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自传》是为《从自叙传看当代医学丛书》（4卷，1923~1925）而撰写的，主要部分写于1924年，实际上德文版出版于1925年，英文版于1927年在美国首次出版。1928年收入原文德文版《弗洛伊德全集》（11卷），1948年在该版14卷中又原封不动地收入，包括再版时新补充的一些脚注，但却忽略了《自传》正文中大量的修改和补充。詹姆斯·斯特雷奇和弗洛伊德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共同主编的恢宏巨著的英文版《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24卷），于1959年又对原来的译文作了修改，并作了大量的注释和说明，使其成为一部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自传》中有两个密不可分的主题贯穿于始终，即弗洛伊德个人的经历和精神分析的历史。因此，《自传》不是描述个人家庭、生活和工作的一般性自传，而是一部精辟地总结精神分析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学术性经典。可以说，《自传》是弗洛伊德在美国发表的《精神分析运动史》精华的再现，主要阐述了弗洛伊德本人在精神分析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一
这套《自传》丛书的一些撰稿人，从一开始起，便对他们所接受的这个任务的异常困难表示忧虑。我想，对于我来说，这些困难甚至还要更大些，因为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发表过与这本书意思相同的文章。并且，那些文章，决定于它们所要讨论的主题的性质，都更多地论述了一些个人的看法，而不同于一般的或按要求写的同类文章。
我最早对精神分析的主题和发展的叙述，是我于l909年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所作的五次讲演。在那里，我应邀参加了该校建立二十周年庆典。就在前不久，我应约为美国一部集体编写的主要论述本世纪初重大事件的著作，写了一篇与此文类似的文章。因为编者专门分给我特定的一章，这说明他们对于精神分析的重要性已有所认识。在这两件事情之间，我还发表了一篇题为《精神分析运动史》的文章。实际上，这篇文章包括了我目前为这套《自传》丛书所要论述的内容的精华。鉴于既不想和我以前的论述相矛盾，也不想完全重复以前的论述，所以我必须努力构思，为当前这套《自传》丛书写出这样一篇记叙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主观见解和客观态度、传记色彩和历史影响能以一种新的相对合理的篇幅融汇于其中。
我于1856年5月6日出生于摩拉维亚的弗莱堡，也就是今天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小镇。我父母都是犹太人，我自己至今仍然是个犹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父亲的家族曾经在莱茵河畔（科隆附近）长期定居。由于14世纪或15世纪期间对犹太人的迫害，他们向东逃难。19世纪期间，他们又从立陶宛经加里西亚移居德属奥地利。我4岁时，来到维也纳，在这里接受了我的全部教育。上大学预科（即“文理中学”，或译“完全中学”，Gymnasium）时，我的学习成绩连续七年在全班名列前茅。我也因此享有特别的待遇，几乎从不用参加班里的考试。尽管我们生活在很受限制的环境中，父亲还是坚持认为我应该完全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职业。不管是那时，还是在后来我都未曾对医生这一职业有过什么特殊的偏好。确切地说，我是被一种好奇心所驱使，而这种好奇心更多的是对于人类的关心，而不是对于其他自然事物的关心。我也没有认识到观察作为满足这种好奇心的最好方法之一的重要意义。我很久以后才认识到，我对圣经故事的全神贯注的阅读（几乎从我一学会阅读技巧开始），对我的兴趣定向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有一位年龄比我大一点的高年级同学，他想长大后做个著名的政治家，我和他友情甚笃。在他的有力影响下，我产生了一种愿望：要像他一样研习法律，将来从事社会活动。同时，当时最热门的话题——达尔文理论，也强烈地吸引着我，因为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在对世界的了解上取得巨大进展。只是在毕业前夕，听了卡尔·布鲁尔（Carl Bruhl）教授在一次很受欢迎的讲演中朗诵了歌德论大自然的优美散文之后，我才决定要做一名医学院的学生。
