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贡所出，略侔三蜀”的汉中盆地，地形平坦，土地肥沃，气候适宜，雨量充沛，物产富饶，是益州北部的一颗明珠。
自先秦至蜀汉，益州地区历经数代，几易其主，然而土地依旧肥沃，江河依旧流淌，阳光雨露依旧滋润万物，山川大地依旧物产丰饶。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虽然如此，但良好的自然环境在治世良才手中会更大地发挥其效益。诸葛亮治蜀期间，益州地区经济的发展，说明他就是这样的治世良才。
同其他封建社会的政治家一样，诸葛亮对农业生产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
封建社会里主要的产生部门是农业，只有农业生产繁荣，农民安居乐业，社会生产向前发展，国家才会出现比较稳定的政治局面。同时，只有农业生产发展，封建经济基础巩固，国家经济实力雄厚，才能有力地推行各项改革措施，以及进行统一战争。因此，诸葛亮认为，“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簿赋敛，无尽民财”。只有这样，才能“富国安家”，他觉得理想的社会经济，应该是“利人相逢，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预凶年，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天下通财，路不拾遗，民无去就”。他反对那种“利与民争，灾害并起，强弱相侵，躬耕者少，末作者多，民如浮云，手足不安”的现象。
为了实现政治理想，诸葛亮在建立霸业的过程中，在霸业初步建成以后，一直重视农业生产。这在前面《五载经营》和《优势的天平倾向谁》两节中已有叙述，兹不再赘。
诸葛亮受遗诏辅佐刘禅以后，仍把农业生产放在重要位置。建兴二年（224）春，“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建兴五年，在为后主所拟的伐魏诏书中，又提出“劝分务穑，以阜民财”。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益州境内虽水利资源丰富，但在生产力水平不是很高的古代，人们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还是显得软弱无力。一遇天灾，人们的生活依然要受很大影响。有件事使诸葛亮终生难忘。那是他们入益州后不久，就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地里粮食颗粒无收，为了节约粮食，刘备下令在民间禁止酿酒。当时禁酒命令非常严厉，发现有酿酒者都要处以刑罚。有一次，官吏在一家人的住宅里搜查出一套酿酒器具，有人认为，既有酿酒的器具，就有酿酒的可能，就应该和酿酒者一样治罪。刘备为了禁酒，居然同意了这种主张。老臣简雍不同意这样做，但一时又无好办法说服刘备。有一次，简雍与刘备外出，路见一男一女走在路上。简雍灵机一动，立刻有了主意。他对刘备说：“你看那个男子，他要行淫乱，怎么不把他绑起来？”刘备觉得奇怪，问：“你怎么知道？”简雍答道：“他具备行淫乱的条件，其性质与那个家中藏酿酒器具的罪犯一样啊！”刘备不禁笑起来，明白简雍在批评自己制裁藏酿酒酒器者不妥，便把那个人放了。诸葛亮却从这件事中得到了另一种启示，他觉得禁酒之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酒难禁，制裁有酿酒具者更是过分。而这知其难为而为之，甚至做出过分之举，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天旱缺粮。他深深体会到水利对农业生产的重要。
诸葛亮重视农业水利建设，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件事是保护和利用都江堰。都江堰是我国古代着名的水利工程。它是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史书记载都江堰说：
