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免官之诏
十二月十一日，果奉免官之诏云：“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钦此。”
免官有诏，时袁尚在朝房，早有所闻似不仅免官。内阁值日官捧诏告袁曰，皇上有旨，袁颓然色变。未及读诏，张之洞自内出，告袁曰，上以公足疾，命回籍养疴。袁读诏毕，连呼曰天恩高厚，天恩高厚。袁回寓后，张一麐遂藉故逃避。袁之仆从见张逃，亦皆惶惶。或谓自免官诏下，袁之寓所风声鹤唳，处处惊惶，若不知祸之终极矣。翌早袁入朝谢恩讫，即乘快车至天津。有英人海鲁君与袁同车，曾作《车中纪事》，译录数语于下：
（上略）头等车内仅三数人，予觅一近暖气处坐定。旋来一人，衣素服，发毛参参，随从甚多。坐处与余相对。见其仆辈置似新闻类一束于其旁，其人遂翻阅。两点二十五分车过丰台，阅有四十分钟，其人端坐未行动。旋有仆人又置似酒类一樽于几上。车上之仆均事之甚谨。余察其人举动异于常人，以英语询车中检票人，知为清国军机大臣袁世凯。四点三十分，车至老龙头，袁下汽车，即乘一华丽马车往西行去云。
袁到天津，先至德国饭店。饭后至杨士骧衙门，住署后花园。其眷属于是日晚车亦到天津，住德国饭店。十三日早车，袁世凯复回北京，其眷属于午车亦回京。闻其来天津，一则与杨士骧有密商事件，一则支取银行存款，汇往河南。至其眷属来津，实因惶恐所致。袁去后杨士骧遍戒从人，切不可云袁住署内，岂知其仆从多逢人辄告云。袁回京后，于十四日清晨即携全眷回籍。闻其时不特随从无多，送行者亦寥寥。是后都中谣说不一，或谓将籍没其家产，或谓祸仍不止此，或谓袁所练之兵将暴动。袁本多子，然多幼稚无知，闻此谣说，茫无头绪，甚有逃而隐匿者。其景象亦甚可悯。
或谓袁事败，有问张何故逃避者？张谓袁宅内藏有快枪数百枝，设被籍出，其祸尚堪问乎？我辈月得若千金，系以心血与文字换来，无他感情，焉能与彼共祸？问其知袁宅中藏此利器何用，张曰乌知其心？噫，人情冷暖，固世人之常态，如张一鹏之兄弟，又罕有其俦者也。
以上所记袁世凯免官时之事实，系据当时之访探。而中国最有价值之《时报》，论袁世凯事则大异其旨趣。兹择录《时报》所记新闻二则于下，以资参考：
（一）“摄政王斥袁之意，于初十日前已决，庆邸知不可挽，故自初十日即请假不入内，至昨日始销假。十一日召见，独世、张两军机。王出所拟罢袁谕旨，令张视之，张大惊，为袁缓颊。王曰尔勿预此事，但视谕旨妥否，酌改可也。谕旨原文本有指斥袁罪处，张为删去之。”
（二）“袁世凯开缺后，自知罪状暴露，乃逃至天津。（中略）后知摄政王宽大。张、那两军机同保其无事，即于是夜返京。向人犹称被某侍御参劾，亏空北洋官款三百万两，故至天津调查账目，以防后难。或又称恐有暗杀之者，故深防之。其实彼畏罪逃匿之迹，彰彰不可掩也。故此次之许其归田者，在袁实为莫大之宽典云云。”
“袁去官原因，咸谓为请派大使一案，此犹表面上论点，实则受张之洞之中伤也。初，袁、张感情极恶，其能两相保全位置者，一则圣眷独隆；一则资格独老也。及两宫崩驾，宣统继位，载澧素重张为人，事事必与之商榷。适袁辞职表章至，王乃取决于张。张素谂项城机诈手段远出己上，并立枢府久之，恐受其倾轧，不如为先发制人之计，以去其后虑。于是历言项城跋扈状，王不能容物，聆张语欲杀之。张谓王甫监国，遽杀大臣，恐不足塞朝野士夫之口，弗若如其请而罢之，再图翦除良策。王然其说，遂有十二月十一日之上论。外间谓为请派大使以黜之者，尚非破的之论也。”（《袁世凯轶事》）
（第二节）安阳“隐居”
