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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外交演讲——诠释人类共同发展的智慧(3)

本篇是1955年4月18日苏加诺在亚非会议开幕会上作的演说。苏加诺曾在万隆会议、促进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中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苏加诺,印尼第一任总统,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的领袖。

阁下们,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姐妹、各位兄弟:

能够在这个历史性的日子代表处在主人地位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政府欢迎诸位来到印度尼西亚,我感到非常荣幸。假使我国有些条件不符合诸位的期望,我请求诸位谅解和原谅。我向诸位保证,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使诸位在我们中间的逗留对于宾主双方都是难忘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热烈欢迎将补偿可能会有的任何物质缺点。

在我环顾这个大厅和在此聚会的贵宾的时候,我内心十分感动。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我对我国能够款待诸位,感到自豪;我对诸位能够接受五个发起国家的邀请,感到高兴。然而,当我回想起我们许多国家的人民最近经历的苦难的时候,我不由得感到悲伤,这些苦难使我们在生命、物质和精神方面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认识到: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是我们的祖先,我们自己一代和年纪更轻的人牺牲的结果。在我看来,这个大厅不仅容纳了亚洲和非洲国家的领袖们,而且容纳了先我们而去的人们不屈不挠的不可战胜的不朽精神。他们的斗争和牺牲为世界上最大两洲的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级代表的这个集会开辟了道路。

亚非两洲各国人民的领袖能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聚集一堂讨论和商议共同有关的事项,这是世界历史上的新的起点。不过在几十年前,我们各国人民的代表往往不得不到其他国家甚至别的洲去,才能聚会。

在这方面,我回想起大约将近30年前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同盟”的会议。在那个会议上,许多今天在场的杰出的代表曾聚在一起,在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找到了新的力量。

但是,那是一个在数千英里之外、在异邦人中间、在异邦的国土上、在别的洲上的会议地点。在那个地方集会,并不是由于选择,而是由于必要。

今天,对比很鲜明。我们各个民族和国家不再是殖民地了。现在,我们已经取得自由、主权和独立。我们重新当家做主。我们不需要到别的洲去开会了。

在亚洲土地上,已经举行了几次亚洲国家的重要会议。如果我们寻找我们这次伟大的集会的先驱者,那么我们必须望着科伦坡——独立的锡兰的首都和1954年在那里举行的五国总理会议。而1954年12月的茂物会议表明,走向亚非团结的道路已经扫清了,今天我荣幸地欢迎各位来参加的会议就是这种团结的实现。

我国是你们的东道主,我感到很骄傲。

但是我想到的并不全是印度尼西亚今天享受的荣誉。不,我的心情由于其他的考虑而暗淡下来。

你们并不是在一个和平、团结和合作的世界中齐集一堂的,在国与国之间,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我们的不幸的世界支离破碎,受着折磨,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怀着恐惧的心情,担心尽管他们没有过错而战争的恶犬仍会再一次被放出笼来。

如果尽管各国人民作了一切努力,竟仍然发生这种情形,那时将会怎样呢!我们的新近恢复的独立将会怎样呢?我们的子女和父母将会怎样呢?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的责任是不轻的,因为我知道,这些关系人类本身生死存亡的问题一定会放在你们的心上,正像它们放在我的心上一样,而亚洲和非洲国家是无法逃避它们对于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所负的责任的,即使它们想逃避也做不到。因为这是独立本身的责任的一部分。这是我们为我们的独立而愉快地付出代价的一部分。

许多代以来,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一直是世界上无声无息的人民。我们一直不被人注意,一直由那些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别的国家代为作出决定,一直生活在贫困和耻辱中。于是我们各个民族要求独立,并且为独立而战,最后终于获得了独立。随着独立的获得,就担负了责任。我们对我们自己,对世界和对那些还未出生的后代负有沉重的责任。但我们并不因负有这些责任而懊悔。

在1945年,我们民族革命的第一年,我们印度尼西亚人碰到了在我们最后获得独立时——我们从不怀疑我们将获得独立——我们对独立怎样办的问题。我们知道如何反对和破坏。然后我们突然碰到了必须给予我们的独立以内容和意义的问题。不仅是物质的内容和意义,而且还有伦理的和道德的内容,因为没有伦理内容和道德内容的独立,将是我们所寻求的东西的一种可怜的赝品。独立的职责和负担,独立的权利、义务和特权,必须看作是独立的伦理内容和道德内容的一部分。的确,我们欢迎使我们负起新的负担的变化,我们都决心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和勇气来接受这些变化。

兄弟姊妹们,我们的时代是多么有生气呀。我记得,几年以前我曾有机会公开分析过殖民主义,我当时曾促请大家注意我所说的“帝国主义的生命线”。这条线从直布罗陀海峡起,穿过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南中国海和日本海。在这个遥远的距离的大部分,这条生命线两边的土地都是殖民地,那里的人民是不自由的,他们的前途抵押给了一种外国的制度。

沿着这条生命线,这条帝国主义大动脉,吮吸着殖民主义赖以生存的鲜血。

今天在这个会议厅里聚集的,就是那些国家的人民的领袖。他们已经不再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了。他们已经不再是别人的工具和他们不能影响的势力的玩物了,今天,你们是自由的人民、在世界上有着不同的身份和地位的人民的代表。

