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的禅让天下彼此不同，三代的继承君位各有区别；不合时代，违反世俗，就叫他为篡夺的人；符合时代，顺从世俗，就称他为道义的人。——这说明人的认识受时代变迁的制约。
宋国人到越国去贩卖礼帽礼服，但越国人不留头发，身上刺着花纹，用不着戴帽穿礼服。(《逍遥游》)——宋人以为自己国家的人戴礼帽穿礼服，就认为越国人也是如此，因而犯了错误。这说明人的认识受同时代不同地区风俗习惯的制约。
宋国有人善于制造医治手冻裂的药，他家世代以漂洗棉絮为职业。有个外来人听到这件事，请求用一百斤金币买他的药方。这个宋国人就召集他的全家商议：“我们世代漂洗棉絮，一年到头也不过挣几斤金币；现在一天的工夫就可以把咱们的技术卖得一百斤金币，我想把药方卖给他。”这个外乡人得到这个药方，就去游说吴王。这时正赶上吴王与越国打仗，就让他带领军队，在冬季里和越国进行水战。由于吴国军队用了不使手冻裂的药，把越国军队打得大败而逃。于是吴王就赐给他土地，又封他做了官。(《逍遥游》)——宋人只知不裂手之药可以用来为漂洗的人服务，不知道可以用来为作战服务。这说明人的认识也会受到自身职业智能的制约。
丽姬本来是艾邑看守边境小官的女儿，晋国人刚刚得到她时，她哭得泪水沾湿了衣衫；等她到了国王那里，和国王同坐一张方床，吃着美味佳肴时，她又对刚来时哭得那样伤心感到后悔了。(《齐物论》)——这说明人的认识受到利害关系的限制。
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去吊丧，看见庄子两脚岔开直伸，正在敲着盆子唱歌。惠子责备庄子不该如此，庄子便讲了一套关于生死的大道理，说死了就是安息。(《至乐》)——这说明人的认识又受到思想观点和看问题的立场的制约。
孔子生活到了60岁，他的观点就变化了60次，从前认为是正确的，后来又认为是错误的。不知道现在认为是正确的，是不是就是59岁时认为是错误的？——这说明人的认识是会变化的。
正是由于庄子考察了人的认识受到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多种限制，因而，他对认识的相对性有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他才能写出关于知识相对性的精妙论述。如下面两段文字就是读者所熟知的：
人在潮湿的地方睡觉，就会感到腰疼甚至导致半身不遂，泥鳅也会这样吗？人爬到高树上就会感到惊惧不安，猿猴也会这样吗？这三种物类哪一种知道哪里是真正的住处呢？人吃肉，麇鹿吃草，蜈蚣吃小蛇，鹞鹰、乌鸦吃老鼠，这四种动物哪一种懂得真正的味道呢？骗狙和母猴作配偶，麋和鹿相交配，泥鳅和鱼一起游；毛嫱、西施，人们认为她们最美丽，但鱼见了就要沉人水底，鸟见了就要飞向高空，麋鹿见了就要很快逃跑，这四种物类哪一种知道真正美丽的容貌呢？(《齐物论》)
从万物各自的立场上来看，都是自以为贵而相互贱视；从习俗的立场来看，所谓贵贱都不是由自己来决定的。从差别的角度来看，顺着万物大的方面而肯定它是大的，则万物莫不是大的；顺着万物小的方面而肯定它是小的，则万物没有不是小的；懂得天地像一粒小米一样，懂得毫毛像座丘山一样，就可以看出万物差别的定数了。从功用的角度来看，顺着万物有的一面而认为它是有的，则万物就没有不是有的；顺着万物无的一面而认为它是无的，则万物就没有不是无的了；懂得东方和西方互相对立而不可缺少任何一方，那么万物的功利分量就可以确定了。从取向的立场来看，顺着万物对的一面而认为它是对的，则万物没有不是对的；顺着万物错的一面而认为它是错的，则万物没有不是错的了，懂得尧和舜的自以为是而相互非难，则万物的取向操守就可看清楚了。(《秋水》)
由上叙述可知，庄子不仅在广泛的意义上发现了人们对具体事物认识的相对性，即感性知识的不确定性，而且还很深刻地意识到产生这种不确定性的诸多原因，因而能对它做出理论的阐述。在两千多年前，庄子能够认识到并提出这样极富思辨色彩和启发意义的理论，可说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些思想认识中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思想的因素，代表了那个时代，在百家争鸣的氛围中发展起来的、理论思维的最高成就，包含有深刻的真理的成分。可以说无论在庄子同时或庄子之后很长时间内的哲人中，没有一位能像庄子这样把知识的相对性揭示得如此充分和详尽透彻。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庄子不愧为古代中国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不言自明的。
但是，庄子并没有从对知识相对性的自觉的基础上走进辩证法的庭堂，而是滑人相对主义的泥潭。在庄子生活的那个时代，由于种种客观历史条件(主要是社会生产和科学发展的水平)的限制，人们还不可能对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等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有真正深刻的理解，因而也不可能产生真正反映物质世界发展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念和理论。庄子也不例外。他不是把认识看做是从不知到知，从现象到本质，从对事物的个别现象、个别方面到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过程，因而也不理解认识的相对性是向绝对真理接近的历史阶段性，更不理解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庄子找不到确定是非的客观标准，于是就把认识的相对性绝对化，认为认识的是非是无法判断的。他说：
