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民族，要想发展进步，尚武当然是一个最必要的习性。日本人的尚武，是人人知道的，他们在社会上种种的风习，与乎各种组织制度，处处可以表示出他们尚武的精神来。这一点倒是十几万留学生，人人替日本人宣传得够了，用不着我再来说。我想要特别说明的，倒是充满日本社会的一种平和互助的习性。我们一定要了解，尚武的习性、组织、制度，一定靠平和互助的习性去调和它、帮助它，才有真实的用处。“为生存而竞争，为竞争而互助”，这是生活的本能。尚武是为竞争而有的德性，平和是为互助而有的德性，两者同时是天生成的。无论怎样野蛮残酷的社会，都有多少平和的习性。如果天下有不会流泪的人，有不会流泪的民族，那么或者他会绝对不懂得平和的，如果不然，无论怎样好勇斗狠，一定是有一种平和的情绪，流在民族生活的大平原当中。
日本人尚武的风气，不只是在封建时代几百年当中养成，是他开国以来一种新民族的生存必要上产生出来的习性，在前面几节里，处处都有说明了。而他们和平的习性，表现到社会风俗上成为一种制度，这确是中国文化和佛教文化普及发展的结果。固然，平和的佛教，到了日本，带了许多杀伐性，中国讲仁爱讲中庸正道的孔子学说，会造成日本古学派的山鹿素行的神权说来，这是证明思想会随境遇而变化。可是我们再翻过一面想，日本这个山间蛮族，如果不得到中国印度的文化，他自己本身，绝不是在二千年的短时期当中，发展得出高尚的文化来的。岂不是至今还是吃人肉、喝人血的鬼么。
日本的传说，有说上古时代，日本地方住着一种“鬼”，是最野蛮的原人，专门吃人肉、喝人的血。——尤其使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日本社会生活当中一切平和的习性，都是佛教种种教义、教仪、教礼的表现和中国文化的“礼教”的表现。直接渊源于日本固有神道的思想行为是尚武，直接渊源于中国印度的思想行为是尚文。更就精神生活的分析上说，日本的信仰生活，产生尚武的风习，而艺术的生活，产生平和的风习。我们试把日本所有的艺术，分门别类，一件一件的研究，的确很少发现和战斗相关的艺术。——除了武器的装饰和狂言当中关于战事的题材而外，多是表现平和思想与平和生活的。“茶道”“插花”两种特殊艺术的流行，并且是专为打消武家杀伐的习性化干戈为玉帛起见，这是历史所明白告诉我们的。
日本民族的文明，年代是很浅的。封建制度的废除，不过是六十年前的事情。然而社会的文化，确是比中国进步得多。各种野蛮的械斗，和名实相符的部落生活，在日本内地，是非常之少的。中国北方的寨子，南方的堡，这种完全是聚族而居的部落，在大一统的放任政治下面，他们过的生活，还是日本封建制度以前东南东北各地民族制下的生活。法律的效力，不能保障人民的生活，而政治的效力，不能强制人民的行动。再加上一个专制的愚民政策，于是中国民族的文化，除了腐败堕落的长江而外，和北方诸胡混合的黄河流域，和苗徭杂处的西江流域，连封建制度的干涉政治的训练也没有受过，一天一天向野蛮方面退化，这是很当然的。日本的社会里面，所以确实流行着中国礼教的好处，而中国只保留着礼教的腐败无用的堕力，就是这个缘故。
我们从前住在日本的时候，那时日本的人口，没有今天这样稠密，资本主义没有今天这样成熟，由金钱造成的阶级区分，没有今天这样明晰，生活没有今天这样困难。那时日本社会生活的情况，还保存着不少旧日的良好风习。凡是二十年前到过日本的人，都很知道的。便是在欧洲战争之前，京阪繁华，已绝非日俄战前可比，但是社会的矛盾和裂痕，尚不如今日之甚。
直到大地震之后，民众的心理，随着生活动摇，才起了绝大变化。变化的方向，可以一言蔽之，就是“由安定向不安定，由平和向不平和。”偏偏很奇怪，社会人心，一天比一天向不平和方面恶化，而尚武的精神，亦一天比一天消失。信仰心是比从前减少了，而一方面迷信却比从前加多了。反宗教的运动，和无政府的倾向，刚刚与迷信的流行，成一个正比例。经过二十几百年才嚼融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调和在日本人的血液里，造成一种特殊的趣味，现在这日本趣味，却是一天破坏一天，一天减少一天。这一次我隔了六年后到东京，一切闻见，差不多有隔世之感。简单说：
（一）日本人的自信力减少，由自信力减少，而社会的民族的裂痕，便一天一天扩大。因为信仰渐趋薄弱的缘故，迷信的增加，却是五花八门，和三年前我在四川所感觉的，程度虽有不同，而方向完全一样。任何阶级，都是被打算的商业心理即日本人所谓“町人根性”支配着。
（二）民族的信仰心减少，同时就是民族美术性的破坏，尚武精神、和平精神的低落。对于过去的感激，对于将来的希望，越是崩坏，而对于现在的赏玩精神，也就渐渐崩坏。所谓“日本趣味”，在东京、大阪那样大都市里面，差不多要看不见了。
