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庄子整个自然哲学体系中最高范畴的“道”，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概而言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道是世界(万物)存在的根源和依据。在《庄子》中关于世界的根源的论述，观点不尽一致，有时甚至互相抵牾。比如说道能“生鬼神生上帝，生天生地”(《大宗师》)，这个“道”好像是在万物之外而存在的另一个独立的东西，它是产生世界的根源。这显然是一种唯心论的观点，也是今天有些学者把庄子看做唯心主义者的主要理由之一。但是在《庄子》中关于“道”，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计算物的数目，不止于万，而限称它们叫‘万物’，是因为用数目中最多的名号来称呼它们；其中天、地是形体最大的，阴、阳是气中最大的，‘道’是它们的总体。”又说：“四方之内，六合之中，万物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回答道：“阴、阳相应，相消相长；四时循环，相生相杀……随着时序互相条理，交替运行互相驱使，物极则返，终而复始，这是万物所具有的现象；言论所穷究的，知识所达到的，只限万的范围罢了。懂得‘道’的人，不追求万物的消逝，也不探究万物的起源”(《则阳》)。这里，庄子把“道”看做是万物的总体，明显具有宇宙整体的含义，因而他不主张探求万物(宇宙、世界)的起源，不必追究万物是由什么产生的，因为这样的探求是不会有结果的。这是因为宇宙“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所以不可能有产生宇宙的那个东西，“宇宙本来就是有物的，本来就有物又生生不已”(《知北游》)，其生生不已不过是阴阳互相作用的结果；而阴、阳又是气之中最大的，所以物之生生不息又是气的变化的结果。这里庄子关于“道”的论述同前面说过的关于“通天下一气耳”的命题联系起来了。但“气”并不就是“道”，因为气还不是万物，只不过是万物构成的元素，所以也不是万物的总体(道)。道与气的关系，在《庄子》中只有一处提到，说的不太明确，“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这意思好像是说气的性质是空虚，空虚能接纳万物；只有道才能集结在空虚之中。但是，庄子并没有说气是从道产生的，所以好像又不能得出庄子关于世界根源的观点是唯心的结论。这样，我们在《庄子》中就看到了关于道是世界根源的两种不同的论述，或者说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道作为世界(万物)根源性观念，它是先于世界而存在的，并且是产生世界的根源；第二种观点认为，道作为世界(万物)根源性观念，它是世界(万物)的总体，同时又是世界(万物)存在(不是产生)的依据。《庄子》中为什么会有关于道的这样两种不同观点呢？可能是由于《庄子》一书不是一时一人所作，才会出现这种相互矛盾的情况，那么这两种观点当中，哪一种是庄子的，或者说是庄子派的主要观点呢？目前庄学研究者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我们赞同后一种观点是庄子思想的意见，因为后一种观点才能显示出庄子哲学的本色，并真正使它与老子思想区别开来。能反映庄子这种思想的论述，在《庄子》中还不止一处，如《知北游》中说：“纷纭的万物自古以来就是存在的。六合是巨大的，却超不出它的范围；秋毫是渺小的，却依靠它才能成形体……(道)茫茫昧昧好像不存在而实际却是存在的，自然地产生不见形迹而有神妙的作用，万物都受它养育而自己却不知道，这就叫做本根。”这就是说万物自古就存在，并没有另一种先它而存在的东西产生它；“道”有神妙的作用，能养育万物，是万物存在的根据，因此万物是离不开“道”的。所以又说：“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这就是道啊。”另一方面，道也不是离开万物独立存在的实体，它和物之间没有界限。但是因为万物之中都有道，而道是一个整体，所以从道的立场来看，万物之间又是没有界限的。这就是说，道又是世界统一性的根据。因此，我们认为，庄子的“道”的观念，主要含义应该是万物存在的根据，不是万物产生的根源。《庄子》是关于“道”的认识的两种观点，既让我们看到了庄子思想继承性的一面，也让我们看到了其发展性的一面。他没有纠缠在“道”是万物产生的根源上，而是将其视为万物存在的依据和根据，实际是为自己的人生哲学建立立本之基。这正是庄子对“道”的观念的发展，使“道”具有世俗化的特征。
第二，道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特征。道既然是万物(世界，宇宙)存在的根据，万物的存在都离不开道，那么道就必然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知北游》中有这样一则故事：东郭子问庄子说：“你所说的道，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庄子说：“无所不在。”东郭子说：“请指出一个具体地方来。”庄子说：“在蝼蛄、蚂蚁里面。”东郭子问：“怎么这样卑下呢？”庄子说：“在秭草、稗草里面。”东郭子说：“怎么更卑下呢？”庄子说：“在砖头、瓦块里面。”东郭子说：“怎么越来越卑下呢？”庄子说：“在屎尿里面。”东郭子便不做声了。庄子说：“你的问题，本来就没有接触到实质。”这里的“实质”就是指道的普遍性，即道“无所不在”，无论是动物(如蝼蛄、蚂蚁)，植物(如秭草、稗草)、无机物(如砖头、瓦块)，有机物(如屎尿)等一切物中都有道，所以说“道是覆载万物的，洋洋无边，广大极了”(《天地》)。这里的实质又是指道的永恒性，“道有使物盈虚的作用而自己却没有盈虚，有使物盛衰的作用而自己没有盛衰，有使物有始终的作用而自己却没有始终，有使物积散的作用而自己却没有积散。”(《知北游》)所以说“道无终始，物有死生”(《秋水》)。它“在太极之上却不算高，在六合之下却不算深，在天地之前就存在却不算长久，比上古时代还年长却不算衰老。”(《大宗师》)
