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6日对隆美尔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他起得很早，身穿一件红颜色的条子花睡衣，踩着拖鞋，心满意足地从这个房间走入那个房间。在他的整个别墅里，到处都是鲜花，客厅的桌子放满了各种礼物。而他刚刚从巴黎买回来的那双鞋子正摆放在最起眼的位置上。这一天是露西50岁大寿的生日。忽然，电话铃声响起了，隆美尔拿起听筒。“元帅，我是斯派达尔，”一个焦急而紧促的声音，“盟军对我们的进攻已经开始！”听到这个消息，隆美尔惊得没有说出话来，他的脸上顿时失去了血色，过了一会儿才说：“我马上回来！”
一切都是骗局
隆美尔一直以他所特有的固执坚持认为，盟军一定会在自比利时延伸至法国索姆河的第十五军团防区内登陆。因此，他对希特勒把盟军登陆地点确定为诺曼底的预言没有给予过多的重视。
“整个德国都托付给你了！”希特勒这样对他说。
尽管判断出了错误，但高度的责任心和充沛过人的精力，使得隆美尔的身影成了西线沿岸一个鼓舞人心的形象。即使1944年3月的那段少有的干燥天气也丝毫没能阻止隆美尔在沿海各阵地间的奔走忙碌。
到了4月中旬，天空中忽然狂风骤起，挟着湿淋淋的水汽在法国的大地上四处游走。宽大的梧桐叶子在大街两旁哗哗作响，家家户户关紧了门窗。黄昏将至，一场大雨随风而至，刷刷的响声传遍乡野，在每一条道路上溅起亮闪闪的水花。
隆美尔默默地站在指挥所内自己卧室的窗前，静静地望着这一场骤然而至的暴雨，思考着他在剩下的几个星期里可以做的事情，以准备迎接他这场关系着整个德国命运的大战役。
15日晚些时候，一辆军用轿车驶过高大的铁门，在大门口戛然停下，一位陌生的军官钻出车来，冒着大雨走进指挥所。
他就是来向隆美尔报到的斯派达尔中将，隆美尔的新任参谋长。
一个月以前，隆美尔把他原来的参谋长，自1941年7月起就与他生死与共的阿尔弗雷德·高斯将军赶走了。事实上，隆美尔很器重高斯，并把他视为知己。
而赶走高斯的原因却仅仅是因为露西让他这么做的。
不久前，高斯和他的妻子在赫尔林根隆美尔家中休假期间，因为一点小事跟露西闹翻了。隆美尔家的副官阿尔丁杰由于到花园工作迟到了一次，受到了高斯的申斥。露西觉得高斯夫妇在自己家里搞得自己心烦意乱，于是，她要求隆美尔撤销高斯参谋长的职务，而这位陆军元帅竞顺从地照办了。
对于撤换高斯，隆美尔也曾感到十分为难，他曾对露西说：“我正准备撤销他的职务。高斯或许还会找到别的职务，但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更换参谋长，对我来说无疑是个困难的课题。”此后，隆美尔私下写信给希特勒的助手施蒙特，请求他分派高斯指挥一个合适的装甲师。新任参谋长斯派达尔并非一个寻常的将军。他不仅是一个军人，还是一个哲学家，1925年曾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图平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在1915年曾于阿尔贡斯森林与隆美尔谋过面，如今，他的脖子上正挂着刚刚在苏联战线上获得的骑士十字勋章。
斯派达尔46岁，比隆美尔小6岁。他有着学究式的派头，深谋远虑，喜欢美学和音乐。当隆美尔发现这位面孔严肃、戴着眼镜的将军曾获得过很高学位时，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压力。隆美尔对他的初始评价是：“他给人的印象很好，富有朝气，我想我跟他会合得来的。”
但隆美尔没想到，斯派达尔正是继施特罗林之后的又一个索命鬼。
