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国家处开创之时，当多难之际，与其以挽救之责，委之于人民，委之于议会，其收效缓而难，不如得一强有力之政府以挽回之，其收效速而易，所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也。况人民政治知识尚在幼稚时代，欲其运用议院政治，窃恐转致乱亡，此以现在时势及风俗习惯证之，而知其应含有特性者也。
本会议基此理论，勒为成文，以统治权之不可分割也，于是设总揽机关；以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也，于是以总揽统治权，属之于国家元首；以重大总统之权，而又不能无所限制也，于是有对于全体国民负责之规定；以国势至今，非由大总统以行政职权急起直追，无以救危亡也，于是凡可以掣行政之肘，如官制官规之须经院议任命，国务员、外交员以及普通缔结条约之须得同意等项，皆与删除。凡可以为行政之助者，如紧急命令、紧急财政处分等，悉与增加。以国权脆弱，亟宜注重军防也，于是特定陆海军之统率及编制权，以扬国威而崇兵备；以共和建设，来日方长，非策励殊勋，不克宏济艰难也，于是设各项特别荣典，以符优待而劝有功；以大总统之职责既重，必须有审议政务机关，以备咨询也，于是有参政院之设，以维持共和立宪之精神。至于优待条件，为统治权移转所关，亦民国国家之所由成立，确定效力，尤属当然。其余增捐各节，均系普通立法之例，既无特殊之精神，即无论述之必要。
总之，我国改建共和政体，既有种种特别情形，势必施行特别制度，而后可以图国家之长治久安，当为国内外有识者所公认。本会议议员等目击披荆斩棘之艰难，身亲火热水深之痛苦，窃以为改造民国根本大法，首在力求实利，而不在徒饰美观；首在为多数人谋幸福，而不在与少数人言感情。救国但出于至诚，毁誉实不敢计及。是以此次增修约法之结果，名以隆大总统之权，即实以重大总统之责。
夫民国成立，三载于兹矣，徒以制度不良，以致一筹莫展。民德之坠落，民生之憔悴，实为见不忍见，闻不忍闻。顾我人民犹忍死须臾，而不敢稍涉怨尤者，盖深谅我大总统恫炼在抱，苟遇可以藉手之时，必有拯溺救焚之计。今者《约法》改订，障碍已除，政治刷新，正在今日。苟利国家之事计，无不猛进励行。查民国元年，大总统就职宣言，曾经郑重声明，不使帝政复活，皇天后土，实鉴苦心！此后关于政务进行，但能挚总揽之实权，企国家于强盛，应请大总统远觇国势，俯察舆情，毋庸自远嫌疑，稍涉顾忌，此尤本会议于《约法》增修后，馨香祷祝而为我四万万同胞请命不遑者也。相应咨请查照施行等因。此约法会议咨复议决约法，暨撮举增修意见之情形也。
查约法会议对于《中华民国约法》之起草议决，反复讨论，历时四旬，来咨所称，我国改建共和政体，既有种种特别情形，势必施行特别制度，而后可以图国家之长治久安，当为识者所公认等语，远谋硕画，敢不拜嘉。本大总统以耋老无能之日月，处民国建设之时期，责任虽有所难宽，职权窃虞其过重。惟事关国家根本大法，究非一人所敢自私，亦非本大总统所敢滥用，兹既议决公布，本大总统谨当率我百职有司，恪守勿渝！誓于施行《约法》期内，使我中华民国之国基愈以巩固，国权愈以恢张。一俟宪法制定，国会告成，他日者由开创以达守成，积极以企我国家于强盛之域，俾得同享共和之幸福，斯则本大总统所昕夕祈望者也！特此布告。
《约法》乃庶政之本，今既更改，则一切设施，自随之而变。废国务院，而于总统府设政事堂，以徐世昌为国务卿，杨士琦为左丞，钱能训为右丞。未几，又设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五月二十四日，停止政治、约法两会议；公布《参政院组织法》，以参政院代行立法。六月，改各省都督为将军，民政长亦改为巡按使。
（第二节）“二十一条”之签署
时欧战爆发，日本乘列强有事西方，不暇东顾之际，肆其暴戾，逞其野心，破坏我中立，山东交涉以起。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提出无理要求二十一条件，迫袁承认。五月七日又致最后通牒，并限四十八小时答复，须完全应允，否则自由行动。时袁阴谋称帝，专心对内，无力御外，且愿联日以为援。日本早觊得其隐，有以助成帝制为承认之交换条件之说。袁既屈于武力，乃不顾民意，于九日答复。既未经国会通过，我国亦誓不承认也。
曹汝霖于五月十日致陆宗舆一函见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311~312页，述日使致送最后通牒及中国忍辱接受之经过情形，甚为详尽。中有一节记八日袁召集大会，报告经过曰：
此次日人乘欧战方殷，欺我国积弱之时，提出苛酷条款，经外部与日使交涉，历时三月有余，会议至二十余次，始终委曲求全，冀达和平解决之目的。但日本不谅，强词夺理，终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理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今日本最后通牒，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及主权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交还中国。其在南满内地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我警察法令，及课税与中国人一律。以上各节，比初案挽回已多。