第三，道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特征。庄子认为，道虽然不是一个有形的具体事物，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却是确实存在着，他说：“道是真实的有验证的，没有作为没有形体的。”(《大宗师》)“有它的真实存在却没有它的形体”，“如探求它的真情，不管得到或得不到，对它的真实存在都不会有什么增益和损伤”。可见，道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第四，道的作用具有自然发生的特征。庄子认为道是“无为”的，它虽然有伟大的作用，但并非有意作为，“万物繁多，都是从无为中繁殖出来的”(《至乐》)，道是无意志的。所以对道的作用也不能作道德评价，“它调剂万物却不算正义，它恩泽万代却不算仁慈……它覆盖载负着天地，雕刻出各种物体的形象却不算工巧。”道对物的一切作用都是出于自然，自然而然是道的固有特质。《知北游》中说：“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这就是道啊！”郭象注说：“言此道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
第五，道具有自根的特征。《大宗师》说道是“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这就是说，道本身就是自己存在的根源和依据，从来就是自足地存在着。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道的根源，也不可能有，因为道是世界万物存在的最后根源和依据。
第六，道具有不可抗拒性的特征。《渔父》中说：“道是万物所遵循的。万物失去它就会死亡，得到它就能生存；做事违反它就会失败，顺应它就能成功。”这里所说的道，其含义和我们常说的客观规律有点相似。人们只能顺应规律，不能违背规律；违背了就要受到规律的惩罚。
第七，道具有不可感知的特征。《知北游》中有则故事说：泰清问无穷：“你知道‘道’吗？”无穷回答：“我不知道。”又问无为，无为回答说：“我知道。”然后泰清又问无始说：“无穷说不知‘道’，无为说知‘道’，他俩谁对谁错呢？”无始说：“说不知的深刻，说知道的浅薄；说不知是内行，说知道是外行。”因为“道是不能耳闻的，耳可闻的就不是道；道是不可眼见的，眼可见的就不是道；道是不能言说的，可言说的就不是道。懂得使形体成为形体的那个东西(道)是不具有形体的吗！”泰清又问：“‘道’是不可询问的吗？”无始说：“‘道’没有什么可询问的；询问也没有什么可回答的。没有什么可询问的却还要去询问，那是空洞地问；没有什么可回答的却还要勉强回答，那是无内容的回答。以没有内容的回答来对待空洞的询问，这样的人就是对外未曾观察过宇宙，对内还没有领悟到‘太初’，因此他不能超越昆仑，不能遨游‘太虚”’。“太初”指本源、原始，“太虚”指“道”的境界。这个故事是《庄子》中对“道”的不可感知性比较完整而形象的说明。因为“道”不是有形体的具体存在的物，它既是宇宙的整体性，又是万物的根源性的抽象物，所以就不能像具体事物那样，可以用感官去感知；也不能像存在于具体事物内部的物理那样，可以用言语来表述或分析，即不能用思辨的方法来认识。那么，庄子哲学中的“道”是不是像主张庄子是不可知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不可认识的呢？当然不是。只不过，庄子认为，“道”作为一个特殊的认识对象，对它的认识方法也是特殊的，而且不是一般人所能认识的。
庄子对“道”的认识继承了老子“道”的思想又有了深化。庄子更加强调“道”的实在性特征，将“道”作为万物存在的依据来看待，这为庄子构建自己的人生哲学，提出自己的人生理想寻找到了宇宙自然的依据。同老子相比，他把“道”引向了人生的层面，生活的层面，使“道”成了生活的依据。由此，庄子虽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但其学说同老子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老子对“道”的论述主要的还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着眼的话，庄子则将其引向人生层面。如果说老子具有明显的政治哲学的特征的话，而庄子则更清晰地是一种人生哲学。由老子的政治哲学转向庄子的人生哲学，既是时代社会的刺激的需要，也是道家学派思想的深化和发展，使道家思想学说的内涵意蕴更加丰富。
(2)相对主义的认识论