县有桃关，汉武帝祠，李冰作大堰于此，堰于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江入郫江，捡江以行舟。《益州记》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捡其左，其正流遂东。郫江之右也，因山颓水，坐致竹木，以溉诸郡，又羊摩江灌江西，于玉女房下作三石人于白沙邮，邮在堰官上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腰，是以蜀人旱则藉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俗谓之都安堰。
都安堰就是都江堰，从上述记载中，可见都江堰工程规模之大，效益之高。诸葛亮认为“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专设堰官对此堰进行管理。堰官统率一千二百名兵士驻守在那里，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疏浚。
另一件事是修筑九里堤。《成都志》记载：“九里堤在县西北，堤长九里，故老相传，诸葛亮所筑，以扞水势。”《成都府志》记载：“九里堤在府城西北隅，其地洼下，诸葛武侯筑堤九里，以防冲啮。”
1980年夏，四川省三台县文化馆的同志在清理馆藏古代字画时，发现一张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令”碑拓片。从拓片看，碑高五十三厘米，宽三十八厘米。碑面受风雨侵蚀有些斑驳，但碑文仍清晰可见：
丞相诸葛令，按九里堤扞护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筑竣。告尔居民，勿许侵占、损坏。有犯，治以严法。令即遵行。章武三年九月十五日。
这张碑文拓片，弥补了志书记载的不足，证实了诸葛亮曾主持修筑九里堤的史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诸葛亮修筑九里堤，不但有书可查，有碑可考，还有实物可证。据说，“现在经成都西北桥，出城行数里，还可望见一条东西横卧、长约二百米、高七八米的土埂，那就是古老的九里堤残存部分”。
书籍、碑刻、遗迹，三者互相印证，共同述说着诸葛亮当年兴修水利、防止水患的功绩。
为了使北伐顺利进行，也为了增加军粮收人，减轻国家负担，诸葛亮还在前线实行军事屯田，并任吕义、杨敏等人为督农，负责供继军粮。诸葛亮在世时，蜀国的军事屯田主要有以下几个地区。
汉中地区。汉中自然条件好，虽曾遭与曹操的争夺战争和曹操对汉中移民的破坏，但在诸葛亮的治理下，汉中的经济又恢复和发展起来。相对成都来说，汉中是蜀汉北伐的前线，相对诸葛亮北伐兵锋所至而言，汉中又是战略后方和根据地。汉中是蜀汉的一个郡，其农业生产不可能靠军事屯田支撑，普通百姓的农业生产应为汉中经济的主要部分。但除此而外，汉中地区也似有军屯。诸葛亮实行“十二更制”，每月替换下一部分兵士回汉中休整，并说他们的妻子“鹤望而计日”盼他们回来，可见兵士们的家属都住在汉中。清洪饴孙《三国职官表》说：“蜀置督农，供继军粮，屯汉中。他郡无考。”督农是负责汉中屯田的官员，吕义任汉中郡守，兼领督农，可见汉中有军事屯田，而军屯的农业生产很可能由休整士兵及其家属进行。
赤崖地区。赤崖在今陕西汉中市西北褒城镇北。赤崖是赵云屯田戍守的地方。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利，赵云、邓芝也率偏师从箕谷撤回。赵云带兵有方，虽未取胜，但在撤军时，“军资什物，略无所弃，兵将无缘相失”，全军而返。诸葛亮令赵云将其“军资余绢”分赐将士，表示奖励，赵云说：“军事无利，何为有赐？其物请悉人赤岸府库，须十月为冬赐。”可见赤崖地区不仅有赵云的屯田，还有存放军粮物资的府库。街亭失败，赵云退军，为防曹兵进入赤崖，也为了保护赤崖府库的军粮物资，放火烧掉了赤崖以北的栈道，被破坏的栈道足有一百多里。赵云撤回赤崖后，继续在此屯田。赵云驻扎在赤崖，邓芝驻扎在赤崖口。诸葛亮在给他的哥哥诸葛瑾信中谈到这种情况时说：“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
黄沙地区。黄沙在今陕西勉县东北黄沙窑。《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记载：建兴十年（232），“亮休士劝农于黄沙，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水经注·沔水上》记载说：黄沙水“北出远山，山谷邃险，人迹罕交，溪日五丈溪，水侧有黄沙屯，诸葛亮所开也”。
