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甲午之役
朝乱再起，汝昌欲至济物浦先攻日舰，将启行，总署电柅之。逮日舰纵横海上，海军始集大东沟、鸭绿江口。定远为汝昌座船，战既酣，击沉其西京丸一艘。已，致远弹药尽，被击，总兵邓世昌战死。自是连丧五舰，不复能军。汝昌犹立望楼督战，忽座船炮震，晕而仆，舁以下。汝昌鉴世昌之死，虑诸将以轻生为烈，因定海军惩劝章程，李鸿章上之，着为令。旅顺陷，汝昌渡威海，是时两军相去二百二十余里，朝士争弹之，褫职逮问。鸿章请立功自赎，然兵舰既弱，坐守而已。
逾岁，日军陷荣城，分道入卫。汝昌亟以木簰塞东西两口，复虑南岸三台不守、炮资敌，欲毁龙庙嘴台炮，陆军统将戴宗骞电告鸿章，责其通敌误国，不果毁。待援师不至，乃召各统领力战解围。会日暮大风雪，汝昌尽毁缘岸民船，而南北岸已失，日舰入东口猛攻，定远受重伤，汝昌命驶东岸，俄沉焉，军大震，竞向统帅乞生路，汝昌弗顾，自登靖远巡海口。日舰宵入口门，击沉来远、威远，众益恐。道员牛昶炳等相乡泣，集西员计议。马格禄欲以众挟汝昌，德人瑞乃尔潜告曰：“众心已变，不如沉船夷炮台，徒手降，计较得。”汝昌从之，令诸将同时沉船，不应，遂以船降，而自饮药死，于是威海师熸焉。《清史稿》卷四六二。
“抗争之动作，实由日大鸟少将所率之混成旅团发于龙山本营至牙山。自七月二十五日开始，在牙山冲丰岛附近，日舰队遇清舰。清突炮击日舰，日舰队应战破之。日陆军亦于成欢驿大破清兵。往驻牙山之清兵遂逃之平壤，日军尾之。见清兵全挂方布一片于枪之刺刀上而逃，其色非白非黄，日军人多不解其意。即捉俘虏而诘之，始知清人知败北挂白旗乞降之例，以白旗无觅处，遂代以包足白布。清兵之弱，于此可见。”
“日军三路进攻，由平壤直捣盖平，由旅顺陷牛庄、营口，辽东全部皆为日有。海军自击沉丁汝昌四舰后，黄海上之管制权亦均属日。翌年攻陷威海卫，丁汝昌乞降，仰药自尽。山东半岛亦为日有。”（〔日〕佐藤铁治郎《袁世凯》第一章（第六节））
时日谋攻台湾及澎湖列岛，又任小松宫彰仁亲王为大总督，将大举而北冲清京。清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诣马关议和。此日清战争之概略也。
“初，鸿章筹海防十余年，练军简器，外人震其名，谓非用师逾十万，不能攻旅顺，取天津、威海。故俄、法之警，皆知有备而退。至是，中兴诸臣及湘淮军名将皆老死，鲜有存者。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方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初败于牙山，继败于平壤，日本乘胜内侵，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夺我兵舰，海军覆丧殆尽。于是议者交咎鸿章，褫其职，以王文韶代督直隶，命鸿章往日本议和。二十一年二月，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议，多要挟。鸿章遇刺伤面，创甚，而言论自若，气不少衰。日皇遣使慰问谢罪，卒以此结约解兵。会订条款十二，割台湾畀之，日本悉交还侵地。”（《清史稿》卷四一一）
“1895年4月，清政府派李鸿章到马关，与日本政府所派全权代表伊藤博文讲和。李鸿章与伊藤本是老对手。十年前的天津会议，李鸿章虽然吃了一场哑巴亏，但他跟伊藤形式上还是平起平坐，对等会谈。此时就不同了：一个是战胜国的全权大臣，一个是败兵之将；一个漫天讨价，一个哑口无言。谈判陷于僵局时，日本方面忽然跳出来一个冒失鬼，对准李鸿章打了一枪，打得他血流满面，这才激起了世界舆论的公忿，一致谴责日本不配称为当代法治之国。日本政府慌了手脚，不得不在形式上作出某些让步，与清政府订立了《马关条约》。”
“条约签定后，有人替李鸿章脸上贴金，说什么这位忍辱负重的老中堂，用了自己的鲜血，换来战胜国的宽大条件。这个条件究竟宽大到什么程度呢？请看，清政府在条约里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割让了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在中国内地加辟了沙市、重庆、杭州、苏州四个通商口岸；中国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开设工厂；允许日本船只在中国内河自由航行。中国赔偿日本战费二亿两，按照中国四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摊派半两银子。此外还有不少苛细项目，就不必一一列举了。”（《袁世凯演义》）
（第二节）李鸿藻举荐
袁世凯由韩归清，郁郁不自得，深怨李鸿章不用其谋，大不以李为然。虽有热血满腔，而大势已去。时清有太傅李鸿藻，为袁父执。袁往谒，痛陈时事。