于我之主权内政及列国成约，虽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满、安奉之展期，南满方面之利权损失已巨。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英朱使关切中国，情殊可感。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语云：无敌国外患国恒亡。1915年5月25日，“二十一条”签署时中日双方代表合影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十日，袁有密谕与百僚云：
立国今日，非自强无以图存，而强弱之分，悉由人事。日本前在闭关时代，其学术政治与中国无殊。自明治维新以来，上下一心，步武西法，乘时而动，发愤为雄，四十余年，所惨淡经营者，无非求达其东亚大帝国之政略。当合并朝鲜之时，现在首相大偎重信已自命为中国将来之统监；盖其兼营并进之图，远交近攻之策，处心积虑，殊非一朝。究其致强之由，则以国民教育为根本，而明耻教战，即寓于教育之中。
故人人以当兵为义务，以战死为殊荣。就其近年军事言之，征发陆军，可达百万，海军战舰，已逾六十万吨，席其方张之势，日思拓地殖民。彼为刀俎，我为鱼肉，实逼处此，岌岌可危，厝火积薪，早成险象。前清末造，政失其纲，泄沓成风，人无远虑，加以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各私其家，何知卫国？迨至武昌起义，举朝失措，列疆响应，瓦解土崩。日本浪人，利用此机，秘计阴谋，无所不至；我人民之生命财产，间接直接而受损失者，不可胜计。苍赤何辜，言之流涕！幸而天佑中国，祸乱削乎，予得以衰病余生，底定全局，殊出强邻意料之外。回忆当日，万险环生，至今心悸。
国事初定，欧战发生，关系于均势者甚大。日本利欧战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军队所至，四境骚然。官吏见侮之横，居民被祸之惨，笔不能罄，耳不忍闻。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
如允其一，国即不国，牛马奴隶，万劫不复。予见此四条，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以予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具此决心，饬外交部人员坚持磋商，此外凡损失权利较重者，均须逐字斟酌，竭力挽回。
乃日人利用我国乱党，各处滋扰，而又散布谣言，鼓惑各国，分遣大枝陆军，直趋奉天之沈阳、山东之济南，海军亦时在渤海出没游弋。因之举国恐惶，全球震动，不知其用意之所在。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终始不移；对内则抚辑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痛心，愤惭交集。
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但有进行，断无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强权，势相对恃，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几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钵心神，力图振作。倘仍复悠忽，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
天幸未可屡邀，神州陆沉，不知死所！予老矣，救国舍身，天哀其志，或者稍缓须臾，不致亲见灭亡。顾此林林之众，齿少于予者，决不能免，而子孙更无论矣！予为此奇痛之言，万不愿予言之竟中。诚以存亡呼吸，断非予一手足之烈，所可转旋，持危扶颠，端资群策。我国官吏，积习太深，不肖者竟敢假公济私，庸谨者亦多玩物丧志，敌国外患，莫不动心，文恬武嬉，几成风气。因循敷衍，病在不仁；发墨针育，期有起色。所望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协力成功，同官为僚，交相勖勉，苟利于国，生死以之。其有亲民之责者，尤当随时设法劝导人民，使蚩蚩者氓，咸晓然于各国之大势，国民之义务。但能治人者事事以循名责实为归，受治者人人以视国如家为志，能由此道，则中国可强，我人民及身与子孙可免亡国之痛，此则予所独居深念寝馈不忘者！但坚忍始可图成，虚骄足以害事，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气，空言熳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今之言革命者动称排满，试思满洲以一二百万人入主中国，国祚尚近三百年，我汉族以四万万人，如不能久主其国，人必视我汉族为天生受役之性质，无人类自立之资格，讵非奇耻！我汉族皆神明之胄裔，诘以斯言，能甘心忍受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惟知亡，庶可不亡，凡百职司，其密志之！此谕。