他此次来到隆美尔这里正是肩负着秘密使命而来的。自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他就参与了反对希特勒的密谋。尽管他与施特罗林不属于同一个密谋团体，但目标的一致已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他在到来的前一天还和正担任斯图加特市市长的施特罗林商讨过怎样引导隆美尔参与这个密谋。然而隆美尔对此却未产生丝毫的怀疑。几个月后，他在写给希特勒的私人信件里还含蓄地说他信任斯派达尔，当他前往巡视海岸地区时，也时常把他留在指挥所里“照料工作”。
在斯派达尔到达西线之前，约德尔在伯格霍夫曾恳求他多给隆美尔打气：“你要尽你的一切努力治好他的悲观主义病症。自非洲的经历后，他就受了不少这方面的罪。”
但斯派达尔对隆美尔的影响恰恰相反。他一到B集团军指挥所，就随身带来了关于苏联前线灾难性局势的黯淡消息：两支德国的南方集团军已经完全崩溃，克里米亚已被苏军收复。
在他们合作的短短几个月里，隆美尔对斯派达尔显然有几分敬畏。这是隆美尔的一个致命弱点。正是由于自己的学识疏浅，隆美尔对高学历的人总是敬畏几分，即使是对他的下属也是如此。正是由于敬畏，他可以容忍很多对别人无法容忍的东西。
因此，斯派达尔很快就以他的冷漠无情和镇定自若在指挥所里出了名。即使隆美尔派人去请他议事，他也可以从容自若地说：“我准备好就来。”而前参谋长高斯却从来不敢这样。更多时候，隆美尔似乎表现出来的是对斯派达尔无可奈何的样子。有一次，一名参谋人员在餐厅休息室里大开着收音机，欣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房门突然被打开，隆美尔闯了进来大嚷着要求那名参谋关掉“那种可怕的吵闹声”。可当隆美尔走出休息室，却发现斯派达尔房间里也传来了同样的音乐声，而且声音要大得多。隆美尔却未言一语，只是耸耸肩就回到书房里去了。他再也没说什么，一直忍受着贝多芬音乐的吵闹。
由于形势紧迫，隆美尔与斯派达尔之问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摩擦。在这段时间里，隆美尔更多的精力一直放在西线沿海地区，他力求排除一切外来干扰，摸清盟军的真实情况。可他却没有意料到，盟军为了确保这次登陆计划的成功，设下了无数的骗局，隆美尔根本无法逃脱。盟军自初步制定了在诺曼底登陆的“霸王”行动计划后，就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战略欺骗活动。
早在1943年12月，盟军就开始由最高司令部副参谋长摩根中将组织制订相关的欺骗和保密措施，以确保登陆的成功。这项计划代号为“杰伊”，具体实施由英国陆军中校约翰·比万负责，他的绰号是诈骗总管。虽然他职务和军衔不高，却拥有很大权限，甚至有时丘吉尔、罗斯福都要遵照他的要求安排活动或发表声明。
1944年1月，“杰伊”计划改称“卫士”计划。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各种途径，诱使德军分散在欧洲各地，从而使德军在法国，尤其是诺曼底地区的守军降低到最低限度。二是要使德军统帅部相信，诺曼底登陆只是一场佯攻，目的就是诱使德军过早投入后备部队，从而为他们的下一次更大规模的主攻创造条件。
为了达到“卫士”计划的第一个目的，即分散德军的目的，比万在南欧实施了“齐柏林”计划：故意泄露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欲向英美投降的情报，迫使德国从法国抽出3个装甲师和1个步兵师，于1944年3月19日占领匈牙利全境。与此同时，比万在北欧又组织了“北方坚忍”计划。1944年1月，比万访问苏联，与苏联情报机关联手制造进攻挪威、瑞典的假象，使德军在挪威和瑞典部署了13个师，其中有1个装甲师，以应付盟军的进攻。
