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用奇妙的寓言和生动的词语描述自己的思想。《逍遥游》中有一则寓言讲：北海有条大鱼，名鲲，个子大得不知有几千里，它一变而成鸟叫鹏，鹏的背不知有几千里长。鹏奋起飞翔，翅膀像从天上垂下来的云彩。鹏趁着海水震荡飞往南海，激起三千里海浪，掀起旋风，盘旋而上，飞到九万里高空。小雀们听说后嘲笑大鹏说：“它何必飞那么远呢？我向上飞还不过几丈高就落下来，在蓬草香蒿中翱翔，已经是飞的顶点，还要飞哪里去呢？”小雀不理解大鹏而嘲笑它。庄子认为，不论是大鹏雄飞万里，还是小雀腾跃蓬蒿之间，只是大小差别，其实它们都要受到时空的限制。只有想不受时空局限而任意遨游的人才能进入“无所待”的绝对自由境界——逍遥游。
庄子塑造了一个最典型最美好的人物。他描述道：在藐姑山上住着一位女子，她的皮肤像冰雪一般洁白，丰姿像处女一般秀美，不吃五谷，只吸风饮露，平日乘着云气，驾着飞龙，在四海之外遨游。她的精神凝聚专一，能使万物免受病害。她同万物融为一体，洪水涨到天一样高也淹不着她，大旱时山石都烤焦了，她也不感觉热。这就是庄子所追求的绝对自由境界。人们平时的是非之争、唇枪舌剑，在庄子看来都是劳心骨而无谓的。
庄子认为天地万物和人浑为一体，都是“道”派生出来的，本质是一样的，于是就有了《齐物论》中庄周化蝶的寓言。一次，庄周做梦时，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翩翩起舞，感到很惬意，竟忘了自己是庄周。过了一会他醒了，惊疑不定，不知怎么又变成庄周了。于是，他弄不清自己到底是庄周做梦或是蝴蝶做梦了。这则寓言其实意在说明庄周也罢，蝴蝶也罢，外形虽变，其实质“道”没变。
庄子还说，天下没有比鸟兽新生的羽毛尖端再大的东西了，而泰山是最小的，没有比夭折的孩子更长寿的，而寿至800岁的彭祖则是短命鬼。这种说法恰恰与人们的常识相反。庄子认为，虽然事物千变万化给人以万物各异的感觉，如果能认识到事物本质都是“道”，万事万物就便齐同了。这就是他的齐物论。
庄子生活的年代，正值百家争鸣的繁荣时期，与世无争的庄子却没有置身事外。为了维护自己的学说，他也不怕劳累身心，不遗余力地对以儒家为首的各家各派都进行了批评。他说：“古代的圣人品德真是太完备了。他们可以与神明比美，他们把天地当做准则，使天下得到和平与安宁，恩泽施及百姓！不仅通晓大经大法，而且也了解大经大法所包含的细枝末节。无论政务有多少头绪，大的也罢，小的也罢，精的也罢，粗的也罢，道的运行无处不在。”
庄子快要离开人世的时候，他的学生想把他的丧事办得排场一些。一向甘于淡泊，只求与天地合为一体的庄子不同意这样的安排。他幽默地对学生说：“我死以后，以天地作为棺木，以太阳和月亮作为连城之璧，以星星为珠玑，以天地万物作为陪葬之品。难道我用这样的葬具还不齐全吗？为什么还要增加我的丧葬费呢？”学生也被逗笑了，回答说：“我们担心乌鸦和老鹰把老师吃掉了啊！”庄子说：“天葬被乌鸦和老鹰吃掉，土葬被蚂蚁吃掉，你们把我从这个嘴里夺来给那个，不也太偏袒着另一方了吗？”
庄子当时已经接触了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问题，他把道家哲学思想用妙趣横生的寓言来阐述，含义深刻且想象力惊人。比如他说过这样一则寓言：任公子钓大鱼，用巨大的鱼具和50头牛的肉作为钓饵，坐在会稽山顶，钓东海的鱼。钓了一年，钓起大鱼后，任公子将鱼分给浙江以东至湖南嶷山的人吃，到最后人们都吃够了鱼的肉。这则寓言构思奇特，启示人们只有那些有远大理想、才识过人而又不急于求成的人，才可大有作为。
庄子才华横溢，行文汪洋恣肆，所用词汇如万斛珠泉随地涌出。他创造的众多词汇丰富了祖国的语言宝库，比如：“鹏程万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等，至今还常常为人们引用。
韩非子：法家思想集大成者
韩非子（约前280—前233），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人，韩王室诸公子之一，法家的创立者，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国古代一位卓越的思想家。
《史记》记载，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因为口吃而不擅言语，但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
《韩非子》是韩非主要著作的辑录，共有文章55篇，10余万字。里面的文章风格严峻峭刻，干脆犀利，保存了丰富的寓言故事，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
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洋洋10万余言。韩非的书流传到秦国，为秦王嬴政所赏识，秦王以派兵攻打韩国相威胁，迫使韩王让韩非到秦国为其效力。韩非在秦国倍受重用，引起了秦朝李斯的妒忌，李斯、姚贾在秦王面前诬陷韩非，终因他是韩国宗室，未得秦王信任，被投入监狱，最后被逼自杀，终年47岁。有记载说，韩非尸体运回韩国，葬在故土。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李斯手上得到了实施。韩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被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定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韩非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作保证。“势”，即权势、政权。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的论点。
韩非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韩非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韩非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极其难得的。韩非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寡的关系，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韩非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内之物，恃之以成。”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韩非的认识论继承了先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所谓“前识”，就是先验论。韩非主张“虚以静后”，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的概念，他所讲的矛与盾的故事，对人们分析问题表达思想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