国势如此，而袁欲帝制自为，则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当民国二三年际，北京曾流行共和不适中国国情之论调，其背后有人主使，自不待言。至是袁召各省将军入京，先行交换意见。顾欲擒故纵，袁之假惺惺，一如民国以来军阀之内战，其势已一触即发。
时袁祭天祀孔，大事复旧。遗老既多非议共和，政客尤怂恿君宪。八月，总统府顾问美人古德诺为周自齐所（？），竟倡言宪政不适中国。希荣固宠之士，议论骚然矣！
（第三节）筹安会之成立
杨度、孙毓筠等六人，旋即发起筹安会，其宣言如下：
我国辛亥革命之时，国中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故自清室逊位，民国创始绝续之际，以至临时政府正式递嬗之交，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图，祸将无已。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国，如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犹鲁卫、芬尼什拉等，莫不始于党争，终成战祸。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酿大乱。其最筹安会“六君子”之首杨度扰攘者，莫如墨西哥，自爹亚士逊位之后，干戈迄无宁岁，各党党魁，拥兵互竞，胜则据土，败则焚城，劫掠屠戮，无所不至；卒至五总统并立，陷国家于无政府之惨象。我国亦东方新造之共和国家，以彼例我，岂非前车之鉴乎？
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着明，乃亦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我民忠告；而我国人士，乃反委心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将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所见，以尽切磋之义，并以贡献于国民。国中远识之士，鉴其愚诚，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中国幸甚！发起人：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
筹安会宣告成立，发出启事，略谓：
本会自发起后，所有与各界接洽商办之事，至为繁重，几于日不暇给，欲照寻常党会手续，俟会员人数众多，再行宣告成立，实有迫不及待之势。现由本会同人先行议定简章，并照章推定理事长、副理事长，暂时处理会务，以便进行。经推定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为理事。当日通告各会员，略谓：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事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例如中国数千年，何以有君主而无民主？又如清末革命之结果，何以不成君主而成民主？又如共和实行以后，究竟利害孰多？又如世界共和国家，何以有治有乱？诸如此类，皆在应行讨论之例，然讨论范围，亦仅以此类为限。至此范围以外各事，本会概不涉及，以此为至严之界限。
同日通电各省将军、巡阅使、巡按使、都统、护军使、各省城商会、上海、汉。商会云：
（中略、见宣言）本会之立，特以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是非、事实利害为讨论之范围。至范围以外各事，本会概不涉及，以此为至严之界限。将以讨论所得，贡之国民云云。
在民国共和政府之下，而容此等非法机关存在，是诚奇迹！盖古今中外，无有人在本国法权之下，而集会结社，公然讨论本国国体者，更未有昌言推翻本国现有之国体，谋植其他国体而不触禁令者。八月十七日《申报》载北京电云：
有人谒袁总统，问应否干涉筹安会？袁答近数年来，此项言论，耳闻已热，永不措意，自因欧战及墨西哥屡次改变，遂激触中外注意新造民国利害。予所居地位，只知民主政体之组织，不应别有主张。且帝王总统，均非所愿恋，汶上秋水，无时去怀！无论研究者作何主张，于余个人固无嫌疑可虑。余及国人均有身家产业子孙亲族，人情切已，自当研究所以永保安全之法，予既受国民付托，何敢以非所愿非所恋二者之嫌疑，而强加干涉？又另一方面人云：袁意谓此日如不任令学者舆论自由研究此项问题，则有一部分人主张颇力，摇撼国体，不如以此缓和其空气。
二十七日《申报》又载北京电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