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八一二年之后七年过去了。欧洲的波涛汹涌的历史海洋，在它自己的海岸之内平静了。它似乎是安静了；但那些推动人类的神秘力量（它神秘，因为人类运动的法则是我们不知道的），仍然继续在活动。
虽然历史海洋的表面似乎不在运动，人类却像时间的运动一样不断地在运动。各种各样人群集合起来又分散了；国家形成和瓦解的原因，各国人民迁移的原因，逐渐地形成了。
历史的海洋，现在不像先前那样从这个岸边向那个岸边急剧地涌来涌去；它在深处沸腾着。历史人物们不像以前那样地被波涛从这个岸边卷到那个岸边；现在，他们似乎在一个地方打漩。历史人物们，以前在军队的上层，以指挥战争、出征和会战反映群众的运动，现在却以政治外交的问题、法律和条约反映激荡的运动。
历史家们把历史人物们的这种活动，称为反动。
描写这些历史人物们的活动时，历史家们严厉地指责他们，在历史家们看来，历史人物就是他们所称的反动的原因。那时所有有名的人，从亚力山大和拿破仑到斯塔叶夫人、福提、涉林、斐希特、沙托不利昂和其余的人，都受到他们的严厉的批评，看他们是促进进步或是增加反动而被免罪或被定罪。
按照他们的论著，俄国在这个时候也发生了反动，这个反动的罪魁是亚力山大一世——也正是这个亚力山大一世，依据他们的论著，是他统治初期的自由运动和拯救俄国的主要原因。
在现代的俄国文献中，从中学生到博学的史家，没有一个人不因为亚力山大在这一段统治时期的错误行为而攻击他。
“他应该这么做那么做。这件事他做得好，那件事做得不好。在他统治的初期，在一八一二年，他做得很好；但他把宪法给波兰，成立神圣同盟，把权力给阿拉克捷夫，奖励高里村和神秘主义，后来又奖励锡施考夫和福提，他做错了。他过问前线的军队，是做错了；他解散塞妙诺夫团等事，是做错了。”
历史家们根据他们所有的关于人类福利的知识，对于他所做的一切责备，如要列举的话，会写满十多页纸的。
这些责备是什么意义？
历史家所称赞的亚力山大一世的那些行为——统治初期的自由措施，对拿破仑的斗争，他在一八一二年所表现的坚决，一八一三年的远征，和史家们所责备的他的那些行为——神圣同盟，波兰光复，一八二〇 年以后的反动，这不都是从同样来源里，即造成亚力山大的那种个性的血统、教育、生活等等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吗？
这些责备的意义在哪里？
在这里，就是，亚力山大一世这样的历史人物，他处在人类权力最高的可能的顶点上，好像是在一切集中于他的历史光芒的眩目光线的焦点上；他也曾受到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各种影响，就是和权力不可分离的阴谋、欺诈、阿谀、自骗的影响；他在他的生活的每一分钟都感觉到他对于欧洲的所发生的一切事件要负责任；他不是一个想象的人物，而是有生命的，像每个人一样的，有他的个人习惯、情感，对于善、美、真的渴慕——他这个人，在五十年前，不是没有美德（史家并不责备他这一点），而是没有现在的教授——他从小就研究学问，即是读书、听讲演，并且在笔记本里作这些书本和讲演的笔记——所有的那种对于人类福利的见解。
但是即使我们假定，亚力山大一世在五十年前对于人类福利的见解是错误的，我们一定会不觉地假定，批评亚力山大的历史家们，过了若干时期以后，也要同样地显出他们对于人类福利的见解是错误的。我们研究历史的发展时，看到关于什么是人类福利的见解，是每年地随着每一个新著作家而不同的，因此，这个假定更是合理的、不可少的；因此，那似乎是福利的东西，过了十年，便显得是祸害；反之亦然。况且，我们还同时在历史中找到关于什么是祸害、什么是福利的完全矛盾的见解：有的人以为给予波兰的宪法和神圣同盟是他的功绩，别的人又以为这是亚力山大的过失。
关于亚力山大和拿破仑的活动，我们不能说它是有利或有害，因为我们不能说它为什么是有利，为什么是有害。假使有人不欢喜这种活动，那只是因为它不符合他对于什么是福利的有限的了解。无论我认为一八一二年我父亲的在莫斯科的房屋的保全，或俄军的光荣，或彼得堡大学或其他大学校的发达，或波兰的解放，或俄国的强大，或欧洲的均势，或某种的欧洲文化——进步，是福利，还是祸害，我一定要承认，每个历史人物的活动，在这些目的之外，还有其他的、更普通的、为我所不了解的目的。
