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巴顿与丘吉尔同属于一类人，他们都具有中世纪贵族的天性，缺乏保持沉默的自控力，生命与情感之火要比常人燃烧得更旺。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们只有在战争时期才能出人头地。在和平年代里，丘吉尔只能当一位历史学家、文学家或者政客；而巴顿，如同某些人所说，很可能是个“捣乱分子”。蒙哥马利在他的《领导艺术之路》一书中对这一现象做了生动的描述：“一旦爆发危机，国家迫切需要主动性强的领导人，需要他们工作、办事、必要时冒险。……如同大海翻腾的波涛将杂物抛出水面一样，危机会促使性格坚强、目光远大之士脱颖而出。人们需要他。但当他完成使命后，很可能被弃之如敝屣。”丘吉尔在完成使命之后便被英国抛弃了。巴顿的命运则更惨，在战争刚刚取得局部胜利之时，他便开始面临厄运，其起因便是所谓“打耳光”事件。当然，巴顿对此是负有责任的。
从表面上看，巴顿是豪迈直爽，生性粗鲁的一员猛将，一副铁石心肠。但凡是长期与他相处的人都不难发现，在公众面前和私下里，巴顿判若两人。他善良敦厚，性格内向，很重情义，爱兵如子。巴顿讨厌医院，自己很少去医院就诊。但在战争期间，他只要有时间总要下医院去看一看，在他这样的高层指挥官中，是很少有人这样做的。一方面，他把看望伤病员看做自己的职责和一种重要的领导艺术，并认为这能够鼓舞他们战胜伤痛，再立新功。另一方面，他认为，创伤是军人英勇作战的标志，是一种莫大的光荣，他可以从他们身上汲取力量和慰藉。在医院里，他总是耐心地从一个病床走到另一个病床，用亲切温柔的语气与伤病员攀谈，慰问他们，并亲手给他们别上紫心勋章。在每一个病房，他都要停下来发表一番演讲，演讲的内容从不重复，但每一次都同样激动人心。每当巴顿看到那些牺牲的将士们的尸体，他总是要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以免哭出声来。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常常感到自己没有负一点伤是一种犯罪。人们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来到一个生命垂危、戴着氧气面罩的士兵身旁，脱下钢盔，授给他一枚紫心勋章，然后对他轻轻低语……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流下了眼泪。
在战争期间，巴顿将看望伤病员视为自己的职责，并认为这有助于减轻他们的痛苦，他经常挤时间到医院去。图为巴顿在西西里和伤兵交谈。相反，对于那些临阵逃脱、无病呻吟的胆小鬼，巴顿不仅没有丝毫怜悯，反而感到强烈的痛恨，甚至疾恶如仇。他认为，这是对那些光荣负伤和牺牲的将士的一种亵渎，对这种人绝不能原谅和姑息。巴顿的这种情绪往往会发展到极端，以致失去控制。“打耳光”事件便是这一情绪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巴顿之所以采取了如此粗鲁幼稚的举动，客观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遇到的是蒙哥马利将军的重重阻挠。早在制定西西里作战计划时，蒙哥马利就施展种种手段，迫使盟军司令部推翻了“赫斯基8号”方案。根据他的计划，美军登陆点应由巴勒莫转至距英军登陆点不远的西南方面，其任务只是保护英军的侧翼。在蒙哥马利的强烈要求下，艾森豪威尔、亚历山大等人最终接受了他的新计划。
巴顿是怀着极不愉快的心情执行强加给他的作战计划的，但他仍然尽职尽责，全力以赴，开战后不久就打开了局面。但正当他的部队沿着预定路线胜利进军时，蒙哥马利又给他出了一个更大的难题：他擅自于7月13日将部队开进美军的行进道路——124号公路。这是一个严重违反作战计划的行动，严重干扰了美军的推进，给盟军作战带来混乱。对此，巴顿非常愤怒，但他克制住了自己，仍以大局为重，并希望把进攻方向转向西线，攻占巴勒莫。但亚历山大却发来指示，明确规定他的任务仅仅是保护英军的侧翼和后方。这等于死死地束缚了巴顿的手脚，不让他越雷池一步。对此，巴顿的反应是强烈的，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亚历山大才有条件地同意他转向西线。可以说，在通向巴勒莫的道路上，巴顿遇到了重重障碍，而这些阻力大部分来自盟军内部。这使巴顿感到十分痛苦，心力交瘁。
还有一个问题曾使巴顿大为恼火，愤愤不已。在西西里战役中，盟国空军第一次大规模直接支援地面作战，但由于缺乏实战经验和指挥上的失误，空中行动屡遭挫折。如前所述，7月9日夜间，空降部队进行的第一次行动以失败而告终，空降部队大部分没有抵达目的地。事隔两天，悲剧又一次重演，空降行动再次惨败，23架飞机坠毁，损失近400人。盟国空军的行动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未能给地面部队提供必要的空中支援，反而多次发生误炸地面部队的事故。巴顿的部队曾多次遭到己方飞机的轰炸，造成了重大损失，巴顿本人也差一点遭遇不测。这真是雪上加霜。巴顿气愤地说：“我倒是要问一问这些空军老爷，他们的立场究竟站在哪一边。”