即使我和你辩论，你胜了我，我输给了你，你果真就对吗？我果真就错了吗？我胜了你，你输给了我，我果真就对吗？你果真就错吗？是我们两个人中有一个人对，有一个人错呢？还是我们俩都对，或者都错呢？我和你互相都不知道。凡是人本来就是不明白的，我们请谁来判定是非呢？让和你意见相同的人来判定吧？既然和你相同了，怎么能判定呢？让和我的意见相同的人来判定吧？既然和我相同了，怎么能判定呢？让和你我都不同的人来判断吧？既然和你我都不同了，又怎么能够判定？这样看来，你和我以及其他人都是不能判定的了，还等待谁呢？(《齐物论》)
庄子试图寻找到认识问题的标准，但在寻找的过程中，他陷入了痛苦和迷茫，他苦于找不到判断是非的标准，因而认为知识的对错是不能证明的。既然知识的对错不能判断，那就用不着追求知识了，而且知识的领域是无穷尽的，人要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穷尽的知识，那是徒劳的。所以他说：“我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就会弄得很疲困；既然如此却还要去追求的人，只不过是要把自己弄得非常疲困罢了。”(《养生主》)“用极其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穷的知识领域，必定会迷茫昏乱而不能称心如意”(《秋水》)。这样，庄子就由对是非标准的探寻进入了道通为一，是非齐一的认识。庄子认为要想摆脱知识是非的困扰，就只有归依大道，不辨是非，把是与非看做是齐同的。因为在庄子看来，从道的立场来看待万物，万物都是一体：“万物本来都有它所以如此的原因，万物本来都有它所以适可的道理；没有一种事物不如此，没有一种事物不适可。举例来说：草茎和梁柱，丑女与西施，以及一切稀奇古怪的事物，站在‘道’的角度来看，都是相通为一的(恢愧懦怪，道通为一)。事物的分散，也意味着它的完成；事物的完成，也意味着它的毁灭。所以一切事物都无所谓完成与毁灭，总还是相通为一的。”(《齐物论》)所以庄子反复强调“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道观之，何贵何贱”，“万物一齐，谁短谁长？”(《秋水》)“万物皆一”(《德充符》)，“生死存亡之一体”(《大宗师》)。道是宇宙的总体性，又是万物固有的自然实在性。因此站在道的立场来看待一切事物，一切事物之间就没有区别；站在道的立场上来对待一切事物，就不会有好此恶彼的感情和是此非彼的偏见了。所以“道”的观念是庄子齐同万物的思想基础。“以道观之”的立场，庄子叫做“道枢”；“以道观之”的方法，庄子叫做“休乎天钧”或“和以天倪”，运用“以道观之”的立场和方法，庄子叫做“以明”。这里庄子把“道”比作自然旋转的圆环，“道枢”就是这个圆环的中心；万物好比处在环上的无数个相连的点，彼此之间没有分界，旋转起来终而复始，这就是“天钧”或“天倪”(《寓言》篇：“天钧者，天倪也。”)用这种不加区别、和同是非的方法来观察事物就是“和以天倪”；站在“道枢”的立场，运用“和以天倪”的方法对待一切事物，就找不到事物的对立面，也没有事物之间的分界了，这样就可以应付无穷的事物，就算明白了天道自然的道理，就叫做“以明”。(《齐物论》)当然，不是一般人都能达到这种境界的，只有圣人才能。如果真的达到这种境界，那就无论什么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不肖、毁、誉、饥、渴、寒、暑等等事变，都不能扰乱自己的内心，就可以彻底摆脱是非善恶的困扰，始终保持安逸怡悦的心境了，这就叫做“才全”(《德充符》)。
“以道观之”的前提是“体道”，就是使自身具有道的品格，即与道融为一体，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境界，或者叫做“无己”的境界。“无己”又称作“忘己”、“忘我”，就是“忘掉外物，忘掉自然，这就叫忘掉自己。忘掉自己的人，就叫做返归自然”(《天地》)。返归自然的人，与宇宙同体，和永恒同在，也就是进入了绝对自由的崇高境界，这正是庄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
“体道”不同于“知”道，因道不是“物”，不能用认识一般事物的方法来认识。但是，道可以用体验的方法来达到。那么，如何体道呢？从庄子的论述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体道的第一步是“心斋”。所谓的心斋就是心志专一，感官停止活动，保持虚静的心境来体会道，“虚者，心斋也。”(《人间世》)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不要用智慧，丢掉欲望，无思无虑。体道的第二步是“坐忘”。“废弃肢体，除去聪明，脱离形体，去掉智慧，与大道融通为一，这就叫‘坐忘”’(《大宗师》)。这里讲的实际上是一种人格修养的方法。庄子认为，“道”虽不能通过认识活动而求得，却可以通过修行方法而达到。他在《在宥》中说：“噫！要修养心境！……废弃你的形体，丢弃你的聪明，把事理和万物忘掉，和自然元气混同一起；要解放心神，静定精气。万物纷纷纭纭，各自返回它们的根本；各自返回根本而自己并不知道，混混沌沌，终身不离根本；如果知道了，就是离开根本了。不要追问它的名字，不要窥探它的真实情状，万物自然就会成长的。”如果能达到这样境界，那就可以“朝彻”，就是“能体纯素”(《刻意》)的真人，能“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应帝王》)的至人了。庄子的理想人格就是这些至人、真人、神人。