十一日，诏回籍养疴。公因项城旧宅，不敷居住，前在卫辉城外，购屋数十楹，即日契眷南行。宣统元年，春夏之交，公游览苏门百泉之胜，此地为宋邵尧夫、明孙夏峰两先生讲学之所，前清乾隆朝曾经驻跸。岁久，离宫别馆，鞠为茂草，惟清晖阁岿然尚存。公与徐世昌捐资修缮，旧僚闻风，争醵金协助。年余工竣，水木明瑟，亭馆幽深，俨然世外桃源焉。
五月，移居彰徳府北门外之洹上村。津门何氏先营别墅于此，公爱其朗敞宏静，前临洹水，右拥行山，土脉华滋，宜耕宜稼，遂购居焉。宅有小院，草创伊始，公莳花种竹，叠石睿池，点缀林亭，题名曰“养寿园”。公兄清泉公以偏废，自徐州道告归汴，公迎住西院，为延医调治，每值风曜暄和，兄弟扶杖同游，听莺钓鱼，颇极埙篪之乐。常弄舟小池，清泉公垂纶，公持篙立船尾。有好事者流传照相，遐迩请索，几无虚日。公生平一无嗜好，衣饰饮馔，初不请求。居官时，终日治事，僚属进见，则口与接谈，手仍批判。最恶贪渎之吏，劾治必严，其律己则甚洁也。归田后，出孝钦后所赐金，改缮亭馆，与宾僚赋诗为乐。其次子公子克文梓《圭塘唱和集》行世。所谓圭塘者，即公宅前横渡洹流之桥名也。公子十二人，长次两公子已出仕，三公子克良以下均在家塾读书，公延请中西名师，晨夕督课，功过赏罚，皆有定程。二年冬，清泉公捐馆，公痛雁行摧折，抑抑不欢者累月。时朝局纷如乱麻，明达之士，已知大乱将起，朝士多邀公出山，公默不应。三年八月二十日，公五十三岁诞辰，亲友治觞为公上寿，强而后可。不知鄂军起义，烽火照江，已先一夕，警报纷传矣。《容庵弟子记》卷四。
“袁既罢官，本欲归项城旧里，嗣因故宅不适居住，乃迁于彰德，出宦囊大兴土木。是地前临洹水，右抱行山，风景绝佳，不啻世外桃源也。每当风日暄和，袁偕其从兄世廉、弟世传扶杖河干，小步踯躅，或披蓑垂纶，俨然一退隐高士。有谓其在京供职之将领及军卒，凡与项城有密切关系者，皆托故辞职或退伍，陆续潜来彰德依袁。袁诘其故，则皆曰：‘吾侪向隶宫保麾下，感恩戴德，沦浃骨髓，然尔时似淡焉相忘。至公去后，继公而抚驭吾侪者，终不及公之深入人心。吾侪殆如孺子之失瞻依，公今放逐归里，吾侪安忍贪微秩而远睽颜色乎？’言已泣下，盖项城自小站练兵时，其对于部曲悉以权术的恩泽及人，以故士卒咸倾心效命。虽转任直督外，尚暇时恒招若辈温语抚循，故若辈心中第知有‘袁宫保’三字，并不知满清君主及国家也。袁闻众语，辄叹曰：‘尔曹既至，姑安之。’于是加以优待，凡将领薪资，咸按照其服务时支给，至兵士饷糈，亦如数予之。或拨田数亩，令其耕种，即以所得租金养赡其妻子。而从前司掌交牍者，亦闻风来归袁，咸畀以私家之记室，统计每月所需约三万余金，即于长芦余款匿报之二百万金项下取给焉。识者，可以知其蓄意矣。”（《袁世凯轶事》）
“袁世凯被载沣赶下台去，叫他回籍养疴。他并没回到原籍项城县，而是在河南卫辉府停下来，次年夏天再迁往彰德府。”
袁世凯在养寿园“彰德在太行山脚下，是京汉路经过的地方，交通十分便利。袁在城外洹上村筑有精舍，门前洹水流过，他架一小桥以通往来，题名曰‘圭塘’。他此时还不过五十来岁，却倚老卖老自称‘洹上老人’。他经常跟一批亲朋幕僚饮酒赋诗，刻有《圭塘唱和集》。有一天，他化装为渔翁，披上一件蓑衣，泛舟于烟波缥缈之中，特意拍了一张照片。他还作了一首诗，题曰《烟蓑雨笠一渔翁》，和者不乏其人。他把这张照片和诗集分赠给北京亲友。这些琐琐生活，看起来似乎无关宏旨，可是袁并不长于作诗，为什么下台后忽然要做起诗人来，还要拍摄这张怪模怪样的照片赠给亲友，当然别有深意。”
