篱笆墙的影子
我写东西，就是好回老家，只要回趟农村老家，就有东西写出来。这大概是地气的作用。
篱笆墙，现在基本上是影子了。老家二叔的院子还保留着最后一个篱笆墙。那应是文物了。屋后小河流淌着黄河水，柴门半掩，杨柳依依，一派田园牧歌风光。二叔住四间土房。不很老，一九七五年盖的，当年主持盖房的是我七爷爷。
二叔一生务农。农活样样在行。尤其土坏打得好。我拜二叔为师，出师后我有一天打了326个土坯的记录，曾得到二叔的夸奖。
母亲去世前，我基本上每星期都回老家。一是看父母。二是到田里转一圈。三是抓拍些火热的农村生活场景和鲜活的人物形象。满眼是生活。踏上一望无际的鲁西大平原，扑进视野的是黄河故道上走过的大运河。不算太蓝的天上飘动着白云。金黄的玉米一车车拉回家。玉米秸拉到地头抱到地边。黄河水就咕咕地流到地里了。听黄河水“丝丝”的钻进土里的响声，有滋润心田一般的感觉，真舒服啊！造了墒的地，被憨厚沉默的老黄牛认真的拉犁犁着，看翻卷着浪花的新土。好痛快！他专注地听，听犁铧切断草根的脆响。闻着新翻泥土的清香。抓把泥土，攥成蛋，鼻子凑上去，真香啊！他回头看，看身后端簸箕顺犁沟洒二铵、尿素的女人。仔细的女人沿着深深的犁沟，沿着长长的日子，沿着风调雨顺也受穷的声声叹息。
我久久地看着我曾经干过的农活，看着劳动的父老乡亲。看着他们驼驼的身影，与黄土地进行着亲切又艰难的对话……
看着他们把在血汗里浸泡过的种籽伴着满腔热切的期盼，一起深深地埋进热土里……小说《地邻》、《镇长》、《腰窝镇西郊》、《春嫂》、《搭伙》、《东姐儿》都是从土里扒出来的。
老家那地方，要不是引来黄河水，恐怕无法生存。不敢想黄河水断了怎么办。乡亲们把苍茫的期待和麻木一起凝固在黄土地里，无怨无悔。一张张沧桑的脸写满皱摺，把爱，把恨，把歌，把哭，把命运的抗争一起融进地老天荒的远天远地……
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生生不息地耕种，种出最好的粮食，送给粮所，叫城里人民的服务员吃。面对国家的主人，土地的主人，默默耕耘的父老，时时羞愧难当。
脚踏故土，心纯净许多，诸多不快被稻谷的熟风吹散了，被钢筋水泥封闭的思想者，还原给了黄土地，还原给了故乡。
在农村老家，我的灵魂一次次冲刷净化。在老家，我找到最本真的质朴、亲切、热情、温暖、无私和宽广；在老家，我看见了真正的生存不易；在老家，我看到了家乡的兄弟姐妹叔伯姑嫂掩饰不住的美丽、勤劳、淳朴、勇敢和善良。我高兴着他们的高兴，担忧着他们的担忧，痛恨着他们的痛恨。小说《送花糕》、《娃娃媒》、《杨发富进城》、《战友》、《六拧筋烧鸡店》、《雪地》等等都是对他们的歌颂。
人生苦短，一辈辈的人啊。我的二婶子是位勤劳、善良、老实的农家妇女。我一进家门，她总是说“立泰，在这边吃吧”。我走进二婶的厨房看看锅里，是个头大大的水饺。不错，二婶二叔的生活已可以了，基本跟上了奔小康的步伐。
我的八奶奶，就是二婶子的婆婆，得了一种憨病，农村叫“云磨”。
我八奶奶有一句话，这应该是她老人家的“经典”。我一辈子都不能忘，想起来心就疼！一年过中秋节哩，八奶奶知道了，她一脸的愁容，对我说：“又过节哩，让人怪撑得慌的。”
就是这样，我们全家对八奶奶也是很尊重的，包括我的小女儿都知道替八奶奶背草篮子。
我八奶奶一生连县城都没去过。她去过最大的地方就是镇政府驻地了。死到锅前，埋到锅后。
从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活过来的二叔，动用过的最大一笔现金是25元。那是一九六四年他跟我父亲合伙购买的一辆“白山”牌自行车。现在二叔好过多了，打了翻身仗。扛着大鞭，放着群山羊。还有辆“小三轮车”骑着赶集上会。
从某种程度上讲，一个人在成长为作家前所经受的那种文化熏陶，决定了作家的未来。
二十年前我是一个农民。二十年后我成了“作家”，若不是文学，我可能还在农村土里刨食。那是我不安分的心鼓动我写东西。有趣的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东西不是文学作品，而是我发表在北京《农业机械》杂志的195型柴油机的一篇小革新，题目是《195型柴油机供油时间的调整》，后来又发表了几篇，《195型柴油机喷油咀回油改装》等。一个农民收到首都的杂志社寄来的大信封，大纸袋子，引起了公社党委宣传委员的注意。那次公社革委会在剧院里开会，投递员去送信报。宣传委员发现的，就把我调到公社宣传队报道组去了。那种亦工亦农性质的工作，一边体验庄稼人劳作的辛苦，一边端着公家的泥饭碗。我曾为卖棉难，被围困在棉山棉海的包围中七天七夜。那是真正的兵临城下，整个镇政府驻地全被雪白的棉花包围起来了，七条通往镇里的公路土路全是棉花车子，排几里长的队。七天七夜啊，棉站没能力收购啦。开始怕丢棉花睡在棉车底下，后来干脆不管它了。谁还偷棉花啊！想想我还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别人的难可想而知了。镇委书记为了维护收棉秩序抓了个典型，把他铐在公路边的大杨树上，铁铐子把双手串联起来搂着树示众。
乡镇工作一天天不好干了，为收提留、搞计划生育而牵牛、扒房，往死里得罪人。都是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老父亲批评我工作太硬。作难的时候我选择了逃走。
乡土在我的小说散文中是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在创作中，我总是十分尽力，不敢在哪个字哪句话上投机取巧。如果哪里做的不好，那是我的天分不够，与我对文学的敬畏之心，对写作的虔诚无关。