恢诡谲怪，霞云层生
庄子不仅是古代中国伟大的哲学大师、思想大师，而且是伟大的文学大师、语言大师。清人宣颖说：《庄子》之文，长于譬喻。其玄映空明，解脱变化，有水月镜花之妙。且喻后出喻，喻中设喻，不啻峡云层起，海市幻生，从来无人及得。清代着名的文艺理论家刘熙载说：《庄子》书是“人们很少不读的，读了很少不喜爱的”(《艺概·文概》)，事实正是如此。庄子对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是无与伦比的。郭沫若说：“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下发展的。”(《郭沫若文集》卷一二《鲁迅与庄子》)
《庄子》文章有极高的文学价值，称得上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的文学散文。清代杰出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把它和《离骚》、《史记》、杜诗、《西厢》、《水浒》并提，誉为“六才子书”，又称它为“天下第一奇书”。鲁迅先生说：《庄子》“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捭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之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
庄子又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从事寓言创作的人，曾自谓其书曰：“寓言十九。”《庄子》全书有寓言故事近二百则，简直可以看做是一本寓言专集了。庄子的寓言既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也注重情节、细节的描写，更重视对世态人情的心理进行人微的描绘。庄子的许多寓言故事首尾完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简直可作为短篇小说或微型小说来说。因而宋代黄震称《庄子》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黄氏日抄》卷五五《诸子》)。今人也有称庄子为我国古代短篇小说大王的说法。虽然庄子寓言故事同今天的小说还完全不同，但其许多笔法为后代小说创作所汲取。就此而言，庄子对古代小说的创作和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庄子》文学的最大特色是他那自由不羁的浪漫主义风格。两千多年来，《庄子》以神奇古怪的人物形象，奇幻莫测的故事情节，玄妙超绝的丰富想象，恢愧懦怪的文章风格，混然天成的艺术境界，赢得无数诗人骚客的赞誉。凡是读过《庄子》的人无不为之倾倒。如清人吴世尚《庄子解序》说：“吾观《庄子》之文，最为人情人理，高处着眼，大处起议，空处落笔，淡处措想，道来真令人解颐忘卧。”又说：“余生平鲜他好，所沉酣者，五经四书而外，《左》、《老》、《庄》、《骚》其最也……《易》之妙，妙于象；《诗》之妙，妙于情；《老》之妙，得于《易》；《庄》之妙，得于《诗》，而大指归于《老子》，则皆原本于《易》也。”林云铭《庄子因》也说：“庄子似个绝不近情的人，任他贤圣帝王，知便骂，眼大如许；又似个最近情的人，世间里巷，家室之常，工技屠宰之末，离合悲欢之态，笔笔写出，心细如许。”《庄子》以它那巨大的艺术力量哺育了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这是它对中国文学的主要贡献。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庄子是中国文学浪漫主义传统的奠基人之一(另一位奠基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
(1)庄子的寓言理论和文学思想
庄子并不是一位文学理论家，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文学还远没有进入到自觉的时代，也不可能产生文学理论家。因此，庄子也不能有完整系统的文学思想。所谓庄子的“文学思想”，不过是我们借用现代的习惯用语，来指称《庄子》中涉及的某些文学方面的言论罢了。在《庄子》中，直接谈到文学创作和文学功能的言论最突出的是有关寓言的论述。
庄子对寓言的论述集中在《寓言篇》和《天下篇》中，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先得其移录于此：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同己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来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不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谓陈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蔓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言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