巴顿攻克巴勒莫之后，8月初挥师东向，进军墨西拿。在这里，巴顿部队陷入了空前的困境，西西里北部沿海地区山石林立，地形复杂，狡猾的德国装甲部队巧妙地依托这种地势，打打退退，尽可能地消耗盟军的有生力量。巴顿部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进展十分缓慢。此时，巴顿最需要的是空军的支持，因此向亚历山大和布莱德雷求援，立即得到了首肯。但不幸的是，盟国空军对轴心国军队的轰炸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空袭期间，竟发生了多起误击美军地面部队的严重事故。就在此时，巴顿发现了一个更令他不安的情况，部队的非战斗性减员突然猛增，许多并未受伤的人被运送到后方医院。这种情况在第1装甲师最为明显。
从战斗记录来看，第1师是巴顿最信任的一支部队，作战勇猛，敢打敢冲，屡建战功。该师师长艾伦是一员有胆有识的虎将，一向受到巴顿的倚重。但他脾气暴躁，待人傲慢，常常好自作主张。副师长罗斯福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儿子，他才华过人，作风朴实，体恤部下，深受官兵爱戴。由于两人的风格迥异，个性和自尊心都很强，所以相互间产生了隔阂和龃龉，并各有一帮支持者。在他们的溺爱和袒护下，该部队居功自傲，目无法纪，蔑视其他部队，并产生出一种自怜情绪，1943年8月，德军被驱逐出西西里岛。在一个村庄，意大利警察为美军士兵送水解渴。许多人不断跑医院，蹲病房。他们的行为在全军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使巴顿不得不分心去处理这一问题。最后，巴顿打算忍痛割爱，将他们两人同时解职。
以上一系列问题已经闹得巴顿心烦意乱了，而英国BBC广播电台不负责任的报道更使他怒火中烧。英国的广播充满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无事生非，大肆宣扬：在西西里岛，英国官兵正在前方浴血奋战，承担了大部分战斗，而美军却躲在巴勒莫豪华的王宫里，“一边喝葡萄酒，一边洗海水浴”。
在西西里炎热的夏季里，一身“热血与豪胆”的巴顿就是在这种煎熬之中度过的，巴顿把这称之为“一场剧烈的身心折磨”。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忍耐力和自我控制的能力都达到了极限，数不清的矛盾冲突开始使他的心理天平倾斜了。“打耳光”事件就是在这时发生的，一发而不可收拾。
8月3日，刚刚考虑完第1师问题的巴顿在通往前线去的路上发现了第15后方医院的路标，他马上叫司机米姆中士把车开到医院去。本来，这次偶然的探访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真诚的问候、深切的同情以及赠送紫心勋章等等。但正当他热情洋溢地与伤病员交谈的时候，他发现了第1师一个名叫查尔斯·库尔的士兵，蹲在一个箱子上，显然没有负伤。在巴顿的询问下，库尔战战惊兢兢地回答说：“我觉得受不了了。”医生说他得了“心理性神经紧张症”，这是第三次住院了。巴顿听罢大怒，多少天积累起来的火气一下子发泄出来，他痛骂库尔是胆小鬼，一边用手套打他的脸，一边怒骂道：“我不允许他躲在医院里，他的行为已经损坏了我们的声誉！”巴顿的所作所为使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感到十分震惊。
由于当时战事吃紧，此事未造成大的影响，巴顿也没把它当回事，只是在日记中写道：“我遇到一个胆小鬼，我把他赶出了医院。”
8月5日，巴顿向高级军官发布了一份备忘录：
我注意到，一小部分士兵跑到医院，说自己神经紧张，不能参加战斗。这些人是胆小鬼，玷污了我军的荣誉，对于那些留守阵地坚强地承担作战危险的同志也是一种污辱，而他们却把医院当做避难所。
你们要采取措施，此类人员不要送往医院，而是在各自的部队处理。
意大利儿童向美军士兵献花。那些面对敌人胆怯而不愿作战的人员将由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战局仍然不乐观，敌人按预定方案边打边退，第1师似乎在被敌人牵着鼻子走，进展极其缓慢。巴顿当机立断，决定改变进攻线路，将进攻重点转至北翼，由特拉斯科特的第3师进行正面突破。但德军又一次抢得先机，他们控制了沿海路线上的几乎所有的制高点，占据了有利的地理位置，使第3师的陆路进攻严重受挫。没有办法，巴顿又决定改变战术，利用沿海地形乘登陆艇实施两栖跃进，时间定在9日。不曾想，在进攻前夕，德军有针对性地发起了一次空袭，炸毁了一艘登陆艇，美军的行动尚未开始就受挫。时间不等人，巴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下达了死命令：务必于10日晚间实施攻击。与此同时，他还下达解除艾伦和罗斯福职务的命令。巴顿此时的心情是焦虑而复杂的，他知道这一处分对于一个职业军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正是怀着这种心情，巴顿于10日中午赶往前线。
下午1时30分，巴顿在行车途中发现了第93后方医院的路标，马上命令把车开过去。于是又发生了下面的一幕。
与通常一样，巴顿亲切地与伤病员闲谈，赞扬他们的勇敢精神和业绩。但凡是熟悉巴顿的人都发现，他不像往常那样热情诙谐，神色显得沮丧而不自然。突然，他发现一名未受伤的士兵住在医院里，顿时怒火冲天。这个小伙子叫保尔·贝内特，患有中度的“弹震症”，一听到炮弹的呼啸声就异常惊恐。他面色灰白，语无伦次地告诉巴顿自己神经有问题。巴顿勃然大怒，大声叫骂：“你根本没病，你是个狗娘养的懦夫！……你马上滚回前线去……你应该被枪毙！”接着，巴顿打了他的耳光，并拿出手枪向着他晃动。直到走出病房，巴顿还在大声喊叫。
