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战斗还未开始就已经输了，原因是日本海军通信系统的密码被盟军破译，而在经过了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后，美国海军终于赶在日军大举进攻前得到了日军作战的全盘计划，中途岛海战的天平由此向美国倾斜。美国在得悉日军战略部署后，在中途岛东北布置了包括三艘航空母舰、五十艘护航舰只的伏兵，并在日本海军出击中途岛之后，在1942年6月4日，发动伏击战，一举击沉日军4艘航空母舰，赢得了这场太平洋海战的关键。而在中途岛海战之后，日本海军元气大伤，而美国则借此夺回了对日作战的主动权，双方进入战略僵持。
紧接着美国于1942年8月7日在瓜岛发动局部反攻，在6个多月时间的鏖战中，双方精锐尽出，展开了海陆空全方位的较量，最终，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中，美国再次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本次战役中，日军共有约5万人丧身（美国仅有5000人阵亡，6700人受伤），损失军舰24艘（美国同样损失24艘），运输船16艘（美国损失3艘），飞机892架（美国损失250架），可以说，日本任何一项的损失都远较美国为大，而在大型军舰和优秀飞行员方面的损失，则是日本短期之内难以弥补的。此战之后，美国彻底掌握了太平洋战争的主动权，并由此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而日军此后则步步受制，处处下风，直至战败。
当然，太平洋战争初期也是中国抗战相对艰难的阶段，尽管中国得到了友邦的援助，但是，由于在1940年年初的桂南会战中桂越、滇越两条交通线相继被切断，而后在1942年年初日军又夺取缅甸，切断了滇缅国际交通线，在陆上交通线尽数被掐断之后，友邦只能被迫通过艰险无比的驼峰航线运送物资，而国际援助也一度让我方有望梅止渴之叹。不过，与之同时，我军在正面战场却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当然主要原因是日军战略重心的转移：1941年年底至1942年年初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薛岳指挥我军获得了空前胜利，毙伤日军5万余，成为太平洋战争之后盟军所取得的第一场胜利；1942年4月至7月的浙赣会战中，日军虽完成预定计划，但付出了沉重代价，第15师团师团长阵亡，损失达一万七千余人——这是日军战史的记载，实际数字应远高于此；1943年，我军相继在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中重挫敌军；1943年年底，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参战，与友军配合，反攻缅北滇西，并就此揭开了亚洲战区战略反攻的序幕。
日本正在逐渐滑向深渊：在太平洋战场上，他们在与美国海军的较量中，逐渐丢失了偷袭珍珠港之后所建立的优势，而在中途岛海战、瓜岛战役中相继失利之后，他们已经彻底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面对美军的强势进逼，他们除了武士道精神，已经没有了其他手段；而在中国战场上，他们的政治诱降工作也彻底宣告失利，蒋介石政府没有投降，抵抗仍在继续，甚至还持续在正面战场予日军重大杀伤，而在花了大量精力的敌后扫荡中，日军尽管给中共各部带来了极大威胁，但我军依然通过灵活多变的还击手段生存了下来；战事至此，日本已如逐渐被逼向墙角的野兽，生存空间正受到严峻挑战。不过，困兽犹斗，日本虽已注定了最后必将失败的结局，但是，向以顽强著称的日本军人也不会就此束手待毙，接下来，为了最后的一线希望，他们将作最后一搏。
战事至1944年，局势对日军已经极端不利，美国逐次收复太平洋各岛，日军的海上补给线已被美军尽数掐断，而美国在华的空军基地更让日军寝食难安，不仅本土受到严重威胁，而且其长江补给线也时常受到美国空军的威胁而无法发挥效能。在此绝境下，日军决定作最后一搏，集重兵发动战略进攻，打通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摧毁美空军基地，以使本土免受空袭之虞，为此日军投入51万兵力，为侵华以来历次战事之最，由此也可见日本决心，而这便是豫湘桂战役。