是的,“亚洲有风暴”,非洲也是如此。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民族和国家从许多世纪的沉睡状态中苏醒过来了。被动的人民已经过去了,表面的平静已让位给斗争和活动。不可抗拒的力量横扫了两个大陆。整个世界的心理的、精神的和政治的面貌已经改变了,这种改变的进程还没有完结。世界上到处产生新的情况、新的概念、新的问题、新的理想。民族觉醒和复苏的狂风横扫了大地,震撼它,改变它,把它改变得更好。

我坦白地承认,对于这些目的,我不是漠不关心的,也不是为纯粹和个人无关的动机所驱使的。

怎么可能对殖民主义漠不关心呢?对于我们来说,殖民主义并不是什么很遥远的东西。我们知道它的全部残酷性。我们曾看到它对人类造成的巨大破坏,它所造成的贫困,以及它终于无可奈何地在历史的不可避免的前进下被赶出时所留下的遗迹。我国人民和亚非两洲许多国家的人民都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我们曾亲历其境。

的确,我们还不能说,我们这些国家的全部地区都已经自由了。有些地区仍然在皮鞭下受苦,没有派代表到这里来的亚非两洲某些地区也仍然在这种情况下受难。

是的,我们这些国家的某些地区现在还不是自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还不能认为现在已经达到目的的原因。只要祖国的一部分还不是自由的,任何民族都不能认为他们是自由的。像和平一样,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半自由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正如半生半死的事情不存在一样。

我们时常听说,“殖民主义已经死亡了”。我们不要为这种话所欺骗或甚至为这种话所麻痹。我告诉你们,殖民主义并没有死亡。只要亚非两洲的广大地区还不自由,我们怎么说它已经死亡了呢?

我请你们不要仅仅想到我们印度尼西亚人和我们在亚非两洲各个地区的弟兄们所知道的那种古典的殖民主义。殖民主义也有它的现代化的外衣,它可以表现为由一个国家之内的一个小小的然而是外国的集团进行经济控制、思想控制、实际的物质上的控制。它是一个狡猾的、坚决的敌人,它以各种各样的伪装出现,它不轻易放弃客观存在的赃物。不管殖民主义在何地、何时、如何出现,它总归是一个邪恶的东西,一个必须从世界上铲除的东西。

这个斗争已经取得了一些胜利。我想大家都承认,邀请诸位到这里来的发起国的总理们的活动在结束印度支那战事方面,发挥了不是不重要的作用。

请看,亚洲人民发出了声音,全世界都倾听着。这不是一个很小的胜利,也不是一个可忽视的先例。这五位总理没有进行威胁。他们没有发出最后通牒。他们没有动员军队。相反地,他们共同磋商,讨论问题,集合他们的意见,并汇集他们各自的政治才能,提出了健全而合理的建议,这些建议形成了解决印度支那长期斗争的基础。

我从那时起就经常自问道,为什么这五位总理获得成功,而其他具有长期外交经验的人却不成功,并且事实上曾让恶劣的局势更加恶化下去,以致冲突有扩大的危险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是亚洲人呢?也许这是一部分答案,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他们门口了,战火的任何进一步扩大将会造成对他们自己住房的直接威胁。但是我认为,答案实际上在于这一事实:这五位总理对问题采取了一种新的看法。他们并不是谋求自己国家的好处,他们没有实行强权政治的企图,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如何结束那里的战事并且进而增加保持和平和稳定的可能性。

我的兄弟姊妹们,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自由亚洲的某些国家发言,世界各国倾听。它们所谈论的是同亚洲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它们这样做就表明,亚洲的事务是亚洲人民自己的事。亚洲的前途可以由遥远的其他的民族来决定的日子现在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我们不能够、也不敢把我们的关心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大陆的事务。今天,世界各国是互相依赖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自身孤立起来。光荣的孤立也许一度是可能的。但是情况再也不是这样了。全世界的事务也就是我们的事务,我们的将来有赖于一切国际问题——不论这些问题看来可能与我们多么无关的获得解决。

当我环视这个大厅的时候,我的思想回到了亚洲各国人民所举行的另一次会议。1949年初——从历史上说,还是在不久以前——我国在宣告独立后第二次从事于生死存亡的斗争。我们的国家被包围、围攻,我们广大的领土被占领,我们很大一部分的领袖被监禁或放逐,我们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

问题不是在会场里决定而是在战场上决定。当时我们的使节就是步枪、大炮、炸弹、手榴弹和竹枪。我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封锁。

就是在我们国家历史上这个悲惨然而光辉的时刻,我们的好邻邦印度在新德里召开了一次亚洲和非洲国家会议,来抗议对印度尼西亚的非正义行为并支援我们的斗争。精神上的封锁被打破了,我们的代表飞抵新德里,亲身体会了对我们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的巨大支持。亚洲和非洲国家人民为援救一个处境危殆的亚洲兄弟国家而表现的这种团结一致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们的亚洲和非洲邻邦的外交家、政治家和普通人全部支持我们。这样我们有了新的勇气来继续进行斗争,直到最后胜利。我们再次充分体会到德斯穆林的话的真理:“不要怀疑自由人民的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