以上便是“打耳光”事件的来龙去脉。总之，巴顿之所以采取这种粗鲁幼稚的举动，从而酿成了他的个人悲剧，除了他自身的严重缺陷之外，主要是由于他所承受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太大，远远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和忍耐力，使其心理的天平急剧倾斜，最终完全失去了控制，导致了歇斯底里大发作，使其性格中的所有弱点均暴露无遗。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对于巴顿的粗鲁举动有直接影响，即他对“战争恐惧症”问题缺乏科学的认识和理解。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战争恐惧症”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才真正得到了医学界的认可。对于患有战争恐惧症的人，轻者应使其得到必要的调整，重者则必须巴顿认为军人必须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他从不容忍自己部队有贪生怕死的人。1943年8月10日，巴顿在西西里看到有1名未受伤的士兵住在医院，竟勃然大怒，给了他一记耳光。巴顿险些因此而断送前程。尽快送医院。这一方面可以使病人及时得到医治，另一方面又能防止恐惧情绪在军中蔓延。巴顿认为，一个军人必须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不能表现出丝毫的动摇和怯懦。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垮掉了，那么他就是个“上帝诅咒的胆小鬼”。在他的眼中，在战场上畏缩不前和开小差的人都是军人中的败类，必须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他这样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把他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使他们获得了新生。否则，他们就会永远堕落在罪恶的深渊中。正是由于他采取了简单粗暴的举动，因此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几乎毁了他辉煌的军旅生涯。
“打耳光”事件发生后，巴顿内心也感受到自责，但由于战事紧张，他很快就把这件事忘掉了。但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两天之后，第2军参谋长基恩少将和军医官阿内斯特上校来见布莱德雷。阿内斯特向布莱德雷汇报了“打耳光”事件的详细经过，并递交了一份有关报告。布莱德雷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他得知这一报告尚无人知晓时，马上命令封存这份报告，严加保密。虽然布莱德雷对巴顿的做法十分反感，并有责任越级向上级汇报此事，但他选择了忠于巴顿的做法。这符合他一贯的处世方式，而且他了解巴顿和巴顿当前的处境。
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巴顿打人的消息就传遍了第7集团军，新闻界也议论纷纷。阿内斯特上校见布莱德雷不愿介入此事，便通过其他途径把报告直接交给了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看到报告后感到既惊讶又棘手。此刻，巴顿将军正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墨西拿城，全世界都在向他欢呼，意大利战场上还有许多更艰巨的任务等待他去完成。如何在这一时刻去处置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呢？为了慎重起见，艾森豪威尔将此事严格限制在内部范围。他命令卫生顾问佩林·朗中校进行一次秘密调查，结果只向他一人汇报。同时，他以个人名义给巴顿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了巴顿的“卑鄙”行为，并责令巴顿，如果情况属实，必须公开向被打者、在场的医护人员和相关人士逐一道歉，以挽回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平息事态。事后，有人曾责怪艾森豪威尔的这一处理方式是轻描淡写。但他们不知道，对巴顿这样一位骄傲自大并刚刚取得重大战果的将军来说，这无异于一种最严厉的惩罚。事后，艾森豪威尔立即召见新闻界的代表，通报了事件的经过和采取的措施，并诚恳地要求他们，鉴于目前的军事形势和“过分”处置巴顿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不要把此事透露出去。与会者接受了这一请求。
直到这时，巴顿才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在日记中写道：“显然，我的行动太轻率了，而且对情况的了解也很不够。我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因为谁也不能容忍装病逃避的现象存在，它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我坦率地承认，我的方法是错误的，我将尽力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