（三）平和的好美精神和赏美习惯，被一刻不停的斗争生活打破，社会生活失了平和性，而人生的内容，便一天比一天寂寞枯燥。生活的疲乏到了极度，自动的尚武变了被动的争斗。社会组织的缺陷，一天扩大一天，于是全社会都充满着革命的恐怖空气。
这些是大都会的现象，然而在离都市较远的地方，还可看得见日本的本来面目，这些变动的情形，且放到后面再讲，现在先讲十五年以前日本社会的平和相。
日本民族，是最欢喜清洁整齐的，他们的生活，一般都很有规律。又是一个最讲礼教的，他们的礼教，和中国老先生口头的性理，和早已变成僵尸的礼教、惰力支配着的中国社会截然不同。支配日本社会的繁文褥礼，比之中国，还要厉害得多。但是那些形式，还活泼泼地各自有它的效用，并不曾变着礼教的化石。我们且先从日本人的家庭看起，日本人的社会，是一个男权的社会，女子是绝没有地位的。所谓三从四德贤母良妻，这些道德标准，在日本是很确实地存在着，很生动地行使着。可是再没有像中国那样把女子关锁在后房里，不许与人见面的习惯。女子的言语行动，在一定的制度下面，是有相当的自由的。女子对于她的丈夫，是绝对服从，绝对恭顺。
每天丈夫出门回家，必定是跪迎跪送，但是她这一种跪送，已经成了一种很活泼的自动的动作。女子所使用的语言，和男子所使用的语言，在文法上、修辞上，是绝对不同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很少听见有女子使用普通的简语。男子却是不同的，在社会交际上，中流以上的男子，他们有几种的交际语，这些交际语，处处都相当的表现出男性。在很恭顺地向对方使用最敬语的时候，也处处很留意地保持着人格的威严。男子在幼年稚年时代的用语，已经很显明表现男子的独立性和自尊性。这种地方，学校和家庭里面，都是很奖励的。在这样一个男女阶级最彰著而且悬殊的社会里面，却有一个很特殊的和中国不同的地方。我们且把他比较论出来。
（一）中国的男尊女卑，是一个表里很不相同的畸形制度，尤其在上层阶级的家庭里面，更是如此。一方面有极端男子虐待女子的事实，一方面更极端的有女子压迫男子的事实。男子在名誉的压迫下面，虚伪的忍耐和虚伪的隐瞒是很普通的。而日本的社会绝不如此。女子对于男子绝对服从的对面，是男子对于女子的绝对保护。——固然也有例外，然而例外很少。具备威严的保护爱和具备同情的体谅爱在很巧妙的组织下面调和着。
我们在日本社会里面，很少看见有女子对男子的河东狮吼，更少看见有男子对女子的虐待。爱护弱者这一种武士的道德，尤其在男女间是看得很亲切的。虽然也有置外妾的事，但一夫一妻的制度，比较确实地维持着，妻妾同室的事是绝对没有的。所以日本人的家庭，比起中国人的家庭来，要圆满得多。我常觉得日本的男子在他的奋斗生活当中，有两个安慰，一个是日本人所最欢喜的热汤沐浴，一个就是很温和的家庭。日本的女子对于她的丈夫，的确可以安慰他、同情他，使在社会上吃一整天苦恼的男子由一夜的安慰而消除他的疲劳的精神。中国男子很普遍的家庭苦，在日本社会是绝不经见的。
（二）中国的蓄婢制度在日本是没有的，同时中国这一种虐婢的事实在日本更是没有。阶级分限很严格的封建制所产生的日本社会里，主人对于使用的婢仆，绝不像中国都会地方的习惯那样无情冷遇。他们家庭里面的使用人，很像是家庭一部分的组织分子。主人对于使用的人，处处都看得出一种温情，这一种温情，不是发生于个人的性格，而个人性格的养成，倒是缘因于制度。现代的都市生活下面渐渐地把这一种温情的从属关系打破了。契约的责任观念，替代了阶级的从属观念。不过在中国这种畸形的虐待和变相的佣金制度，在日本社会里面，我是不曾见过。
（三）宗法社会的男系家督相续制和财产相续制，是连成一个东西的，这也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应有之义。但是长男对于次男以下的家属的义务观念，也是很明确的。这一层情形，更是和中国绝对不同的地方。
（四）许多中国人，以为日本女子的贞操观念淡薄得很，以为日本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差不多是乱交一样，这一个观察完全错误。大约这是中国留学生的环境，和他们的行为，很足以令他们生出这样的错觉来。日本人的贞操观念的确和中国人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然而决不像中国留学生所说的。第一，日本人对于处女的贞操观念，绝不如中国那样残酷。第二，日本孀妇的贞操，固然也主张的，然而社会的习惯，绝不如中国那样残酷，至于有逼死女儿去请旌表的荒谬事件。第三，日本人对于妓女，同情的心理多过轻蔑的心理。讨妓女作正妻的事，是很普遍的。尤其是维新志士的夫人，几于无人不是来自青楼，这也可以证明日本社会对于妓女，并不比中国社会的残酷。第四，日本的妇人的贞操，在我所晓得的，的确是非常严重，而且一般妇人的贞操观念，非常深刻，并不是中国留学生所想像的那样荒淫的社会。一般来说，我觉得日本的社会风纪，比之中国的苏州、上海，只有良好决不有腐败。而他们的贞操观念，不是建筑在古代礼教上，而是建筑在现代人情上，也较中国自由妥当得多。