“卫士”计划的第二个目的也是最关键的目的，就是要使德军相信诺曼底登陆只不过是一场为了过早消耗其后备部队的佯攻。为此，比万设计了多达几十项的附属计划。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水银计划”：在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盟军虚构了番号为美国第一集团军群的部队，并不断虚构这一假集团军群部队之间的来往电文，同时，他们还在多佛尔设立了假司令部，使用大功率电台与各下属部队联系，并在英格兰东南部地区，修建了大规模的军用设施，使德军统帅部认为盟军已集结了约40个师组成由巴顿任司令的第一集团军群，正准备在多佛尔对面发起主攻。
同时，英国还大批量地利用双面间谍协助“卫士计划”的完成。其中，“加宝”、“珍宝”、“三轮车”和“布鲁斯特”等人就是当时深受德国信任的双面间谍。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三轮车”，他出身于南斯拉夫名门，名叫杜斯科·波波夫，在欺骗德军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闻名遐迩的007系列电影中的詹姆斯·邦德就是以他为原型的。这些双面间谍不断向德军提供高度机密的假情报，使得德军上上下下一起被蒙进鼓里。
因此，隆美尔也在所难免地出现了严重的判断失误。然而，事实表明，这个时候倒是希特勒表现得最为清醒。
4月6日，希特勒对约德尔说：“英国人为对付我们所作的这一切看来全是假的。从他们最近实行的一些措施来看，要是一个人真的对什么事有所打算，他决不会按常规的办法来干的，至少他们：不能这样肆无忌惮地大张旗鼓。我不能不感到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寡廉鲜耻的伪装罢了。”当希特勒得知“美国部队正在英国东南部运动”时，他怀疑地说：“我真不知道他们要在那儿干什么。”几分钟后，希特勒宣布：“我赞成把全部部队调到这里。”他指着诺曼底的海岸线说。
但隆美尔在4月17日至19日视察时并未去诺曼底，而是又到了第十五军团的驻地。这一次他带着斯派达尔，另外两辆车载着参谋人员、战地记者和准备分发给干活最卖力的人的手风琴。
隆美尔喜欢出其不意地探访下级官兵。一位哨兵被这位陆军元帅的出现搞得惊惶失措，以至向他语无伦次地叫道“是的，少校大人”。根据隆美尔的命令，各处的地形都作了改变。田园里布满了圆锥形石堆，耸立着阻止滑翔机着陆的木桩。滩头拉满了层层铁丝网，打下了木桩，设置了水泥障碍体，埋下了地雷。每一处都插着骷髅牌子，表示警告附近有地雷区。就连隆美尔也分不清真假地雷的所在。
视察后，隆美尔似乎对胜利更充满信心。
但令人头疼的是，已到了这个时候，关于装甲部队的争论仍未得到解决。作为西线装甲群的指挥官，吉尔将军的意见仍旧占着优势。隆美尔近来从空降军司令官处得知，敌人在十分钟内就可以投下三个师的空降部队，可能还配备有大批的反坦克炮。吉尔预言，敌人可能在法国内地空投部队，然后在空投地阻止德军装甲部队的反攻。
隆美尔对吉尔的说法极其不以为然。4月10日在巴黎的一场激烈辩论中，隆美尔狠狠地嘲弄了吉尔一番。“依我看，”隆美尔在给约德尔的信中说，“只要我们成功地封锁住海岸，敌人任何空降的战略早晚是注定要失败的。”他对施蒙特也是这么说，而且补充道：“这将是这场战争的最关键的一次战役。第三帝国的整个命运全系于此次大战。”若是装甲师过迟地到达海岸，就会导致一场艰难的消耗战。“这将是我们面临的最糟糕的局势。”他请求施蒙特另外安排一次他和元首的会面。
