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绾：唐代华阴（今属陕西）人，第进士，唐代宗大历年间的宰相，辅政朝廷，深得信赖。李沆（htog)：宋代洺州肥乡（今属河北）人，进士出身，官至宰相。常以四方艰难奏闻，以戒帝王侈心，人称“圣相”。
⑩谂（shSn)：义同“审”，知悉。
舌蹇(jian)：口吃。蹇，通“謇”。
耄（mdo)年：老年。《礼记曲礼上》：“八十、九十曰耄。
【译文】
我与曾文正公相处的日子不算少了，对他的了解可以说是很深的了，明彻地看到他建立起丰功伟绩，这完全有赖于他不断加强自己的德行修养。他一生尽忠报国，鞠躬尽瘁，严于克己，躬身自省，器识过人，坚贞自守，不仅仅是现在这个时代所罕见的，即使与古代的贤臣相比，大概也不在其下。那么，请让我虔敬地为皇上——陈述吧：
咸丰初年，曾文正公以一在籍侍郎的身份，练团杀贼，没有半寸土地，也没有丁点粮源。提起粮饷的大项，有漕粮关税，但他在军旅任职，不敢越权谋取；粮饷的小项，有募捐抽银，但他在异乡为官，各州县不愿照办，百姓也终究难以诚心响应。因为是属于招募兵勇，又不能依照绿营兵的条例，补充兵力；空有保荐推举的名分，却无履行任命的实权。名不符实，要激励部属、鼓舞士气就很难了。正当此时，湘军先在岳州被击败，又在九江受挫，军营上下几乎不能振作起来，但越是处境艰难，就越需要有坚定的意志。待到转战江西，处境更加困窘之时，事态发展不如人意，一切行动都叫人动容：一分钱一粒粮，不苦心经营，就不能获得；一将弁一兵勇，不苦心训诫，就不能参战。曾文正公正是在这种困苦不堪之中，树立起坚忍不拔的意志，终于训练出一支劲旅，奸灭了“流寇”，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辅佐当今皇上的中兴之业。虽说困苦忧患的环境可以造就一个人高尚的德行与高超的技能，不顾外界压力而坚持下去可以增长人的才智和能耐，但当初艰难创业的时候，确实不敢想象也会有今天呀。
曾文正公在众说纷纭的时候，却有三军不可夺的大志，枕戈寝甲，卧薪尝胆，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终于能以寡御众，化险为夷。待到事态完全稳定之后，他对同僚和友人说：“前人有句话叫‘爱能伤人爷，我在这几个月里，简直是心碎胆裂了！幸亏依赖我们国家的鸿福大运，才没有死去啊！”然而他后来一病不起，可以说是尽其精力已经达到心力交瘁的程度了。
曾文正公取得的战争胜利的功绩，数不胜数。唯有最后几年实在是坎坷艰辛。在取胜无望的时候，他孤注一掷，拼命力争；在危难紧急的关头，他坚定不移，百折不回。这都是由于他的志向和学识使得他不因生死安危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古代的名臣，报国尽忠，只以侍奉君主为首要事情。而曾文正公过去在朝廷做官，就已经留心各种人物；后来在外领兵打仗，尤其勤于访问和考察。即使是只有一技之长的人，也没有不——鉴别录用的。同时，又多方造就，以培养其成为有用之才。
他多年交往的，平时与他互相切磋的那些忠义之士，像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刘鸿胜等都已战死沙场，而塔齐布、李续宜、萧捷三、江忠义等则已忧劳而死，这些人都已记载在史传里了。
他的幕府僚属、将佐士兵，从读书人而一次又一次晋升为封疆大吏，从小官吏而一次又一次被授以重镇，无愧于“平乱”之才，他们的声名也是家喻户晓的了，不须我再赘述。
他苦心钻研，独有创见，致使军事经久不衰，立于不败之地，而人才越来越多，取之不尽，是因为他将湘军的规矩推行到安徽、江苏、山东等许多地方的军队里，造就威武之师，为扞卫国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我翻阅和考察古代史籍，唐代的李光弼和郭子仪，也仅仅收复了长安、洛阳两京之地；宋代韩琦和范仲淹，也不过是筹划对付了西夏这一局部地区而已。而今我朝军事武力之强盛，超越历代，多次平定了大乱。然而像嘉庆年间，白莲教在四川、湖北一带的骚乱，占据的不过四个省；康熙年间，吴三桂等人发动的三藩之乱，践踏的也还只有十二个省。而现在，太平军、捻军、回民军等的暴动，分布竟多达十七个省，用兵已经足足有二十年了。如果只依靠湘军与太平军、捻军、回民军较量，而没有淮军继之而起，又怎么能够兵分南北两路，相继平定这些暴动呢？由此可见，曾文正公的正直忠诚，心存韬略，推贤让功，和衷共济，这些真是不胜枚举。
我过去在军营里，每每听到曾文正公谈到收复安庆的事，他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一句话提及他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这些往往在他的奏折和信函中表现出来，并不是我一个人独有的说法。
