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南北之对立
袁世凯复出后，宣布其政见如下见辛亥年十月十一十二两日《时报》。
中国数百年来号称专制，其实即专制亦不完全，致民人不知尊敬政府，民人亦不明白政府应担责任。现在所以鼓动民人，而民人乐从者，无非曰不纳税、无政府耳，此亦由国无责任政府，数百年于兹之故。
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民人所主持者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
除上所陈外，又各有利益，各有意见，学界、军界、绅界、商界奋发议论，若任其处处各为一小团体，则意见不能融洽，或且发生瓜分之祸！
清政府现在虽无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颁行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之计！
余爱中国之民，较之共和党人主持急进者，有过之无不及。故我所兢兢者，在改革之实行。明知所担责任宏大，顾余非为名誉权利起见，但欲为中国恢复秩序，意在有益于中国，使无波折耳。故余仍望和议有成。凡民人意在保全中国者，务使其各党满意，恢复和平，建设一坚固之政府。余知国民意见明通，当不愿目睹其本国之破坏，故欲进共和党人与之筹议方略，使终战局，破除各种情意暌隔，而将从前种种不便于民者，一概除去。至各省纷纷独立，余观之与和议亦不甚暌离，当时政府之权力，既不能行于各省省会，其省会中必有数人宣布近于独立之政体，其实非全然独立，有数省，权尚在保守派之手，则迹近中立耳。其题目在推翻专制，其目的在保治安，保护人民财产，愈言共和，愈见中立。故余拟召集各省之人民，以研究此中国究应为何等政体之大问题。
此问题既如此重大，故凡事应心平意和论之，不可靠一时之热忱。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
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险。余愿进步党人思邦国应至若何地步，与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处置妥当也。
余之志愿既如是宏大，必有误解余意者，或且受四方之攻击，事非不知之，顾余必不因稍受波折，遂更变余最高应尽之职。盖余之作为，盖为完全保护中国免于分裂计也。
袁氏非有革命思想者，不仅无革命思想，且反对革命；其乘时而起，主张君主立宪，“留存本朝皇帝”，非忠于清，其意盖别有所在，证于其后之行事可知。当时《时报》载有《袁世凯之隐衷》一则云见辛亥年十一月十日《时报》。
袁世凯之隐衷。北京诸大老对于共和政体，颇有愿表同情者，所不能解决然者，惟一班穷老旗员，恐废却君主，伊辈之饮啄，即尔断绝，是以不免惶恐。然表面亦无反对之迹，以彼本无反对之能力也。袁世凯惧第一期之大统领为他人所得，而又无能为毛遂之谋，故于各方面密遣心腹，竭力运动，已则扬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宜于今日之中国。实则一俟运动成熟，遂尔实行，其所以反对共和者，意固别有所在。而载涛、良弼辈，亦将此等阴谋，早已窥破，暗斗之机，于是更炽矣。袁初到北京，即向人云：内阁大臣三年一任，为期太迫，恐于政治不能多所举措。识者莫不嗤之。今于共和前途，如是作梗，推其心，殆欲将万世一系之专制君主易为袁姓而始快意也者。以袁氏生平之历史，对于满清，惟知弄权植势；于属吏，则专以贪黩不识字之流为爪牙；至于民事，则除却捕党人、遏民气、敛财肥己而外无所能云。
观此，袁之不见信于当时已可知。