1873年，当我第一次踏入大学的校门时，我体验到一些明显的失望。首先，我发现别人指望我该自认为低人一等，是个外人，因为我是犹太人。我绝对不承认我是劣等人，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我一定要为我的血统，或者如人们那时开始说的“种族”，而感到耻辱。我容忍了对我的排斥，并不感到非常懊恼。因为在我看来，尽管受孤立，但一个积极同大家一起工作的人是能够从这个人类的组织中找到某种慰藉或安身之地的。然而，大学里的这些最初印象产生了一个后来证明很重要的结果，即我在年轻时便不得不熟悉了这种处于对立面和在“紧密团结的大多数人”的禁令之下的命运。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后来判断的独立性打下了基础。
此外，在大学头几年，我不得不认清，我的才能的特征及其局限性，使我不可能在我于青年时期就急切地投身于其中的许多科学领域中取得全部成功。这样，我懂得了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的告诫之真谛：“对科学的广泛涉猎是徒劳无功的，每个人只能学到他所能学的东西。”
最后，在厄恩斯特·布吕克（Ernst Brucke）的生理研究室里，我才找到了归宿和充分的满足。同时，我还在这里找到了我应该尊敬并奉为楷模的人，他们是：伟大的布吕克本人，他的助手西格蒙德·埃克斯纳（Sigmund Exner） 和厄恩斯特·弗莱施尔·冯·马克索（Ernst Fleischl von Marxow）。 马克索是一个杰出的人，我荣幸地和他建立了个人友谊。布吕克给了我一个神经系统组织学中的问题让我解决。我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很满意。我还独立地使这项工作有所进展。从1876年到1882年，我一直在这个研究室里工作，只有短暂的几次间断。人们一般认为，我是被选拔出来补充下一个有可能空缺的助手职位的。医学本身的各个分支，除精神病学（psychiatry）外，我都一概不感兴趣。我明显地放松了对医学课程的学习，因此直到1881年，我才获得了那姗姗来迟的医学博士学位。
1882年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我的老师布吕克——我对他充满最崇高的敬意——考虑到我窘困的经济状况，极力劝我放弃理论研究工作，从而纠正了我父亲高尚而毫无远见的想法。我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生理研究所进入维也纳综合医院做了一名临床助理医生。不久我就被提升为住院内科医生，并在医院的各个科室里工作。我还在梅纳特（Meynert）手下工作了六个多月。在我上大学时，他的工作和人格就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不管怎么说，在一定意义上，我对我最初从事的工作仍然忠心耿耿。布吕克曾建议我做的课题是研究一种最低等鱼类八目鳗的脊髓神经节细胞，现在，我把此项工作扩展到人类中枢神经系统。就在这时，弗莱奇（Flechsig）发现了髓鞘形成的非同时性。这一发现使神经通路的复杂过程得以清楚地阐明。我一开始便选择延脑作为研究课题，而且是唯一的课题，这一事实是我的发展连续性的另一标志。我后来的工作同我早年在大学学习期间漫不经心地广泛涉猎各门功课的特征形成了完全明显的对照：我形成一种把全部身心都集中在一个课题或问题上的倾向。这种倾向一直保持了下来，而且也是这个倾向导致了别人指责我的所谓的片面性。
于是，我又像以前在生理研究室那样，成为大脑解剖实验室的一名活跃的工作者。我的一些关于延脑中的神经通路的方向和神经核起源的短篇论文，就是我在维也纳综合医院的这几年里写的。我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埃丁格尔（Edinger）的注意。一天，梅纳特——甚至当我实际上已经不在他手下工作时，他仍然给我进入实验室工作的机会——向我建议，我应该明确致力于大脑解剖的研究，并且允诺要把讲授工作交给我，因为他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对于一些较新的方法已力不从心。但是我谢绝了他的这个提议，因为我觉得这个任务实在过于重大；或许也可能是当时我心存这样的疑虑，即像他这样的大人物，凭什么待我如此好呢。