当江苏、安徽动荡的时候，实在是一般官吏们所认为的畏途。而曾文正公无意推辞，迎难而进。他选拔懂得军事的将领，随时保荐，以图同舟共济，走出困境。到后来大功告成，南方逐步安定下来，朝廷仍殷切延请，还多次下达圣旨，叫他保举封疆将帅。曾文正公却上奏说：“封疆大吏既已有征讨大权，就不应当再分给他们升降官吏的权力。应该防止外重内轻的现象逐渐发生，同时杜绝结党营私的端倪。”他的小心谨慎、深谋远虑就是这样。可以说他建立功勋之后，是怎样的不居功自傲了。
曾文正公自从统率军队以来，就没有生还的打算，所以经历种种危难，都视死如归、凛然不屈。这种至真至诚，感染和影响了他的下属、士兵和兄弟。所以湘军阵亡的文武官兵，可以按在册记载来查点的，多达一万多人。咸丰八年，三河镇战役中，他的胞弟曾国华随李续宾征战，使用单骑冲击敌阵的方法，不幸陷阵而死；同治元年，雨花台战役中，他的胞弟曾国葆在击退太平军几天之后，竟然劳累而死。他们可以说是一家忠义之士了。而曾文正公与他的兄弟同在军中，出征迎战则督促兄弟们勇往直前，论功行赏却要求兄弟们甘居其后。看来他深深懂得功成名就之际，难于善始善终，常常因地位高于大家，权力重于别人，而怀着拥有大名不见得是好事的恐惧。所以一旦受到不同寻常的赏识和宠遇，就更加感到居此高位要越发恭谨。
他平时办事，不分你我界限。江西、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等省的兵事，他主动将其联成一气；他在两江总督任上，又将两省的军火与粮饷毫不吝惜地接济邻省，供应别的军队。然而对于要他管辖四省、管辖三省的命令，他却坚决不肯接受，不辞劳苦地一再上书陈诉衷情，只希望得到应允后才罢休，这是因为在当时考虑到报答皇上的恩惠使回报与这些恩宠相称是很难的，所以不敢随便接受皇上优厚的恩宠。
“他一生清淡节俭”，看起来就好像是家世清贫。为官所得的一切薪俸，都全数用于公事，不曾建造一栋房屋，添置一块土地。吃的是蔬菜，穿的是薄衣，甘于恬淡寡欲，连每次吃饭都不超过四小碗；而家中男女婚嫁，花费不得超过二百两纹银，并且作为家规家训代代相传，具有唐代做过宰相的杨绾和宋代做过宰相的李沆崇尚清俭的遗风。然而，一旦相邻的友军拮据困窘，遇灾的百姓挨饥受饿，以及地方上有应办的其他事，他却不惜将自己从薪俸中节余下来的钱财，用来帮助解决公家接济不上的困难。我在安徽时，固然是非常熟悉这一点的。
他为人处世平和朴实，不求标新立异。他平日严格遵循而又持之以恒的，一是“不说假话”，二是“不迟起床”。当他位居朝臣首席时所呈递的奏折报告，给所属官吏的公文书札，给亲友们的书信函件，就我所看到的而言，确实不曾有过什么花言巧语。即便是对外安抚异国的人们，对内接受降将，在交往中也一定开诚布公，言谈质朴；中外远近的人无不认为他为人一丝不苟。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在朝廷做官，他从早到晚都不曾有稍微懈怠。即使是风雨人交加的天气，抱病忧怀的时候，也常常是一听到鸡啼就起床，直到夜半才休人息，这大概是几十年如一曰了。
他到晚年都不服用珍贵药品，也不曾有过卧病在床的日子。过去任两江曾总督时，推敲拟制文书，条理清楚，思维周密。没有不是他亲手订立的章程，国没有不是他亲自圈点的公文。只是因为后来有口吃心悸的毛病，不能过多地国会见僚属。前年又复任两江总督，他感激皇上高厚的圣恩，仍派他坐镇东南，藩自己本以为东南无事稍微可以懈怠和安逸，因而负疚的心情又这样加重起来。
他在办公以外的时间，各方面的客人都要接见，而且在接见过程中一定广泛地访问，全面地咨询，并诚恳地给予帮助和鼓励。对于下属是否贤明，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没有一样不默默记在心里。人们都叹服他虽到了耋耄之年还如此注重自己的德行修养。他终生所做出的努力就在于这一方面，而他最后致病的原因也在于这一方面。
【评析】
何环，作为曾跟随曾国藩多年且相识相知的僚属，在这篇评论里，不仅高度赞扬了曾国藩的丰功伟绩，而且分析其建立丰功伟绩的缘由，即“立功之伟，胥本于进德之勤”。曾国藩一生“勤于进德”是多方面的：大而言之，女口“尽瘁报国”、“克己省身”、“坚忍卓绝”、“坚贞自矢”；小而言之，如崇尚节俭、“推贤让功”、“以诚相待”、“不自矜伐”、“立身平实”等等。无一不体现出他“进德之勤”。何璟还指出：曾国藩“进德之勤”，可贵的是他能坚持数十年如一日，这不仅在当时的士大夫群中是佼佼者，就是在古之贤人中也没有多少人能同彳也相比。
但是，何场毕竟是清王朝的高级官僚，同曾国藩又“相从日久”、“相知颇深”，因而篇中称同治帝为“圣主”，称曾国藩超过了“唐之李郭”、“宋之韩范”，相反则称农民起义军为“贼”为“匪”，可见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