“李鸿藻，字兰孙，直隶高阳人。咸丰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清史稿》卷四三六）
訾李鸿章旧制之军队腐败，道我军训练之精，并自言驻韩功绩。李重其才，遂向督办军务恭亲王前道袁韬略。恭亲王乃派袁充前敌营务处。时宋庆等已败至田庄台，望风而逃。清营旧制，营务处本无事之名目，加以前敌诸统将官职多大于袁数倍。清之政界，素以位高为尊，才能非所计也。咸轻视袁。依当时清军队之溃弱状态，及军械饷需之情形，虽任袁世凯以重职，亦无能为也。不特一袁世凯，即千百袁世凯又何从补救？故袁虽在前敌，亦无所设施。及日清和议成，清之兵队解散，袁世凯仍旧赋闲。李鸿章自此遂成全国之公敌，欲食其肉寝其皮者颇不乏人，即素知李之西太后亦为众口所惑，李遂去位。而袁世凯更无栖止矣。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日清和议成后，清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及陆奥宗光坐谈。李谓人材难得。伊藤问李曰：“袁世凯现任何事？”李曰：“小差事无足重轻。”伊曰：“以袁世凯之才，仅任无足重轻小事，无怪无人才也。”李之书记遂记入李日记中。岂知一语闲谈，遂影响于袁世凯者不浅。
“有人传说，马关议和时，日本代表伊藤博文曾向李鸿章问及袁世凯的近况，于是又有人替袁捧场，说什么‘日本人如此重视袁世凯，可见此人必有非常之才’。以上这些话题，在北京广泛流传，于是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藻、荣禄等也都称赞袁世凯‘通晓戎机，才堪大用’。随后清政府降旨叫袁留在北京，听候督办军务处差委。”（《袁世凯演义》）
（第三节）徘徊京津之间
袁世凯自日清战后随营解散，徘徊于京津之间，无所事事。适李鸿章马关议约回，李书记辈编李与伊藤、陆奥之谈词以闻，清各报亦多载李日记。清之朝野上下睹我伊藤氏答李鸿章之言，皆以袁世凯为一时人杰。于是袁世凯三字遂振振有声，留心人才者咸欲一睹其人。
袁知负时名，遂干当道名公，希有建白。
清方大挫之后，二三老臣为国求贤，于两宫前保荐袁之才略。旋奉旨召见，详询时事，袁奏对多中肯要。自负必可得志，即旁观亦谓袁必邀异数。不料召见后即交军务处差遣，袁大为失望。由是日奔走于王公之门，亦无效果，久之军事已毕，军务处亦不能存立，尚有何差可任？袁心灰意阻，加以数月来奔走酬应，支绌异常，债负累累。时西洋人贸迁中国，尚不甚久，尝以言语不通，情形不熟，多雇用清人为经理。业洋行者又须运动官场，方能发达，凡充西人洋行经理者，清人曰买办。清所需军装器械，皆仰给外人，盖不善制造故也，即今尚然。充买办者常居间收利，有暴富至数百万者。袁世凯以不能迁官，即求治富，颇羡买办业。适有西人欲开军装洋行于天津，拟聘熟习官场人为买办，盖知清此次之败，海军战舰、陆军军装器械全数告尽，势必再置。置则必须仰给外人。西人以有大利可图，故争先恐后设行以图招揽。袁欲应聘充买办，奈须保证金数万元，时两袖空空，无从措手。
（第四节）受诏督练新军
先是袁充前敌营务处时，与奉天举人王英楷结莫逆交。王本巨富，其人为野蛮中之最开化者。与袁畅谈时事，两情相洽，引为同调，至是途穷路迫，遂将其志愿作书告王，乞其援助。王得袁书，遂挟重金北上，晤袁于天津。责袁曰：“君何不志甚也？”袁曰：“欧人国务大臣退位后，以充当工商业会社经理为荣，君何责我不志也？”王曰：“是乃自谋其本国之生业，有独立性质。若买办者，乃外人雇佣，君又不通西语，且买办手段在奔走官场，狗苟蝇营，皆非君所能。君盛名倾中外，方王师败绩，正朝廷梦醒之时，君不思乘时兴起，大展长才，乃欲谋此奴隶事，非不志而何？”袁曰：“区区微名，虽达当轴，奈不用何？”王曰：“当此时世，虽有经天纬地之才，徒以空言诘纳，焉能成事？君其继以金钱，敢必有济。”袁曰：“奈赤手何？”王曰：“君如以鄙言可采，当代谋以成君伟业。”袁曰：“惟命是从。”
于是王英楷侦知袁从人中有河间赵姓者，与阉宦李莲英系属戚谊，王付以资，授以意，嘱其入都代袁结纳李氏。李以袁本各大臣保荐之人才，简在帝心，舟行顺水，遂满应之，嘱赵告袁静候时机可也。自此以后，宫庭动静，大臣奏对，皆随时密报袁知。数月后适清两宫命筹饷练新军，袁得报，遂密遣人告李莲英曰：“兵事我所最稔，子曷为我图之。”李乘机说西太后，西太后于召见大臣时，遂问：“袁世凯知兵否？”拟命其与聂士成各练三十营劲旅，各大臣均赞成旨意，遂诏命袁督练新军。
“方袁世凯之为军务处差委也，奔走权门，所费不赀，而事率无效，床头金尽，遂灰仕进之心。因忆关外旧友奉天举人王英楷者，巨富也，欲向之告贷，以作外商之买办。事为英楷所知，悯其穷，即赴天津劝袁，以资购大官，己愿为之助。袁乃遣人赴京师，以巨万之金结纳于慈禧太后之宠嬖李莲英，由是宫庭之动静，大官之对奏，皆由李莲英密告。不久，而任北洋练兵大臣矣。”（《袁世凯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