于中方而言，豫湘桂战役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丢人现眼，而在第一阶段的豫中会战中，就分别由第一战区司令官蒋鼎文和不败将军汤恩伯给本场战事奠定了基调。第一战区自1941年的中条山之战以来已经有三年没有大规模战事了，中日双方隔河对峙，日方也看似毫无越雷池一步之念，而巧的是，蒋鼎文也正是因中条山之战而上任的——前任长官卫立煌因此战一败涂地而被削职夺权，也就是说，事实上，自蒋鼎文履任以来，第一战区就还没打过什么大仗。蒋鼎文本以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闻名，当年在西北便恶名远播，以致刚到第一战区，日军还给他画了一幅一手抱美人一手拿钞票的漫画。被调到第一战区，蒋司令想必心里是不爽的，毕竟西北山高皇帝远，跟日本接触也少，日子太太平平，但是在第一战区待久了，蒋司令就发现自己着实是福将——到哪哪太平。太平惯了的蒋司令自然弛废已久，加之抗战局势逐渐好转，蒋司令也认为以他的福气，大概能坐到日本投降的那一天，到时候再作为战区司令去受降一下，风光一把，想想真是令人心驰神往。但是，三年没动作的日本却突然要有动作了，而蒋司令虽然万般不愿，也只好勉为其难地布置一番，战前开了个会，但议题压根就不是调整战略部署，以便更好抗敌，而是要各级军官提高警惕，趁着日本人还没来，赶紧布置老婆孩子带着搜刮而来的民脂民膏先行开溜，以免战事一启，奔命无地。
大敌当前，蒋司令依然还是一副稳坐钓鱼台的架势，也没有进行有针对性的战略调整，甚至司令部依然设在黄河岸边的洛阳——美其名曰临阵督战，便于鼓舞士气，不明究竟的还以为他是真的宠辱不惊呢，事实果真如此吗？日本人开始渡河进攻之后，我们的蒋司令就一副爱谁谁的模样，任凭汤恩伯兵团在中牟、许昌一带苦战，他就是按兵不动，不闻不问，直到汤恩伯兵团被日军分割包围，乃至丢盔卸甲，而等到大难临头，日军逼近，蒋司令就干脆把军队一抛，带着长官部一行人等往伏牛山里一躲，把司令部洛阳也拱手让人。38天内，日军便轻松占领开封至潼关间约400公里、新乡至信阳间约350公里的广大中原地区，顺利打通平汉线南段，而指挥这一切的，则正是那位“宠辱不惊”的蒋司令，如此指挥，真是千刀万剐都不解恨。
而汤恩伯呢？老实说，第一战区就他的部队在打仗，可谓是孤军奋战，但话说回来，为什么蒋鼎文不管他呢？谁还不知道汤恩伯是个什么德行？当年跟杂牌李宗仁闹僵也罢了，被调到第一战区后，干脆跟同为中央军嫡系的蒋鼎文也行若水火，以至于战事一启，便各奔东西。有人说汤恩伯不错啊，至少还打仗了，后来因友军不管他而丢城失地也不全是他的责任，但是，他是怎么输的呢？我们用蒋委员长战后检讨的原文来作答：
“此次会战（1944年豫中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一方面固由于绝对少数不肖士兵不守纪律，扰及闾裏，而行政缺乏基础，未能配合军事，实为主因。其结果各部队于转进时，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
下面是剑桥民国史的评述：
“1942年~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愤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
这便是河南人民口中“任凭敌人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的河南四灾之一的汤恩伯汤将军，一个让当地民众欲杀之而后快的抗日将领。
蒋鼎文将军五毒俱全，汤恩伯将军为祸一方，战事一启，一个仓皇逃命，一个四处被抢，靠着如此的将领抗日，我们的抗战还能有什么光明的前途？
国格尊严丧于一役
大名鼎鼎的豫湘桂战役便是在豫中会战这一塌糊涂的溃败中开启的，而事实上，豫中会战最丢人的也压根不是溃败本身，而是溃败的方式——抗战官兵居然被抗日民众给四处截击缴械，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的咄咄怪相，国府治政之糜烂，也真是旷古绝今了。国府抗战7年，走过风风雨雨，历过千难万险，能坚持到接近胜利的今日，说实话，很不容易，也确实值得我们为之击节赞叹。然而，抗战的目的是为了解民于倒悬，时至今日，我们的抗战却让生灵涂炭，民怨沸腾，甚至逼着人民当汉奸，试问，如此抗战又有何益？如李宗仁所说，国府执政多年，吏治之坏犹过于当年北洋，百姓之苦日甚一日，如此政府，怎能不最终丢掉天下？