我的人生旅途，一大半在农村，一少半在城市。这既奠定了生活的底色，也决定了创作的基调。城市有乡下人的梦想，乡下有城市人的爹娘！人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行走，心在城市与乡村之间飘荡。一个城市里生活的农民，一个农村走来的“城市人”。
那是1985年的全国乡镇文化站人员转干考试。考语文、数学、政治、文艺理论、文艺实践五门。那是真正的闭卷考试。全市167名文化站人员都是考生，也都是监考人员。那次考试，把我从一个国家农民考成了国家干部。
考试分数我是聊城市第一名。当年建明主席维芳主席都十分关心，但那也怕被别人挤了。我曾提着黑提包，内装四个罐头两瓶酒胆战心惊鬼鬼祟祟地去托人说情。一个农民送什么啊，总不能送白菜，不能送棉花吧。那一兜东西20多元哩，是我多半个月的工资。至今我都很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领导和同志们。
我转了干，就被调出了文化系统。我所从事的工作是和写小说没关系的。
它使我平静下来，并真切地看我自己。知道了自己应该干的是什么。
我上班干公务员工作是生存的需要，搞小说创作是生命的需要。因为我曾想过，什么时候不上班了，但却没想过什么时候不写作了。
我觉得上班和写小说不矛盾。其实干什么和写小说都不矛盾。只要闪烁在心灵中的文学之光永不泯灭。
写小说30多年，说不用心那是假的。无论写什么都要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都要掏自己全部积累中最值钱的东西。《山东文学》的《流逝的岁月》、《腰窝镇西郊》，《时代文学》的《搭伙》，《延安文学》的中篇小说《睡爷》、《小李乡长》，《莽原》的《舅宴》，《北京文学》的几篇小小说，《南方文学》的《醉哥儿》、《六月六看谷秀》，《中国作家》的《最后一个和尚》、《秦大嫂》、《故里素描》，《人民日报》的散文《晨沐延安》、《古田会议永放光芒》、《新中国从这里走来》，《长城》的《那条河》，《小说月报》选的《抻炕》，《中华文学选刊》选的中篇小说《故里素描》，《短篇小说选刊》选载的《故里三题》，《散文选刊》选载的《村级编剧》，《小小说选刊》选载的《战友》、《给老师买盐》、《微型小说选刊》选载的《宿营》、《微型小说月报》选的《高仿》、《短小说》发的《神酒》等等等等，读者反映，还算有生活，乡土味还有些。
《秦大嫂》获《中国作家》短篇小说一等奖，《故里素描》获《中国作家》中篇小说一等奖，《验收之前》获大红鹰杯文学奖，《晨沐延安》获市政府文学创作二等奖并入选“年度最佳散文选集”等等。自己吹了半天，中篇小说《故里素描》甚至连《泰山文学奖》文学创作奖都没获了。说明写得不好啊！还要努力呀！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究竟投入了多少真么，一眼就看穿了。应该说当个作家很难，光靠勤奋不行，还有个悟性、天分的问题。当作家也是幸福的：能把自己的生命和灵魂变成作品。人这一辈子不易，想干成事要付出心血。所以，我对给我文学生命的乡土家园有着无法言喻的深入到骨髓中的情感。把我虚构的文学世界，今后将继续建立在我脚踏实地生活着的鲁西大地。
我应该记住那个日子。2000年初夏的一天接到中国作家协会寄来的入会通知书。我被批准加入作协。二十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看完，我赶紧装进兜里。在兜里放了十几天，没对任何人说。倒是后来不少文友向我祝贺什么的，他们听文联的领导讲的。我不敢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此事，那样会让人看不起。时任区政府办公室主任的周文明先生要向文化局、宣传部反映，被我拦下了。我真的成为一个作家了吗？我诚惶诚恐。对个体的我来讲还是一个作者，我不敢说我是作家。“因为作家两个字太沉重了，我怕不能为其增加分量。因为作家的称号太圣洁了，而我灵魂深处还有许多见不得阳光的东西”。这句话我记不起是谁说的了。要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读一辈子书才行。
我儿时在篱笆墙边玩耍的一个胡同，同岁的俩伙伴，一个因为出身成份高没念成书，他已永远地离开我们了；一个因为母亲去世早也没念几天书，现在老得弯腰驼背，一脸胡须写成劳顿的沧桑，像个农村老人，接我的烟手还颤抖……
人有机会读书是幸运的。
我读书很少，算不上名副其实的读书人。加上懒愚，半路出家，至今功不成名不就。没功名并不影响读书。
书读好了，是能成就很多事情的。
其中一条，读书是足以使人有气质的。梁晓声先生说：读书能使男人变得较有修养；能使漂亮女人更漂亮，能使不怎么漂亮的女人看上去也有几分漂亮了。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一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读几本书，是不会使人有所谓“书卷气质”的。
咱们想想，在人类诸种气质中，哪一种气质是比书卷气质更可能使人与人之间感到平等起来的气质呢？没有！世人分白人、黄人、黑人。中国人分干部、工人、农民。分官职大小，分身份高低，分财富多少，甚至分运气的好坏。这都是没办法之事。嫉妒也是徒劳。但唯读书这一件事，唯书卷之气质有无这一事，乃相比之下人最容易实现之事。
梁晓声先生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