从身体的角度考虑，大脑解剖无疑就是生理学。再加上顾及经济收入，我便开始研究神经方面的疾病。那时，在维也纳医学界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可供这方面研究的材料分散在这所医院的一些不同科室里，也没有学习这门学科的理想机会。无奈，我只好自学。甚至刚刚因其关于大脑功能定位的著述而得到任命的诺斯纳格（Nothnagel），也没有把神经病理学（neuropathology）与其他更细致的医学分支区分开来。然而，在遥远的巴黎，沙可（Charcot）这个伟大的名字正在闪闪发光。于是我打算，先获得维也纳大学神经病理学讲师的任命，然后去巴黎继续我的研究。
后来的几年中，在继续担任住院内科医生期间，我还发表了一些关于神经系统器质性病变的临床观察报告。于是，我逐渐熟悉了这一领域。我能够准确地指出延脑中的损害部位，以致病理解剖学家对我的诊断都无可补充。我是维也纳第一个为了验证对急性多发性神经炎的诊断，而把死者送去进行病理解剖的人。
我的诊断以及后来尸体解剖对诊断的证实，使许多美国医生慕名前来拜访。我操着半生不熟的英语对我科室里的病人讲授。当时我对神经症所知甚少。有一次我向他们介绍一种因长期头痛而患的神经症，把这种病说成是慢性局部性脑膜炎。结果他们当然地群起反对，离席而去。于是，我的不成熟的教学就此结束了。这里我想补充两句为自己辩解一下，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这样的年代，其实，在维也纳，那些比我更有名气的权威们还常常把神经衰弱诊断为大脑肿瘤呢！
1885年春，根据我就组织学方面和临床方面的论文，我被认命为神经病理学讲师。不久，由于布吕克的一份热情的推荐书，我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出国奖学金。同年秋天，我到了巴黎。
于是，我成了萨尔伯特里尔医院的一名学生。但是，在这些众多的外国来访者中间，开始我最不受人注意。一天，我听到沙可说，因为战争，他的讲稿一直未能译成德文，他对此表示遗憾。接着他又说，如果有人愿意把他新近的讲稿译成德文，他将会非常高兴。我于是写信给他，表示愿意承担。我还记得信中的一句话，大意是我的病只是“运动性失语症”，而不是“感觉性失语症”。沙可接受了我的自荐。于是我得以与他结识。从那时起，我便充分地参与了他在萨尔伯特里尔医院里的那个诊所内的一切活动。
就在我写这个传记的过程中，我正好收到一些来自法国的论文和报纸文章。这些文章证明，他们强烈地反对精神分析，在谈及我和法国学派的关系时又常常作出极不准确的论断。例如，文章中说，我利用去法国的机会熟悉了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的理论，然后将其攫为己有。为此，我想明确地表明，在我访问萨尔伯特里尔医院的整个期间，让内的名气根本不像今天这样大。
在我跟沙可一起工作的日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于癔症（hysteria）的最新研究，我亲眼见到其中一些研究的完成。例如，他证明了癔症现象的真实性和规律性（“进来，这里也有众神”），证明了男性癔症的经常发生，证明了催眠暗示可产生癔症的麻痹和痉挛，并且这种人为的结果直到最小的细节上都显示出与自发性发作具有相同的特征，而且发作时还常常伴有外部创伤。沙可的许多演示，一开始便引起我和其他访问者的惊讶和怀疑，这时我们便竭力用当时的某一种理论进行辩解。他总是既和善又耐心地处理这些疑问，同时也非常果断。正是在这样的一次讨论中（在谈到理论时）他说：“理论并不妨害存在。”这句话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毫无疑问，沙可那时教导我们的所有东西并非到今天仍然全都适用。有一些已经开始表现为可疑的，还有一些则明显地没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是，余下的足够多了。他在科学宝库中发现了—块永恒的领域。离开巴黎之前，我同这位伟大的人讨论了一个对癔症性麻痹和器质性麻痹作比较研究的计划。我想证实这样一个论点：癔症麻痹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障碍，应根据关于它们之间的界限的通行看法来区分，而不应根据解剖事实来区分。他同意这种观点，但是很容易看出，他实际上对于更进一步地深入研究这种神经症心理学并无特别的兴趣。毕竟，他的工作正是从病理解剖开始的。
回维也纳之前，我在柏林逗留了几周时间，以便了解一些有关儿童常见疾病方面的知识。卡索维茨（Kassowitz）——他是维也纳一所治疗儿童疾病的公立医院的最权威人士——曾允诺要让我负责一个儿童神经病科的工作。我在柏林受到了巴金斯基（Baginsky）的帮助和友好接待。在后来几年当中，我根据在卡索维茨医院的工作实践，发表了几篇篇幅相当长的关于儿童单侧和双侧大脑麻痹方面的专题论文。由于这一原因，后来（1897年）诺斯纳格让我在他的巨著《普通及特殊病症治疗手册》中负责这一专题的撰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