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上悬挂着一轮明月。
我的酒吧生意冷清，我得以悠闲地看报纸，只有一个金发女人，她喝着伏特加酒，忧郁地对着吧台后面的镜子，好像希望镜中的影像不是自己一样。
大约半夜时，进来一个男子，他走到一把凳子前坐下，要了一杯加冰的威士忌。他大约三十岁，身材高大结实，头发乌黑，长着一张开朗的脸。桶里的冰有点结在一起了，我用冰锥刺开，然后把锥子放在吧台上，给他倒了酒，双手抱胸，靠着吧台休息。
那人指着冰锥说：“拿开这个玩意。”
我把冰锥放到下面。
“对不起，”他说，“我心里很反感这个玩意，我一看见它就神经紧张。”
他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他有心事，想找个人发泄出来。我意识到，不管我有没有兴趣，他都是要说的。
“那只是个冰锥啊！”我说。
“对于你可能如此，对我就不同了。”他说，指指空酒杯。
我给他倒满酒。我向来对顾客很温顺，我说：“这话很新鲜。”
他咧嘴笑笑说：“也许你不想听。”
我指指差不多空着的酒吧，说：“没有关系，对于倾听，我很乐意的。”
“你相信运气吗？”
金发女人突然大笑起来，她说：“我相信，三个月来，我的运气坏极了！”
“真为你遗憾，”那人说，“过去我信，但我买了这个东西之后，我就不信了。”他从口袋里把一个玉做的小佛像掏出来，放在吧台上。小佛像刻得很精致，一只手就可以握住。
“啊，”女人叫起来，“真是太可爱了。”说着，伸手去拿。他把她的手轻轻挡住，说：“请你别碰它。”
“这真是漂亮了，”她说，“我可以买一条精巧的项链，把它系在上面当坠子，你愿意卖吗？”
“这可是无价之宝啊。”他说。
“这值不了几个钱，”我说，“我见过这类的东西有很多。”
“那些跟我这个是不同的，这是我的幸运符，可灵验了。”
“真是幸运符吗？”女人问。
“真的。”
“我很喜欢这种东西，”她说，“我非常需要一个。你觉得这个东西给你带来幸运，你有证据吗？”
“在香港，自从我把它买下之后，便财运亨通，玩扑克、赌轮盘和买马票，无一不赢，不仅如此，还有更幸运的事呢。”
我认为他的话是编出来的，想骗人，但是他想骗谁就不得而知了，是那金发女郎，还是我。
“冰锥跟这有关系吗？”
“那和我弟弟尼尔森有关。”
“他出什么事了？”
他示意一下他的空酒杯，我再次给他满上。
“你们两位都想听吗？”
“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她指指我，“他反正要留在酒吧里。”
“那么好吧，我跟你们说，你们也许不信，但这没关系，你们听着就是了。”
他一进入酒吧，我就知道他会说的。
他开始说。
精神病院的走廊很长，日光灯吊在上边，已有一半是报废了的。我左边的墙本来是漆成黑色的，现在已经脱落成灰色。我右边是窗户，装着铁条，关得紧紧的，外面的草坪都看不见。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压抑的地方。
看守来到一道门前，停下脚说：“就是这儿。”
门上边，眼睛平视的地方有一个一尺见方的金属网孔，我从那儿望进去，发现房间很小，一张低矮且狭小的床是唯一的摆设。
坐在小床上的应该就是我弟弟尼尔森，但是，要是在路上遇见他，我不一定能认出他来，尽管他是我的亲弟弟。弟弟和我们家所有的人一样，高大结实，皮肤黑黑的，头发乌黑且又浓又密。现在，这个穿着褐色衣服的人抬起头，他脸色苍白，一点生气都没有。
“哥哥，是你？”他声音沙哑地问。
“是我，尼尔森。”我说。
他三步并两步地走过房间，触摸网眼，我也把手放在网眼上，算是握手吧，但是，钢条阻碍了我们兄弟的交流。
弟弟嘴一歪，大哭起来。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好静静地看着他。
“哥哥，你来了我很高兴。”他说。
“如果我早知道你在这里，我早就来看你了，”我说，“我出国去了，昨天才回来，他们一告诉我，我就马不停蹄地赶过来。”
他抬起头说：“哥哥，让他们打开这道门。”
“我已经试过了，但他们不肯，因为他们说你太野蛮了，他们被你打得很惨。”
“难道他们不晓得，我不会伤害自己的哥哥吗？”
“你一直不停地跟他们打斗，他们不相信你。”
他擦擦眼泪说：“因为我不该被关在这里。”