蒋百里与《日本人》
蒋百里（1882~1938年），名方震，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浙江海宁人。1898年，蒋百里考中秀才，受维新思想的影响，进入双山学院学习。
1901年，蒋百里在他人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学习。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3000人，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同年，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1906年留学德国。
1912年，蒋百里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蒋百里正与梁启超等一起去欧洲考察。次年春回国，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蒋百里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著书立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将。1933年，蒋百里赴日考察，认为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拟订多种国防计划，呼吁国民政府备战，随后任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
1937年9月，蒋百里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访意、德等国，回国后发表《日本人》及《抗战基本观念》，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1938年8月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938年11月4日，蒋百里病逝于广西宜山。
蒋百里的《日本人》发表之后，在抗战时期的文坛引起极大的轰动。他在文章中掷地有声地提出了对日的战略——“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日本人对于他的《国防论》、抗日战略理论也十分震惊，并且称：“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第一次，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时候，轻松夺魁，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剑带走了，而他的日本同学如荒木贞夫等人就是二战时期日本陆军的主要将领。第二次，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日本人看到蒋百里的抗战理论，日军恰似按照他书中所说的那样，老老实实地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
蒋百里虽然在1938年早逝，但是他对中日的战争发展的预料却很准确，他提出“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蒋百里还深刻地指出，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蒋百里呼吁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这些都反映出他对两国实力与战略态势的准确把握。
《日本人》虽然简短，但是其中清晰的条理依然有助于我们认识日本这个民族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