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商（EQ）在80%的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成功。而情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情绪管理能力。情绪控制是需要父母们花费很多心思教育的内容。对于那些性子本身就急躁的父母而言，教导孩子管理情绪无疑更加困难。通常的情况是，坏脾气孩子的父母一方很有可能就是坏脾气。警惕孩子知道如何激怒你。如果你是个急脾气的人，孩子就很容易从你那引发一场战争，两人相互大叫，没有赢家。如果你忽略他发脾气或者走开，其实很清楚地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发脾气是不可以接受的。这也是孩子学习规则重要的一部分。父母需要牢记的是：如果孩子有一次通过发脾气达到了不合理的目的，他就会再发脾气，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这种手段。
改进办法：其实，人人都会生气、伤心、沮丧和失望。不同的是，情绪管理能力强的人，是会用健康地方式表达出情绪。尖叫、地上打滚、哭喊、摔东西、骂人、踢打都是坏情绪的表达方式，却不是健康的。
总的说来，你需要清晰地传达这样一个信息：生气可以，但是以消极、发脾气或者造成伤害的方式发泄怒气是不可以接受的。因此，孩子需要知道，如果不用地上打滚等发脾气的方式表达，还能怎样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烦恼与压抑？在专门的儿童情商训练机构中，健康的情绪表达方法被大力倡导？。“安全发泄岛”、“情绪垃圾箱”、“气球操”等被广泛使用。孩子知道，当自己特别生气的时候，可以被带到自己的房间，可以通过打枕头、把头埋在被子里进行发泄；还可以把不开心的事情画下来，扔到情绪垃圾箱；还可以做“呼吸气球操”，以使自己平静下来，以更健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不行”！
这是爸爸妈妈听到孩子说得最揪心的话。退缩的孩子让人感觉沮丧。毕竟自信心是人最重要的特质。一个人如果没有自信，他就根本不会开始去做事，即使在别人的促使下开始了，一个小小的困难就能绊倒他，因为他从来没有相信过自己是可以的。从发展心理学的观点看，3-6岁是保护儿童自信心的关键期，自信心在这段时间建立地怎么样，对小学甚至成年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苦恼的父母经常用尽各种表扬、鼓励的方式，孩子还是“挫折过敏”，“我不行”、“我不去”、“做不了”常常挂在嘴边。近来研究人员发现，挫折承受力弱，居然是家庭误用“赏识教育”的结果。很多父母（老人）为了鼓励孩子，动辄将“真棒”、“最聪明”、“最厉害”挂在嘴边，一点点好的表现都夸赞不已。但是，孩子在外获得的信息与此反差极大。他很容易就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自己不但不是最棒的，在某些方面，还差得很远。自信心从此一落千丈。经历教育往往比语言教育来得深刻。关注过多，也是造成挫折承受力弱的又一原因。备受关注的孩子通常敏感，怕出错，非常在意周围人对自己的看法，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不敢轻易尝试。
改进方法：自信心是从经历中获得的。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能让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是家庭培养孩子自信心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最重要的是，家长应多去表扬孩子的努力，而不是当下的某个结果。不要说：“你今天表现很好”，而是说：“因为你今天努力控制住自己，上课不乱跑，所以我要表扬你。”清楚地让孩子知道，父母更重视自己努力的过程，能使他们有信心地面对困难。在情商训练营中，“失败的样子”、“给努力一个A+”都能传递给孩子关于自信的重要观念和实用技巧。