“你靠打架是无法证明的。”
他低头看着地板说：“这些墙壁叫我难受，他们不该把我困在这。”
“他们指控你杀了一个女人。有这回事吗？”
“根本没有那回事。”
“从头说！”我严肃地说。
他深吸了一口气，说：“你走之后，我凭着自己的能力，找到一份送货员的工作，我干得很卖力。你知道，对空旷的地方，我一向很喜欢，喜欢大自然，我无法忍受被关在围墙里。我有一栋小公寓和一辆卡车，我可以每个周末开车到山上露宿。我身体很棒，每天精力充沛。有一天晚上，我出去买啤酒喝，结果糊里糊涂地被警察抓走，他们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我和其他一些人排列在一起，然后告诉我，一个女人在公园里被害，凶手逃跑时被人看见了，他们指控凶手就是我。”
“他们说你杀死了那女人？”
“不仅仅是一个，而是三个，且都是用同样的方式杀害：用一根冰锥把她们刺死，然后用口红在她们额头画一个大大的X。”他低下双眼不看我，似乎在等我做出审判。
“他们指控是你干的，肯定有他们的理由，”我说，“他们一定有证据。”
“每一个案子，我都可以证明自己不在场，哥哥。”
“他们需要的不仅是这个。”
“有个叫朱迪的女孩，上周陪我到山上度假，她走的时候她的口红掉在我的卡车里，我捡起来，放进口袋，打算再次见面时还给她。结果他们搜到那支口红，说是和凶手做记号的口红颜色相同，牌子相同。”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女孩跟你度假的事你有跟他们说吗？”
“我跟他们说了，我的律师也告诉他们了。那种口红很普通，哪都能买到，但他们充耳不闻。”
“那个叫朱迪的女孩怎么说？”
他的头低垂着：“她无法证明那支口红是她的，或者她的口红曾遗忘在我的车上。”
“还有什么吗？尼尔森。”他仍低垂着他的头：“还有血迹。”
“什么血迹？”
“那女人衣服上有血迹，她在被害时一定挣扎过，并把凶手的手给抓伤了。他们说血迹的血型和我的一样。”
“你的手被抓伤了？”
“我在换轮胎的时候手被擦伤了。”
“整个案情就是这样？还有，动机是什么？”
“他们说，疯子是不需要动机的。有人说，我对妇女怀恨在心，因为我很小就失去了母亲，因此，我憎恨所有的女人。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是陪审团却很凛然的样子。他们说我有罪，法官判我到这个地方来，他说，用这种方式杀害妇女，无论谁，都需要治疗。”
我知道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是他告诉我的已经能够证明他有罪了，一切证据都对他不利，没有一条是可以辩驳的，很容易定罪。
我记得那时感到很无助，但不知道上哪去求助，我渴望得到某种帮助，无意中我摸了摸袋子中的小佛像。
那个看守用手肘碰碰我说：“还有两分钟。”
我点点头。
“哥哥，你能想出办法把我弄出去吗？”
“我试试看，尼尔森，那个律师的名字叫什么？”
“爱德华，”他说，“他是指定给我当辩护律师的，因为我没钱请律师。”他告诉我那人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然后，扯扯衣领说：“哥哥，我被送到这儿来已经有半年了，我憋了半年啊，你知道不，如果不把我早点弄出去，我早晚会死在这里的！”
这点我倒相信。弟弟被无端关押在不见天日的监牢里，肯定受不住。如果不发生这件事的话，说不定他已经在某个树林里，或者某个农场里。
“我会死在这儿的，”他说，“我会疯掉并且死去的，他们说是要治疗我，其实是在谋杀我。”
“耐心等候，尼尔森，”我说，“不跟他们打架，不跟他们动手，按他们的话去做就行了。”
“我尽量试着做就是了。”
“如果你继续跟他们对着干，我也帮不了你了。”
“好吧，我听你的话。”
我离开他，心里明白，如果我不把他从那个封闭的房间救出来，他会死在那儿的。
我来到医生的办公室。医生叫史劳德，从表面看是个温和的人，他说的跟我弟弟告诉我的分毫不差，但是我要弟弟亲口告诉我。
史劳德医生雪白的外衣、厚厚的眼镜和淡然的态度，给我这样的感觉：他对文书工作的兴趣，远远胜过对病人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