但是我们假定，所谓科学有调和一切矛盾的可能性，有衡量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经久不变的善恶标准。
我们假定，亚力山大可以把一切做得全然不同。我们假定，他可以依照那些责备他的、自命为知道人类运动最后目标的人们的指示，他可以按照现在责备他的人们给予他的民族性、自由、平等和进步的纲领（似乎没有其他更新的东西了）处理国事。我们假定，这个纲领是可能的，且是已经拟定的，亚力山大已经按照它实行。那么，那些反对当时政府政策的一切人们的活动，历史家认为良好而有益的活动，要变成什么样子呢？他们的活动便不会有的；生命不会有的；一切都不会有的了。
假使我们承认人类生活可以受理性控制——则生命的可能性就要被消灭了。
2
假使我们像历史家们所做的一样，认为是伟人们领导人类去达到某种目的：或是俄国或法国的强大，或是欧洲均势，或是革命思想的传播，或是一般的进步，或是任何东西，那么，我们没有“机会”与“天才”的概念，就不能说明历史现象。
假使十九世纪初叶欧洲这些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俄国的强大，那么，这个目的没有一切以前的战争、没有侵略就可以达到了。假使目的是为了法国的强大，那么，这个目的没有革命、没有帝国就可以达到了。假使目的是思想的传播，那么，印刷术在完成这项任务上要比军队好得多。假使目的是文化的进步，那么我们很容易知道，在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之外，还有别的更完善的传播文化的方法。
为什么这件事是这样发生的，而不是那样发生的？
因为它是这样发生的。历史说：“机会造成局面，天才利用局面。”
但什么是机会？什么是天才？
机会和天才这两个名词，指的并不是实际上存在的东西，因此是不能够下定义的。这两个名词只是表示对于现象的某种程度的了解。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某一个现象；我以为我不能知道；因此我不想要知道，便说那是由于机会。我看见一种力量产生了一些和一般人类的能力不相称的效果；我不了解为什么发生了这件事，便说那是由于天才。
有一只羊，每天晚上被牧羊人赶到特别的栏里去喂食，长得比别的羊肥一倍，这只羊在羊群看来一定是天才了。这只羊每天晚上不到公共的羊圈里去，却在特别的栏里喂燕麦，并且这只羊长肥了，要被杀取肉，这个现象一定显得是天才和一系列非常的机会的惊人的结合。
但是只要那些羊不再以为，它们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为了达到它们的羊的目的而发生的；只要那些羊承认，它们所发生的事情，也可以有它们所不了解的目的，他们便会立刻了解那只肥羊所发生的事情的统一性和连贯性了。即使它们不知道，由于什么目的它长肥了，但至少它们会知道，那只羊所发生的一切不是偶然发生的，它们不再需要机会和天才这些概念。
只要否认我们知道那个眼前的可以了解的目的，承认那最终的目的是我们不了解的，我们就可以明白历史人物生活的连贯性与合理性；我们明白他们所产生的、和一般人类能力不相称的行为的原因，我们不需要机会与天才这些字眼。
只要承认，欧洲各国人民变乱的目的是我们不知道的，而所知道的，只是起初在法国后来在意大利、非洲、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俄罗斯的各次屠杀的事实，而自西向东和自东向西的运动是这些事件的共同实质，我们便不但不需要在拿破仑和亚力山大身上去找异常的能力和天才，而且不能把这些人看得和其余的人不同；不但不需要用机会去解释那些使得这些人成为他们那种样子的小事件，而且还会明白这一切的小事件是不可少的。