在豫湘桂战役的第一阶段战事中，日军可算是兵不血刃便打通了平汉线，一路追南逐北，一扫太平洋战争以来之郁闷，用时一月有余，便将广大中原尽数纳入掌中，这也为接下来的第二阶段战事长衡会战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跟第一战区此前三年没有大战不同，第九战区是中日双方交战以来竞逐的焦点，光是长沙会战就有三次，而在薛岳指挥下，中方两胜一败，略占上风，尤其第三次长沙会战更是抗战中少数值得一提的战事。第九战区自然不会像第一战区那么畏葸惧战，但没有此问题，还有彼问题，第九战区的问题主要有二：其一，对日军作战决心和兵力投入出现严重低估——军令部长徐永昌便认为日军没有持久进攻力，部队也属杂凑，而薛岳则认为日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失利后一时不敢问津长沙，同时日军兵力因抽调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在中国大陆力量薄弱，加之时值雨季，气候和湖南的地形也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作战，在这样的思维引导下，大战之前，蒋介石也令薛岳以原有兵力作战，并未因此增兵；其二，薛岳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继续采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为敌所悉的打法，将主力配于两翼，中路且战且走，固守长沙据点，而后待日军久攻不下，实施两翼包抄，三面合围。
实际情况是，日军在此次作战中一开始便投入了远超中方估计的兵力——第一线部署5个师团并列于湘北、鄂南之华容、岳阳、崇阳一线，另以3个师团部署于第二线监利、蒲圻和崇阳一线，共约15万人；而在具体战法上，日军也吸取了先前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教训，针锋相对，也将主力布置在两翼。在接连犯了判断失策、战略布置为敌识破这两个错误之后，长沙的战事已经早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而接下来也无非是走个过场。日军从5月26日开始进攻后，我军便步步受制，薛岳的两翼部队遭遇挫折，中路则难以抵挡日军的凶猛攻势，而等到日军以两个师团3万余人的兵力兵临长沙城下，中方守军居然只有一个军1万余人的兵力，结局自是可想而知，长沙很快便于6月18日失陷。
长沙失陷后，衡阳就成为了双方的竞争焦点，为了阻滞日军南进，第九战区令各部在6月20日起反击日军，但是收效甚微，日军还是继续南下，6月28日，日军以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开始进攻衡阳，而衡阳守军方先觉第10军则据城死守。衡阳保卫战是整体糜烂的豫湘桂战役中唯一的亮色，在方先觉将军的指挥下，居然整整坚守47天，于7月2日、7月20日，两次在重创日军的前提下逼迫日军停止进攻，而直至日军集结四个师团的兵力，于8月4日第三次围攻衡阳后，我军才在伤亡惨重、弹尽粮绝的形势下宣告失利。8月7日，方先觉率各级军官发表“再见来生”通电，次日方将军欲拔枪自戕，以死殉国，被部下拦阻，终被日军俘虏，后在三个月后逃出生天。
第九战区的作战显然比第一战区强了百倍，与豫中会战一溃千里不同，长衡会战虽然在前期遭到严重挫折，未几长沙宣告沦陷，但在后期的衡阳保卫战中，第九战区的将士们终究还是体现了国军精锐应有的战力和斗志，而方先觉坚守衡阳长达47天的战绩，也足以彪炳史册。遗憾的是，抗日名将薛岳将军神奇不再，所谓狐狸不会落入同一个陷阱，薛岳埋下了同一个陷阱，却无法指望日本人再度跳进去。原本胜败兵家常事，薛岳此败本无足为怪，但是，薛岳输得实在不是时候，在欧战战场盟军各国纷纷收复失地发动战略反攻的形势下，我军却一败而再败，接连丢城失地，自此荣耀尽失，颜面无存，为友邦所轻。
豫湘桂战役还未结束——虽然国民党政府已经输了个干净，但是日本的战略计划还没达成，在豫湘的战事结束后，现在轮到桂了——第三阶段的战事称为桂柳会战，而日军的目的则是占据湘桂铁路，并进一步打通桂越（越南）公路。日军的作战部署是：以第11集团军6个师团又1个旅团，于29日由衡阳沿铁路向湘桂边界推进；以第23集团军2个师团又1个独立混成旅团，于9月6日由广东清远等地沿西江向广西梧州进攻，另1个独立混成旅团由广东遂溪向广西容县进攻，指挥官为冈村宁次，共有兵力16万。此次作战区域隶属张发奎统率的第四战区，共有守军20余万人。当然了，在豫中会战和长衡会战相继失利的形势下，我军也很难在此次战役的扫尾战中有何突出表现，总体而言，桂柳会战算是中规中矩，没有像豫中会战那样丢人，也没有出现像衡阳保卫战这样提气的战事，一切都是波澜不惊。日军节节推进，而我军则集中兵力防守桂柳，战至11月11日，日军相继攻陷桂林和柳州；24日，日军陷南宁；28日，日军南方军第21师一部从越南突入中国，向广西绥渌（今属扶绥）进攻；12月10日，日军第21师与第22师各一部在绥渌会合。自此豫湘桂战役全面结束，日本将大陆交通线全数打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