方民清两军停战言和，袁氏并无诚意。辛亥十一月十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直隶、奉天、山东、山西、陕西、四川、贵州十七省代表会于南京，始建临时共和政府，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元年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正式成立。袁投箸而起，声言南北协约，以君主立宪为前提，而唐、伍两全权擅用共和政体，逾其职权；且协约未决，南人先组织政府，公选大总统，有悖协约本旨。遂罢唐绍仪全权，自任交涉之事，往来反复，徒驳片言只字，而不入本题。世凯一面又使清廷出内帑备战，又假太后旨胁亲贵报效军需，然世凯非真欲与民军较优劣，亦非真有爱于清廷，共和之必成非不知，清帝退位，又其所甚愿，顾其复梁鼎芬书云：
（上略）仆以衰病之躯，息影洹上，杜门却扫，于今三年，私冀抱瓮灌园，长为老农以没世。遭遇时变，夺我烟霞，诏旨敦迫，急于星火，坚辞再四，迄不获请，扶疾就道，仓猝誓师，军事未终，寻综阁务，艰巨投遗，非所夙期，自维绵薄，曷克负荷？所谓责孱夫以举鼎，策驽马使绝尘，惴惴于心，若赏深谷。第念先朝顾托之重，时局祸变之深，不敢偷安，勉当大任。受事以来，局天踏地，人心尽去，既瓦解而土崩，库储已空，将釜悬而炊绝。内之则主少国危，方孤立于众谤群疑之地；外之则交疏援寡，群欲逞其因利顺便之思，正不徒共和独立之响言日盈，炸弹手枪之恫喝，咸与为仇己也。险象环生，棘手万状，怀忧茹愤，谁可告言。惟有益坚尽瘁之初心，勉竭鄙力所能至，奋此愚忠，战彼群魔；但求皇统之能保存，领土之不破碎，免瓜分之惨，纾种灭之忧。栗倦寸私，惟在于此，成败利钝，非所逆睹，知我罪我，付之千秋。一俟大局稍安，国事粗定，便当敬避贤路，翩然挂冠。成都之桑，东陵之瓜，足娱此生，庶毕乃愿。执事忠肝贯金石，古谊若龟鉴，行见翌赞明廷，辅世进化，致富强，兴太平，自有莫大之事业。在仆敬当为国与民馨香祝之，而断非仆之衰朽，所敢自任者矣。（下略）
又，其时袁每对人云：“余深荷国恩，虽时势至此，岂忍负孤儿寡妇乎？”其容貌，其言语，其态度，粹然一爱新觉罗之大忠臣。然此仅以眩宗社党之耳目，其实养其实力以临大敌，志固窃有所伺也。时岑春煊致电袁世凯云：
北京内阁袁总理鉴：今日国民多数均以共和为目的，朝廷既有召国会决政体之谕，自系采取多数。我皇上之从民所欲，不私天下，以尧舜之心为心，为海内外所共见。民军感于朝廷礼让为国，罢战息民，故亦众口一辞，必以尊崇皇室为报，上下相交，各尽其道，为世界历史开未有之局，诚吾国之光荣也。唐使南来，国民咸以平和有望，列强忠告，企盼尤殷。春煊养疴沪上，蒿目时艰，念公为国为民，必能主持定议；不图撤回和使，重启战端！皇上不以君位自私，而公必反遏其德意，国民以人道为重，而公必自逞其兵威，从此战祸相寻，永无恢复和平之望，生灵涂炭，同就沦亡，上贻主忧，下益民祸，谁尸其咎？惟公一人！道路传言，方谓民军选定总统，公因失望，遽反所为，春煊实不愿以疑贤者也。总之，为皇室计，为国民计，惟有恪守唐使议定条款，从速取决国会，早定大计，庶几上安下全，举国蒙福，春煊亦得偷安林下，则受赐良多矣。事机危迫，敢贡苔荛，伏维鉴察！岑春煊，哿。见《时报》元年一月十日。
当时革命军人对于袁氏深致疑怀者，固不乏人，光复军总司令兼吴淞军政分府李燮和上孙大总统书，论和战之局宜早定云见一年一月十九日《时报》。
（上略）一月以来，最足为失机误事之尤者，莫如议和一事。夫和有何可议者，民主君主，两言而决耳，岂有调停之余地。战亦何可议者，北伐北伐，闻之耳熟矣，卒无事实之进行。坐是抢攘月余，势成坐困，老师匮财，攘权夺利，凡种种不良之现象，皆缘是以生。若天下之大局不定，河山之歌舞依然，我恐洪氏末年之覆辙，将于今日复蹈之也。夫袁氏之不足恃，岂待今日而后知之？
溯彼一生之历史，不过一反复无常之小人耳。甲午中东之役，戊戌之政变，庚子之拳乱，合之此次之事交，凡国中经一次之扰乱者，即于彼增加一绝大之势力。彼盖乘时窃势，舞术自恣之人耳，安知所谓尽力民国，又安知所谓效忠满廷？