不合群！
3-6岁的孩子仍然以自我为中心。在人际交往上，他们还不理解友谊真正的含义。“好朋友”也仅是建立在玩具、零食等物件上的。但是，家长却仍然可以看到，有些孩子在一起玩得很融洽，似乎天生就是“社交高手”。在这些孩子身上，大都能发现这样的特质：愿意分享、有爱心、愿意帮助他人、遵守规则、主动。而另一些则是“另类人物”。有的孩子很容易与他人发生冲突；有的孩子不断地“故意”“撩”别人，让同伴反感；还有的孩子游离在人群之外，很难参与游戏。这个阶段的孩子已经开始学习成为一个“社会人”，如果他们在人际方面有困难，是一定需要大人帮助和支持的。通常孩子不合群有以下原因：最常见的是，这个孩子的行为常常触怒他人。跟大人一样，儿童也不喜欢霸道、自我中心或者破坏性的行为，他们不喜欢跟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人玩。有注意力问题的孩子通常也会有人际交往的问题，因为他们理解游戏规则有困难，也容易在游戏中稍有不如意时发脾气。此外害羞的孩子也会存在不合群的问题，他们很容易被别人嘲笑。
强尼深信，父母务必认真对待小孩子的所作所为。父母的抚育和教育方式，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一个人的性格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要看孩子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以及在什么样的老师指导下学习和发展，若是父母、老师和社会的友人给予正确健全的身体力行的影响，其未来的发展走向就比较乐观，反之亦然。
残酷的仁慈
残酷即仁慈。或许许多国内的父母很难理解这句话，在常青藤盟校的一系列家教活动中，有位母亲，就和她的女儿就亲身体验了中外家教的不同，并感触颇多。
2001年，我移居美国，在罗德岛州的一个森林小镇以个体行医为业。2007年10月，在美国皇家音乐学院读研究生的女儿因准备毕业音乐会，搬过来与我一起住。
平日里，我家里时常有病人来要求治疗。时间一长，病人慢慢和我女儿认识了。治疗结束，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内容多以我女儿为主。美国人认为我女儿住在家里不妥，应该出去找份工作。我从没觉得女儿搬回家住有什么不妥，母亲的家，永远是孩子的港湾。可美国人不这么看。
来我这里看病的多数是些老太太。74岁的伊妮是退休的小学教师，每次和我女儿见面总是问：“你还没找到工作吗？”“没有。”女儿回答。“别着急，我会为你留心的。”伊妮总会这样说。一天，伊妮向我们母女俩展示一个新皮包，那是她用为邻居打扫卫生挣的钱买的，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我明白，伊妮这是在委婉地批评我女儿。70岁的安是家庭妇女，家境优越，有一个漂亮的大花园。有一次，她对我我女儿说：“你再找不到活干，就到我家帮我熨衣服吧。”我知道安想帮助女儿，不过安的肩周炎很快就治好了，熨衣服的活不需要找人帮忙了。
朱迪是一位退休的杂志编辑，60多岁。她的先生比尔是一位研究美国奴隶史的教授。有时老两口一起来，朱迪治疗时，比尔就坐在客厅里和我女儿聊天。比尔总是慢慢悠悠地对我女儿讲述他们夫妇俩年轻时在英国、加拿大求学打工的故事：有时候朱迪打工，他读书；有时候他打工，朱迪读书。回忆起这些往事，老教授脸上现出孩子样的神情，异常生动。