武功水流域。今陕西岐山县南渭水南岸有一条渭水支流，叫武功水。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率大军据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与司马懿对峙。诸葛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谓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诸葛亮重视农业生产，命地方官吏重视农耕，不妨农时，保护水利设施，兴立屯田，这些措施都取得了显着成效。
晋人袁准说：“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袁准所生活的年代离诸葛亮并不很远，他的话应是可信的。
“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梗稻莫莫。指渠口以为云门，洒滮池而为陆泽。”这是左思《蜀都赋》中对成都农业生产繁荣的描写。左思也是晋人，他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蜀中景象，当与袁准有同样的可信度。
“男女布野，农谷栖亩。”这丰收的景象，是汉中守将刘敏对汉中的描写。这不是文学描述，而是他主张拒魏军于汉中之外的理由，显然这种记述更具有真实性，否则是不能说服别人的。
“官府帑藏一无所毁，百姓布野，余粮栖亩。”这是后主刘禅在降表中所说的话。这种对于蜀国农业生产繁荣的记载也是可信的，因为国都亡了，夸大、粉饰还有什么意义呢？
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不仅农业生产发展显着，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也令人瞩目。
盐是蜀汉的重要产品，制盐业是蜀汉的重要手工业行业。
蜀汉的盐多为井盐和池盐。左思《蜀都赋》说蜀汉“家有盐泉之井”。李善注说：“蜀都临邛县、江阳、汉安县皆有盐井。巴西充国县有盐井数十。”在巴郡朐忍县（治今四川云阳）出产的伞子盐更具特色。据《水经注·江水一》载，长江流经朐忍县博望滩，有汤溪水自北向南流入。汤溪水源出于朐忍县北六百里上庸界，南流经朐忍，“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张伞，故因之名日伞子盐。有不成者，形亦必方，异于常盐矣。王隐《晋书地道记》曰：入汤口四十三里，有石煮以为盐，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盐成，盖蜀火井之伦，水火相得，乃佳矣。汤溪下与檀溪水合，上承巴渠水，巴渠南历檀井溪之檀井水，下人汤水，汤水又南人于江，名日汤口”。
东汉时，朝廷曾取消盐铁之禁，允许民间煮私盐，国家抽取盐税。刘备入蜀以后，重新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建安十九年（214），“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盐府即蜀汉政权管理盐铁业的机构，盐府校尉或称司盐校尉就是掌管盐府的最高长官。王连是蜀汉政权成绩突出的盐府长官。史载他任司盐校尉后，“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所以，当他迁蜀郡太守、兴业将军后，仍“领盐府如故”。在王连之后，诸葛亮又任岑述担任此职。
诸葛亮非常关心盐业生产，还到生产现场进行考察指导。清张澍编《诸葛亮集·故事》引《山川纪异》说：“诸葛盐井有十四。”为什么盐井要以诸葛命名？很可能就是诸葛亮亲自视察过的井。晋张华《博物志》记载了诸葛亮视察临邛火井的故事：“临邛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井在县南百里。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热，以盆盖井上，煮盐得盐。”所谓火井，即天然气井。左思《蜀都赋》描写火井说：“火井沉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李善注说：“蜀郡有火井，在临邛县西南。火井，盐井也。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须臾许，隆隆如雷声，焰出通天，光辉十里。”