要承认我们不知道最终目的，我们便会明白地了解，正如同我们对于任何一种植物，不能想出比它自己所产生的更适合于它的花和种籽，我们也不能想出两个别的人，在他们的一切经历上，比拿破仑和亚力山大更充分更完美地适合他们必须完成的目的。
3
十九世纪初叶欧洲事件的基本重要的现象，是欧洲各国人民的群体自西向东以及后来自东向西的军事性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开始是自西向东的运动。要西方各国人民能够完成他们向莫斯科的军事性的运动，必须：（一）他们形成一个那么庞大的军事组织，它要能够承受东方军事组织的抵抗；（二）他们否认一切已有的传统和习惯，和（三）在完成这个军事性的运动时，他们有一个立于领导地位的人，这个人要能为他自己和他们辩护这个运动中所发生的欺骗、抢劫和屠杀。
从法国革命开始，旧的不够伟大的组织崩溃了，旧习惯和传统破坏了；新规模的组织、新习惯和新传统，一步一步地形成了，并且有了这样一个人，他要立于未来运动的领导地位，并且要对于行将发生的事件负全部的责任。
一个没有信仰、没有习惯、没有传统、没有名望的人，甚至不是一个法国人，似乎是由于最奇怪的机会，在激荡的法国各党派之间出现了，并且不依附其中任何一个党派，升到了显著的地位。
同僚的无知无识，反对者的软弱无能和无足轻重，直率的说谎，以及这个人的昭著的自以为是的狭窄性，使他升到军队的领导地位。在意大利的军队中的兵士们的好品质，敌方的士无斗志，他的孩子般的大胆和自信，使他获得了军事的荣誉。无数的所谓机会处处陪伴着他。法国执政者们对他的不满，变得于他有利。他要改变他的既定的路线的历次试图，都没有成功：他们没有欢迎他到俄国去服务，他要到土耳其去服务也没有成功。在意大利的战争期间，他几次面临毁灭，每次都意外地得救了。俄军，就是可以毁坏他的荣誉的俄军，由于各种外交上的原因，直到他在欧洲出现时才进入欧洲。
他从意大利回来时，看到巴黎的政府正在解体过程中，在这个政府中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被排除、被消灭了。使他脱离这个危险境地的机会自动地出现了，那就是无意义的、无目的的非洲远征。这样的所谓机会又是于他有利。不可攻破的马尔太岛不放一枪便投降了；最莽撞大胆的计划获得了胜利。敌方的舰队，后来不让一只船通过，当时却让他的全军通过了。在非洲，对于几乎没有武装的人民，犯下无数的暴行。干这些暴行的人们，尤其是他们的首领，使他们自己相信这是极好的，这是光荣，这好像是凯撒和马其顿王亚力山大。
那个光荣与伟大的理想，就是不但不认为自己所做的任何事件是错的，并且夸耀自己所犯的每个罪恶，赋予它不可理解的超自然的意义——这个理想，是注定了领导这个人以及与他有关的人们的，在非洲有了充分的发展。他所做的一切都成功了，瘟疫没有纠缠他。屠杀俘虏的残忍，没有算作他的罪恶。小孩般粗心大意地、毫无理由地、不光荣地离开非洲，丢下在苦难中的同伴，这却算作他的功劳；敌人的舰队又放他通过了两次。当他已经完全醉心于他所犯的侥幸成功的罪恶行为，对自己的任务有了准备，没有任何目的来到巴黎的时候，在一年之前可以使他灭亡的共和政府现在快要完全解体了。他这个和政党无关的人，现在来到巴黎，这只能够提高他的地位了。
他没有任何计划，他怕一切；但各政党拉拢他，要求他加入。
只有他一个人，带着他在意大利和埃及养成的光荣与伟大的理想、自我崇拜的狂想、犯罪的胆量、说谎的勇气——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证明要做的事是正当的。
那个未来的地位需要他，因此，虽然几乎不是出于他的志愿，虽然他犹豫不决，缺乏计划，虽然他有一切错误，他也卷入了以攫取权力为目的的共谋，这个共谋获得了成功。
他被拉进了执政委员会的会议。他感到恐惧，想要逃走，认为他自己毁灭了；他假装昏厥；说出一些足以致他死命的无意义的话。但先前聪明而骄傲的法国执政委员们，现在觉得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毕，比他更狼狈了，他们没有说出那些应该说的话，以便保持他们的权力并且消灭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