我女儿在家住的那段日子里，所有我认识的人们，通过各种方式都在向我们母女俩传递同一信息：女儿不能老闲在家里。在种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下，女儿决定试着找份小工。有家面包房招工人，女儿赶紧打电话过去，却被告知空缺已满。镇上有几家中餐馆，女儿挨家挨户地去打招呼。老板们声称自己有孩子，端盘子刷碗的活留给孩子。在美国，孩子在自家店里帮父母干活，父母要根据政府规定的价格按小时付工钱。这已形成惯例。孩子个个都有自己的存款。假期里，他们会用这些钱出国旅游，也有的存着钱，留着大学时支付生活费。
我和女儿都数着日子，盼望快快毕业。我感觉那段日子特别漫长，压力也越来越大。这种压力来自于这个社会的文化：在周围，没有人公开指责我们的做法不对；可是，我们的做法显然与这个社会整个人群的行为方式大相径庭。
学声乐的女儿性格外向，活泼好动，可那段时间她变得越来越不爱出门，整天待在屋子里。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一天，皮特打电话约我单独谈话，他特别提出不要我女儿在场。我去了，话题竟是关于我闲在家里的女儿。
皮特是布朗大学的一名教师，也是我在美国的好朋友。我不想重复那次谈话的全部内容，因为那不是一场令人愉快的谈话。总之在皮特眼里，我是一个没有脑子的、糊涂的母亲，而女儿是一个不自立的、好依赖的人。我没有和皮特争吵，但心里真的不舒服。
冷静下来后，我觉得皮特是对的。皮特认为，问题的焦点是：已经成年的女儿侵占了母亲的劳动所得，这个问题十分严重；母亲纵容了女儿不劳而获的行为，这个问题同样十分严重！在皮特看来，这不能容忍，甚至不能熟视无睹！
我如果还生活在中国，恐怕至今仍不会这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我不禁回想起女儿刚到美国那天的事。我和同事莫医生一起去华盛顿接她。刚见面，女儿就对我说：“妈妈，我要先买台笔记本电脑，再买部高像素的相机。”我和莫医生面面相觑。从小到大，女儿一向认为花妈妈的钱天经地义；我也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当，可那次，我感到有点不对劲。美国奉行公平原则，提倡个人独立，尤其是经济独立。即使是夫妻，经济也是各自独立的，共同生活中，夫妻会分担生活费用……我就这样联想许多，思考了许久，最终没像以往那样答应女儿的要求。尽管笔记本电脑对她的学习确实有用，可学校有公共电脑，虽然用起来不那么方便。
一年以后，女儿用打工挣的钱买回了这两样东西。至今，我仍记得当时她对我说的话：“用自己挣的钱买东西，感觉就是不一样。”
这一次，情况不一样。女儿需要时间准备她的功课——事关她的前途，这一段时间她需要母亲的支持，包括经济上的。我不能不管她，别说她是我女儿，即使是我外甥女或朋友的女儿，我也会这么做。
我试图跟皮特解释得清楚些，可我说服不了他。因为当年，他就是自己挣钱把自己培养成一名化学博士的。而今，他的儿子也是如此。同样，皮特也说服不了我。我和他的思维就像两个不同的频道，完全没有交叉点。我看得出，他有些生气。
“把她撵出去！”他似乎犹豫了一下，突然抛出这么一句。我像被电烙铁烫了一下。
“叫她出去租房子住，打工养活自己。”皮特终于说出了他的全部想法。我觉得皮特的想法太离谱。我叹了口气，不想与他再争论。
“你想不想知道美国父母教育孩子遵循的一句话？”皮特说。
“请讲吧。”
“残酷即仁慈。”扔下这句话，他扭头走了。
看得出，皮特对我很失望。我不是不明事理，我知道只是好朋友才把话说到这份上，尤其是美国人。
可是，我做错了什么？母亲的家就是孩子的家，难道不对吗？有哪一个中国母亲在这种境况下会把孩子从家里撵出去？绝对没有。
可是，美国母亲会这么做！
后来，从前女房东瓦莉亚身上，我才真正领略了美国母亲的残酷。
瓦莉亚是一所学院的职员，拥有一幢很大很漂亮的独立别墅，出租五间客房。我曾租住瓦莉亚的一间房一年多。入住一段时间后，瓦莉亚曾对我讲起她的一段经历。两年前她离婚时，17岁的小女儿离开了她，从此没再和她联系，瓦莉亚很伤心。我安慰她说，等过几年她懂事了一定会回来看妈妈。瓦莉亚点点头。后来，我搬到另一处公寓，隔一段时间仍会去她家聊聊天。