凡其竭智尽技，纵横捭阖而为之者，无非为彼个人之计。夫为个人者，但思乘时窥便，以弋个人之利益，而无丝毫公众之利益置其眼中，故其所为，恒不可以常情测度，岂惟不可以常情测度，即彼身居局中者，亦无从测度己身之所为。何则？彼以术驭人，而不悟彼乃为术所驭也！故袁氏者，断不可恃者也。恃袁氏无异恃袁氏之术。袁氏之术，乃其所以自欺欺人者也。彼自身且不可恃，独奈何欲率天下之人，以赖袁氏之术乎？
故今日者，必须去依赖袁氏之心，而后可以议战。以神圣庄严之大总统，奉之于袁氏足下，而袁氏蹴尔而不屑，宁非神州男子之奇辱耶？顾犹有持慎重之说者，以为战限延长，非吾民之福，南人北伐，非地势所宜。燮和独以凡事之可以平和解决者，则以平和解决之，凡事之不能以平和解决者，则战争者，所以促进平和，而断非扰乱平和之具！假令两军相持不决，前途之平和，可希冀乎？不能希冀，而犹欲假和议之美名，以涂饰天下人之耳目，吾未见其可也。
今日之所恃者，在能战耳，在能战而后能和耳。若夫抢攘纷扰于不和不战、忽和忽战之间，则人心之恐怖，靡有已时，商业之壅滞，犹如昔日，岂必杀人流血，而后为损失耶！况夫相持愈久，则外交之枝节愈多，此次各国，所以取不干涉主义者，尊重人道耳，敬畏舆论耳，非有爱我之心也。我内部而稍有可乘，彼必不肯牺牲自国之利益，以曲徇我为事。今俄之于蒙古，其明征矣。
是故无论自对内对外言之，民主君主之解决，宜速而不宜迟。而其解决之手段，不外于平和与武力二者。然就今日之时势观之，断非平和可以解决，则徒讲一时弥缝之策，希冀战留守南京时期的黄兴争之不再开者，名虽尊重人道，实则违背人道。何则？以其迁延愈久而损失愈大也。故今日之战，为人道而战，决非破坏人道之举也。
近者议和屡有破裂之势，然袁氏犹时出其诡计，或谓派梁士诒莅沪，或传派唐绍仪续议，无非欲以迷离惝恍之手段，以懈我已固之人心，而支持其破碎之残局。幸我国民幡然知袁氏之侮我，于是有誓师北伐之举。燮和不才，今已秣马厉兵，从诸君子后，若公犹迟疑不决，当机不断，或且误听袁氏再求和议之举，则误我神州大局，沦胥我炎黄胄裔者，公将不能辞其咎矣！
至于南军北伐，泥于历史之见者，徒以西北可以制东南，而东南不能制西北，遂谓地利实然，恐徒劳而无功。不知汉高起于丰沛，明太起于濠泗，在历史上已有其事。矧夫此次倡义，非徒恃兵力也，尤在人心趋向。东南之人，趋向共和，固已成为事实，即西北之人，其表面虽仍服从满洲，其精神早已趋向民国。其尚持君主顽见者，不过少数顽迷之官僚派耳。北方义士，无拳无勇，困于专制之积威，兵力之蹂躏，方且屡蹶屡起，以为我南方民军之响应，而我顾对岸观火，若秦、越人之视肥瘠，其谬者且倡为南北分治之论，以离间我南北人之心，破坏我神州之统一。呜呼！其何以对我北方同胞矣。且夫混一南北，建设共和国家者，亦视夫我国民之决心何如耳。
我国民若无此决心，则虽已破坏之各省，不必其能建设，若其有此决心，则我谓天下之事，何事不可以期成？区区北虏，又奚足当我入之一撼者，呜呼！国家之基础，建于国民心理之上，我国民而畏难苟安之国民，不欲收混一之功，则亦已耳；不然者，以武汉一隅，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今日乃以十六省之疆土，而受制于贼虏，此燮和所大惑不解者也。夫武、汉之事，起于国民之决心，今日之北伐，亦诉之于国民之决心而已。而所以日讨国民而训之儆之者，则公之职务也。此所谓急定和战之局势者一也。（下略）
二十七日《时事新报》载袁幕友有密电至南京，通告大总统及江苏都督，其大意谓：
若南方能举袁氏为全国大总统，则彼此当息干戈，永归于好，而袁氏亦必尽力迫胁清帝退位，誓守共和，为民国谋幸福。但如南方不允所请，则彼等当为袁氏效死力，决不迁就，以示衅由我启，战彼无罪云云。
二十八日《时事新报》译载《大陆报》北京电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