庄子宇宙意识和人生观念是独特的。庄子之所以有如此的思想意识，同其独到的相对主义的认识方法有密切关系。因此，相对主义的认识论也是最能显示庄子哲学特色的重要思想。这里有必要对庄子的认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作一个概括介绍。
庄子承认世界万物是不依人的意志而客观存在的，说“称物的数目有万种之多，人只是其中一种”(《秋水》)。因而他把在人之外存在的事物叫“外物”。庄子也承认人对外物具有认识能力，他说：“认识，是由于对事物的接触；知识，是由于对事物的谋虑。”(《庚桑楚》)“知道哪些是属于天然的，知道哪些是属于人为的，那就是认识的最高境界了。”(《大宗师》)庄子还承认人的认识是可以改变和提高的，如《秋水》中的黄河之神，在秋水连绵，河水上涨时，就“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认为天下的美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当他顺流而下，到了东海，见到了海水之汪洋无边时，便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自己的自满是没有根据的、错误的，于是便对海神说：“现在我看到你是如此广大难以穷尽啊！我要是不来到你的门前，那就太糟糕了，我一定永远被大方之家所讥笑了。”海神说：“井里的鱼是不能和它谈论大海的，因为它受所处地域的拘限；夏天的昆虫是不能和它谈论冰冻的，因为它受生存时间的拘限；偏执浅陋的人是不能和他谈论大道理的，因为他受自己所接受的教养的束缚。现在你走出了限制你的崖岸，观看了大海，知道了自己的丑陋，这就可以向你谈论大道理了。”河神与海神的这段对话，意在说明人的认识是可以改变的，可以提高的，但条件是必须突破原有的生活地域、时间以及教养的局限。上面说的庄子的这些观点，今天看来也都是正确的。
庄子不仅认为具体事物是可以认识的，而且认为包含在事物中的“理”(本质，规律)也是可以认识的，可以把握的。《养生主》中有一则着名的“庖丁解牛”的寓言，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个故事说：庖丁解牛的技术高超，引起文惠君的惊奇，问他技术怎么达到这样高妙的程度，庖丁回答说：“我所爱好的是规律，已经超过技术了。我开始学宰牛的时候，眼睛所看的，没有一条不是完整的牛(看不到牛体的组织结构)；三年以后，就看不见完整的牛体了(看到的都是牛的肌体的结构和各部分之间的空隙)；到了现在，我只用心神来领会而不用眼睛去观看，官能的知觉停止了，但心神的嗜欲却在运行。依顺着牛的自然纹理(依乎天理)，劈开骨肉的缝隙，引向骨节的空隙，顺着牛的自然结构(因其固然)去用刀，连经络相连的地方都不去碰，何况是大骨头呢？好的厨师一年换一把刀，因为他们是用刀去割筋骨；普通的厨师一个月换一把刀，因为他们用刀去砍骨头。现在我的这把刀用了十九年了，宰的牛有几千头，可刀口还像在磨石上刚磨过的一样锋利。”在这个故事中，庄子形象地说明感官的知觉只能认识事物的表面现象(全牛)，只有运用心神才能了解事物内部的深层道理。这两个层次认识近似我们今天说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认识的对象不同，认识的方法也不一样，感官(眼睛)了解事物的现象，理性思辨(心神)认识事物的本质。在这个故事中，庄子还注意到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庖丁经过多年的宰牛锻炼，不断总结经验，最后才掌握了宰牛的规律(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取得成功。这一点尤其深刻。遗憾的是庄子并未能沿着这条认识路线发展下去，坚持到底，这说明在他脑子里并没有形成明确的重视实践的自觉意识，只是在个别情况下叙述认识过程中偶然涉及实践，因而还不能使它升华到应有的理论高度，甚至也未把它作为其认识论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这正是使他走向相对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庄子对个人认识(知识)的相对性也有明确的认识，而且对产生这种相对性的原因也有深刻的了解。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以说是庄子认识论中最精彩、最深刻、最富启发性的部分，《庄子》书中许多妙趣横生的寓言，正是他的这种思想认识的生动体现。例如：
坏井中的一只蛙对东海中的老鳖说：“我真快乐啊！出来就在井栏上跳跳蹦蹦，进去就在井的破砖边上休息休息。跳到水里，水就浮着我的两腋，托着我的两腮；跳到泥里，泥就盖着我的脚背。回头看看井里的赤虫、螃蟹和蝌蚪，都不能像我这般快乐。我独占一坑水，盘踞一口坏井，这真是最大的快乐！你何不抽时间来看看呢？”东海之鳖左脚还没有伸进去，右脚就已经被绊着了。于是就从容退出来，把大海的情况告诉给井蛙。井蛙听了大吃一惊。(《秋水》)——此即人们常说的“井底之蛙”成语的出处，它说明人的认识受自己生存地域的限制。
朝生暮死的虫子不知一个月的时光，春生夏死的寒蝉不知道一年的时光。(《逍遥游》)——这说明人的认识受自己生存时间的限制。
公孙龙问公子牟说：“我青年时代学习过先王之道，壮年时代又明白了仁义的行为”，而且善于辩论，“我自认为是非常通达了。现在我听到了庄子的言论，迷迷茫茫，感到非常惊奇……现在没有办法张口了。”(《秋水》)——这说明人的认识受自己所受教育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