“他下台的时候，清政府派有武弁一人‘随身保护’。他知道他身后的这条影子是朝廷派来监视他的，因此特别加以款待，平日大鱼大肉，年节多加犒赏。这位武弁受了许多好处，在打报告时少不得美言几句，说他如何安于隐居生活，如何感激天恩，等等。袁觉得这样做还是不够的，于是又变戏法，一会儿装诗人，一会儿又装渔翁，以示闲云野鹤之身，并无政治野心。其实，这个大野心家无时无刻不在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他跟庆亲王奕、北洋军各级将领以及英国公使朱尔典等人的关系，始终保持不断。他的老朋友徐世昌以及谋臣策士杨士琦、杨度之流，经常跟他暗通消息。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在北京农工商部挂了一个右参议的官衔，事实上是他的‘驻京办事处长’。他家中设有电报房，经常跟各省督抚通电往来。他身边还豢养着一批幕僚清客，明里陪他饮酒赋诗，暗中替他出谋划策。”（《袁世凯演义》）
（第三节）复出
民国纪元前一年，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军起，清总督瑞澂逃，海内纷纷响应，清廷震骇。因庆王、徐世昌保荐，再起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水陆诸师进攻。
初以北洋劲旅克汉阳，而同时民军亦克南京，各省或反正或独立。清廷见事急，乃下罪己诏，罢皇族内阁，以袁为内阁大臣。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当然要派兵去讨伐。派什么军队好呢？摄政王载沣所统率的禁卫军，既非久经训练之师，又要留在京城保驾。当时能够迅速调动而又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只有北洋军。派谁去做统帅呢？有人建议启用袁世凯，理由是北洋军是在他的手里建成的，派他去督师，可收‘指挥若定’之效。”
“就在这时候，英国公使朱尔典在北京大放空气说，袁世凯是当代精通军事的大员，而北洋军又是他一手练成的，必须启用他才能指挥如意，否则夜长梦多，只恐前途不妙。美国公使嘉乐恒也在公使团会议上，主张促使清政府启用袁。同时，奕在朝廷里面敲边鼓，认为朱尔典等人的意见值得考虑。载沣本来是个胆小鬼，自己不敢作主，向隆裕太后请旨定夺。可是，隆裕不比西太后，遇事畏首畏尾，拿不出主意来。她召开御前会议，征求满族王公的意见。奕在会议上又极口称赞袁世凯忠心耿耿，才足戡乱。10月14日，清政府下诏启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叫他会同荫昌指挥前方各军。”
“袁向清政府提出六个条件，归纳起来只有三个：‘要早日实行君主立宪，要用和平手段麻痹革命党，要把全部兵权交给他。’清政府‘10月27日，命袁世凯以湖广总督兼任钦差大臣，节制前方各军。’”
“袁受命为钦差大臣的这一天，冯国璋下了鼓励士气的总攻击令。第二天，第二镇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率部沿铁路线向刘家庙反攻。在此以前，清政府所属建威、江元等舰已向革命军投降，由刘家庙江面开回汉口江面停泊，但是革命军既未派人接收，也无妥善处置，它们便又自动地开往武汉下游，对时局采取了观望的态度。此时受了清政府的运动，又开回丹水池江面，配合北洋军反攻，军舰上的炮弹打在革命军的侧翼和后方，使革命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地位。同时，革命军前敌指挥张景良受敌人收买，放火焚烧军火库，军心因而动摇，革命军接连放弃刘家庙、大智门等阵地，28日退守汉口市区。”（《袁世凯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