有一次，我告诉瓦莉亚，现在女儿读书的费用由我一个人负担，我觉得责任很重。瓦莉亚默默听着，未加任何评论。听完，她说：“爱莉，你首先要照顾好你自己。”我知道这是瓦莉亚的由衷之言。
一天，瓦莉亚和一个瘦弱的年轻姑娘走进我的诊室。瓦莉亚有些激动，告诉我：“这是我的小女儿，她回来看我了。”眼泪从瓦莉亚眼里涌出来。我赶紧上前拥抱瓦莉亚，安慰她说：“这太好了，你应当高兴才对。”瓦莉亚擦擦脸上的泪水说：“我非常高兴。知道吗。四年了，我没见到她。”那年，她的女儿已21岁。
我由衷地为她们母女重聚而高兴。打那以后，每次见到瓦莉亚，我都会打听她女儿的消息。可是，事情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我从瓦莉亚的嘴里得知：她的女儿现在住在离森林小镇最近的一座城市，与男友同居；可是，她男友游手好闲，还染上了吸毒的毛病。瓦莉亚担心女儿也会沾上毒品。
我记起来了，她的女儿很瘦，面色苍白，莫非已染上了毒品？“让她回家住吧。”我焦急地说。
“NO！”瓦莉亚摇摇头，语气十分坚定。我一下子愣了，不好再说什么。美国人不喜欢别人干预自己的私事，我十分清楚。
“她向我要求回来住，我不同意。”瓦莉亚补充说。
当时瓦莉亚的房间只租出去三间，还有两间空房。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她不同意女儿回家住。女儿回家住，才有可能离开吸毒的男友。这对她女儿太重要了，我觉得瓦莉亚太不尽母亲的责任了。
“为什么？”我忍不住问了一句。“我有我的生活。”瓦莉亚回答很干脆。
不久，我又去她家。瓦莉亚告诉我说，女儿怀孕了，怀的就是那个吸毒男友的孩子。我说：“你希望她要这个孩子吗？”“我不希望她要这个孩子，可是她想要，那就随她好了。”她轻描淡写地说。
圣诞节再见到瓦莉亚时，她高兴地给我看一张照片。“你看，宝宝长得很漂亮，眼睛多大。”瓦莉亚喜滋滋地对我说。“祝贺你当姥姥了。你去看女儿了吗？”我问。“没有，我给她寄了一张支票，200英镑。”
从我们这里去她女儿居住的城市，只有40分钟车程。生孩子这么大的事，瓦莉亚竟然不去看女儿，我觉得太说不过去了。不过，她女儿似乎没有怪罪母亲，倒给母亲寄来孩子的照片，让她分享快乐。
前不久见到瓦莉亚时，我问起她的女儿。她说，女儿已经和她的男友分手了，现在自己带孩子。瓦莉亚22岁的女儿成了单亲妈妈，和幼小的孩子一起租住在政府的房子里，就在离母亲不远的一个城市里，而瓦莉亚有三间房空着。
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美国母亲——一位朋友的故事。我想，任何一个中国母亲，亲眼目睹这件事都会感到震惊。在美国生活，文化上的差异常常令我猝不及防。如果不是亲历其境，我永远无法体会这种碰撞的力度到底有多大。
2008年5月，女儿毕业音乐会顺利举行。6月，我去华盛顿参加了她的毕业典礼。一周后，在我的一位病人帮助下，她得到一份全职工作。前不久，女儿收到了一所著名的国际声乐学院的录取通知，学校给她一份全额奖学金。
女儿感慨颇多，她说：“幸亏我有个中国妈妈，要是换成美国妈妈，早把我从家里赶出去了。”现在女儿打工为自己挣生活费，尽管要端盘子、打扫卫生，甚至要干地里采摘的活，她也很开心。
女儿告诉我，等她挣了足够多的钱，要把我为她读研花的钱还给我。她还钱给我时，我会接受吗？
I don‘t know（我不知道）.
残酷即仁慈。对孩子适量的“残酷”才是对他最大的仁慈。
严格要求才是真正的仁慈
杨凯（化名）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大学时期留学美国，毕业后也娶妻生子，留在了美国。在一次回国探亲时，他讲述了他的邻居，哥伦比亚大学阿莱西欧博士的“训子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