深二三丈的井中有可燃气体，当然投以荧火会冒出烈焰。但井口纵广五尺，这样大的井口，会使井的气压迅速降低，从而使火势转弱，井里的天然气可能是时断时续的，所以当地人用它煮盐常感火力不足，要投以竹木助燃。刘宋刘敬叔《异苑》称：“诸葛亮一瞰而（井火）更盛。”这当是人们对诸葛亮重视盐业生产，并亲自视察的一种称颂和想象。其实，并不是诸葛亮一看就使火势转盛，而是诸葛亮视察后所采用的办法使火势盛热。这个办法在《博物志》中已经说明了，就是缩小井口，能把盆盖在井口上。这表明临邛火井经诸葛亮视察后，已经不是那个纵广五尺的井口了。诸葛亮改进火井以煮盐，说明了他对煮盐业的关注，也显示了他的聪明智慧。
封建时代的手工业，常常是盐铁并称。盐是人们的生活必须品，铁器是可以反映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冶炼业，乃是手工业中重要的行业。益州地区的冶铁业自秦汉以来就闻名于世，在《天府沃野》一节，我们详述过西汉时卓氏和程郑在临邛冶铁成为巨富的事。刘备占领益州后，把对冶铁业的管理交给司盐校尉，并设置了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
在蜀汉益州地区，分布着许多冶铁场所，其中有一些与诸葛亮有关。
《四川通志》记载，铁溪河在成都县南十三里，流入白水河。昔武侯烹铁于此，因名。
《打箭炉厅志》记载，相传诸葛武侯渡泸而西，尝铸军器于鱼通之地。
《四川通志》记载，昔武侯南征，命郭达造箭于此（指鱼通），其炉犹存，故名打箭炉。
《元和郡县志》记载，陵州始建县东南有铁山，出铁。诸葛亮取为兵器，其铁刚利，堪充朝贡焉。
《周地图》记载，蒲亭县有铁山，诸葛武侯取为刀剑，宇文度封为铁山侯。
《嘉定府志》记载，铁山从仁寿来，横亘井、犍、荣、威间数百里，产铁。诸葛武侯取铸兵器。
《方舆纪要》记载，铁钻山在崇宁县西六里，武侯铸铁钻于此，以造军器。
上面所记益州各地冶铁场所，几乎全是铸造兵器的兵工厂。这也可以理解，因为诸葛亮受刘备遗诏辅政以后，为了实现先主遗愿和自己的政治理想，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南征北伐。蜀国的冶铁业，多为军事服务，为征战服务不足为奇。
但是，决不能认为诸葛亮是个穷兵黩武之人，蜀国的冶铁业也决不仅限于军事目的。
《古鼎录》记载：诸葛亮杀王双，还定军山，铸一鼎，埋于汉川，其文曰“定军鼎”。又作“八阵鼎”，沉永安水中，皆大篆书。又载：先主章武二年，于汉川铸一鼎，名“克汉鼎”，置丙穴中，八分书，三足；又铸一鼎，沉于永安水中，纪行军奇变；又铸一鼎于成都武担山，名曰“受禅鼎”；又铸一鼎于剑口山，名曰“剑山鼎”。并小篆书，皆武侯迹。
《鼎录》记载：龙见武阳之水九日，因铸一鼎，像龙形，沉水中。章武三年，又作二鼎，一与鲁王，文曰：“富贵昌，宜侯王。”一与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并古隶书，高三尺，皆武侯迹。
《书苑》记载：蜀先主曾作三鼎，皆武侯篆隶八分，极其工妙。
以上各书所载，均为冶铁用于政治的事例。此外，还有冶铁用于民间生活的记载。《丹铅录》记载：
井研县有掘地者，得一釜，铁色光莹，将来造饭，少顷即熟，一乡皆异。有争之者，不得，白于县令，命取看，未至堂下，失手落地，分为二，中乃夹底，心悬一符，文不可辨，旁有八分书“诸葛行锅”四字。又麻城毛柱史凤韶为予言：近日平谷县耕民得一釜，以凉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饭，即熟，釜下有“诸葛行锅”四字。乡民以为中有宝物，乃碎之，其复层中有“水火”二字，即前物也。
《丹铅录》一书是明朝杨慎所作。杨慎学识渊博，平生着述二百余种，尤长于考证。他的考证着述取材丰富，新见迭出。但杨慎也有一个毛病，即务奇好胜，喜欢在考证中掺杂一些奇诞之事，以吸引读者。《丹铅录》中所说“诸葛行锅”并非无稽之谈。平研县即今四川平研县，与诸葛亮活动的地方相符。“诸葛行锅”为双层底锅，铁色光莹反映了当时冶铁技术之高，做饭少顷即熟，说明这锅设计得巧妙。这些都是可信的。但杨慎又加了一段放进凉水之后，锅忽自沸的神话，不免画蛇添足，又犯了务奇好胜的老毛病。但无论如何，杨慎《丹铅录》中对古代出土文物的记载，反映了诸葛亮治蜀期间的冶铁业的水平，是弥足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