当然，隆美尔对于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决不会坐等答复的。几乎整个4月，隆美尔都在四处奔走，力图将吉尔将军的装甲师调往海岸地段。他强调说，一旦面临猛烈的空袭，分散在内陆各地的第十二党卫装甲师至少要两天的时间才能赶到，而第二装甲师离海岸的索姆地段也有80多公里。如果不把这些装甲部队尽早地部署在沿海地带，一旦盟军在德军装甲师和大西洋壁垒之间的开阔地带从空中设下反坦克炮屏障，那么装甲部队将无法发挥出它们应有的作用，其结果只能是使这场战争的一切都无可挽回。
伦德施泰特坐视着隆美尔的焦急，不为所动，反而不痛不痒地评论说：“呵，现在这个隆美尔倒是像一只没有挨过打的小狐狸崽子，一点也不像只老狐狸了。看来他太过于野心勃勃了。在非洲，他已把局势弄得大为不妙了，现在却要心痒痒地在西部战线上充当起大人物来了。”隆美尔却仍然执著于对装甲部队的指挥权，很快他又把外交攻势指向了约德尔。4月23日，他诚恳地向约德尔陈述道：“只要在最初几小时内我们能成功地把机械化师投人战斗，那么我相信盟军对我们海岸的进攻在第一天就会一败涂地。可在目前，那些机械化师仍然没有置于我的控制之下，这些部队远离海岸，四处分散。”他又直言相告：“我和吉尔已经为此发生过了争吵，如果不及时地把他置于我的管辖之下，我的办法就无法遂行。”最后，隆美尔提醒约德尔：“在允许我通过正常的渠道提出要求把装甲师归我指挥并调往前线之前，如果我还得等待，势必造成当敌人的进攻真正开始时，部队才能迟迟到达的态势，那恐怕就成了马后炮了，将为时已晚。”
接下来，隆美尔果真开始独断专行地行使他的权利了。4月25日，他强硬地命令被吉尔安置在内地的第二装甲师立即开往阿布维尔的海岸线地区。但事与愿违，由于没有吉尔的命令，到了第二天，这个师仍然寸步未动。隆美尔对此大为恼火，他狠狠地抨击那些“捣乱分子”，强行要求他们行动。最后，他丢给了他们一句强硬的话：“管他们愿意不愿意，这个师就是得朝前开！”
此举立即引起了吉尔的强烈抗议。28日下午，吉尔在坦克专家古德里安将军的陪同下，怒气冲冲地来了隆美尔的指挥所，双方马上展开了不可开交的争吵。
古德里安和吉尔激烈地反对隆美尔让坦克在海岸线上挖壕固守的作法，他们说：“装甲部队的力量就在于火力和流动这两者的结合。”古德里安坚持要求让所有的坦克远离敌人战舰炮火的射程之外。
隆美尔毫不退让：“你们如果把装甲师留在后面，那它们就根本无法开往前线。一旦进攻开始，敌人的空军将阻止任何部队向前线运动。”
吉尔却说：“我们不怕敌人的空军，一旦情况紧急，我的坦克可以在夜间推进，甚至在白天也可以，只要它们能保持150米的间隔。”
隆美尔愤怒地告诫他说：“你根本不用想在夜间活动，因为敌人的照明弹会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一样，让你根本无处藏身。”
这场争吵由于谁都不肯让步，最终不欢而散。他们只好搬出希特勒来担当调停人。希特勒对此也显得极其为难，最终他在双方之间找了一个中庸方案，并于5月7日签署了一项最高统帅部命令，答应拿出少得可怜的三个装甲师调拨给隆美尔指挥。这三个装甲师分别是精锐的第二装甲师、重新组建的第二十一装甲师和优秀的第一百一十六装甲师。其余四个装甲师则作为最高统帅部的后备队继续留在远离海岸的内陆。
为此，约德尔专门写了一封信安慰隆美尔：“敌人目前的意图比较模糊，”他说，“所以我们必须保持一定数量的后备队，以确保战争打响时的机动能力。无需你提出进一步的请求，一旦我们弄清敌人进攻的意图和重点，我们就会立即把这些后备部队投入战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