诗与远方。
史学家，只需貌似的理性而客观。只要史官是自家的史官（谁的历史谁的人撰写），历史便成了自家的历史。历史从来不需要客观，史学家即便理性，不过与史料邂逅一场。如果历史是百姓的历史，历史更不能由百姓书写，这个问题任性而蛮横，不求证也罢。（“百姓”一词于战国之前，指贵族；战国之后，指平民；而今，多指国民。）虽说历史不能够假设，但假设的历史也是历史，可以填补空白，可以美化整体；偶尔一场口水战，说明假设不够“狐假虎威”，要么使其成名，要么使其隐遁；不过在这些假设里不乏有价值的史料和史学家的论证。
历史原本是“在山泉水清”，经过史官的手便“出山泉水浊”，然后经过众人的传唱演绎和史学家的解读，重则被大刀阔斧地整容，轻则被明目张胆地PS，若有居心叵测者使其沦为“史妖”也未可知。即便正史有整容或PS的痕迹，但这都是为了美，所谓“爱美之心，史皆有之”，起码还是正能量；如果说整容和PS有臭美和虚伪之嫌，稗官野史简直是丧心病狂的变态和重口味。正史史官撰写历史，好比路透社约稿，客观而严谨，纵使出现溢美之词，亦是锦上添花，大美之美。野史书写，好比狗仔队偷拍女明星的裙底，越是清晰，反倒越恶心。
不过我们从来不追求清晰，毕竟我们近视了几千年，模糊惯了。真相，往往不重要，重要的是看真相的心态；心态平衡，即便不是真相，也能够穿云透雾，看到诗与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