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工厂相继开了起来，看着别人车子房子票子滚滚而来，母亲也动了心思，(如果母亲能预料到未来十几年的屈辱生活，她一定会守着原来清贫的生活，不拉他去干什么事业。）她找到有意承包工厂的远房表舅，让他和父亲一起干。最后因为土地问题没有做成，父母亲便有了自己建造一个工厂的想法。
几番奔波，父亲和他的几个亲朋好友终于建造了一个工厂，叫朝阳某某厂。厂里有二十几个股份，两万一股，母亲卖掉了肉猪，和家里仅有的两千块，总共凑了五千，又高息向村民借贷了一万五，大姨和二姨个借五千给母亲，小姨家入了两个股，也算在了父亲的名下，就这样父亲以组织者和大股东的身份做了厂长。
村里的饭店开了起来，县城的歌舞厅一个又一个，口袋鼓起来了，不去饭店舞厅，干什么？年轻的外来打工女人一个比一个妖艳，尤其是舞厅的女人，比家里萝啰里啰嗦的黄脸婆有味道的多了。渐渐地一个又一个的男人躺在她们的怀里，忘了自己的根本，自己的家，泯灭了良知，从偷偷摸摸，到明目张胆，最后一个又一个的领回家，把老婆从床上踹下来。当无耻成了风，大多数懦弱封建的女人选择了忍，毫无原则的忍。而那些男人们，越来越不把家里的女人当人看。
自从开了工厂父亲越来越少回家，离家不到一公里的工厂就好像有千万里那么远，盼父亲回家吃顿饭真的太难了，即便偶尔回家一次，总是负气而去。夏天在破屋外吃饭，难免会有虫子落下，只要发现碗里有只虫子，他会摔筷而去，不翻桌子就不错了。父亲每次回家发完脾气就走，留下独自哭泣的母亲和心惊胆战的我们。
因为母亲和奶奶不合，我们搬到厂里居住了两年，即使同在厂子里，父亲和我们也很少见面，更很少说话。他不和我们住一间屋。有时见到父亲，我就会远远的躲开，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我和父亲迎面而过，就像陌生人一样，一句话也不说。
两年后，因为经营问题，工厂转让了，除了父亲的每月近一千多的工资，也没有赚到钱，只是厂里贷款有五万，由法人，也就是我父亲掌握，父亲便用在这笔钱和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女人合伙做生意，卖工厂用的原料。
父亲和这女人做生意，是母亲噩梦的真正开始。工厂卖了，爷爷奶奶也去世了，我们又回到了以前的破屋，父亲基本上只有大年初一才会回家吃饭，因为饭店不开业。母亲就过上了守活寡的日子。
父亲那个时候一年大概能赚个二三十万，在村里算不上款爷，也绝对算富裕的，可母亲每次找父亲拿钱，父亲总是只给个几十块，供我们母女四人生活，有时候一个月给个七八回，有时四五回，看他的心情。而他自己每天下饭店都要花好几十块，他赌博和给那女人花的就更不说了。
母亲为了我们只好忍耐，为了拉回父亲的心，母亲经常吃罢晚饭带着我们姐妹三人到父亲做生意的地方，希望血缘亲情能唤回父亲对家的责任感，唤醒父亲的良知和爱。
然而父亲已经鬼迷心窍了，给那女人买电视，金首饰。在我小学毕业到城里上中学找他要自行车未果的第二天，他就买了一辆近三万的摩托车给她。他早就把和他相濡以沫的母亲，年幼的我们抛在脑后了。
母亲在耳光挨过，离婚闹过以后，一次次的失望绝望，一夜夜的独守空房。因为拖着带病的身体，她无法养活我们姐妹三人，只能依附着父亲。母亲的文化聪慧和要强的心成了她的负累和笑话，使她比那些无知的村妇更加可悲，可怜。她迷上了打麻将，没日没夜的打，用以麻醉自己和打发漫漫长夜。母亲的糖尿病病是要靠控制和休养的，少食多餐，而她药不按时吃，三餐都不能保证。年仅八九岁的我，放学做完饭后，还会送点饭到母亲打牌的地方，为了母亲的身体。后来我上中学，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妹妹。十几年的饥一顿饱一顿，十几年的压抑憋屈生活，母亲血糖高了就吃点药，好一点就忘了，更别提什么忌口了。她就这样透支着她的生命，到最后大把吃药，胃吃坏了，肾脏也坏了。不到四十九岁，就肾衰而死。
母亲打麻将，父亲从不回家，我们姐妹就像没有人管的野孩子一样，就那样的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