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彼挨尔在外表的举止上几乎没有改变。在外貌上他还是和从前一样。和以前一样，他精神涣散，似乎他所关心的不是眼前的事情，而是自己的特别的事情。他从前的和现在的情形的差别是这样的：从前当他忘记了他面前的事情或者他所听到的话时，他便痛苦地皱着眉头，好像是试图而又不能看清离他很远的东西。现在他同样地忘记他所听到的话，和他面前的东西，但是现在他带着几乎察觉不出的、好像是嘲讽的笑容注视着他面前的东西，倾听他所听到的话，虽然，他显然所看见所听到的是全然不同的东西。从前他似乎是好心肠的然而是不幸的人：因此人们都不觉地对他疏远。现在，生活喜悦的笑容经常地挂在他的嘴边，他的眼睛里射出了他对人们的同情，和这个问题：他们是和他一样地感到满足吗？并且人们在他面前觉得舒服。
从前他说话很多，当他说话时，他便激动，并且很少听人说话。现在他很少说话不停，并且善于听人说话，所以人们乐意向他说出内心的秘密。
公爵小姐从来不喜欢彼挨尔，并且自从老伯爵死后，她觉得自己受到彼挨尔恩惠的时候，她便对他怀着特别的敌意，她来到这里的意图，是要向彼挨尔证明虽然他忘恩负义，她却觉得自己有看护他的义务；但她在奥来尔小住之后，令她烦恼而吃惊的是，她很快地发觉自己喜欢他了。彼挨尔没有用任何方法去巴结公爵小姐。他只是好奇地研究她。以前公爵小姐觉得，在他对她的态度中是冷淡和嘲笑，并且她在他面前，如同在别人面前一样，觉得畏缩，并且只表现出她的生活的战斗方面；相反的，现在她觉得，他似乎在挖掘她的生活的最深奥的方面；于是她起先怀疑地、后来感激地向他表示她的性格中的深藏的良善的方面。
最机巧的人也不能更巧妙地取得公爵小姐的信任，唤起她对于最好的少年时代的回忆，并且对这些回忆表示兴趣。然而，彼挨尔所有的机巧只是在寻找一种乐趣，从满怀怨恨的、冷淡无情的、骄傲自大的公爵小姐的身上唤起人性的优点。
“是的，当他不受坏人的影响，而是受我这样的人的影响的时候，他是很善良、很善良的人。”公爵小姐向自己说。
彼挨尔所发生的改变也被他的仆人们——切任齐和法西卡——凭他们自己的方法注意到了。他们发觉他变得更纯朴了。切任齐常常脱下了主人衣服，道过了晚安，还拿着靴子和衣服在手里，迟迟不去，等着看主人是否要谈话。彼挨尔在注意到切任齐想要说话的时候，多半留住他。
“哦，告诉我……你怎么弄到了食物的？”他问。
于是切任齐开始说到莫斯科的破坏，说到逝世的伯爵，并且他拿着衣服站立很久，说着话，有时也听彼挨尔说话，然后，愉快地感觉到主人对他亲密、和他对主人友好，走到前厅去了。
替彼挨尔治病并且每天来看他的那个医生，虽然按照医生的习惯，觉得他有责任显出那种好像他的每一分钟对于痛苦的人类都很宝贵的样子，却常常在彼挨尔这里一坐几小时，说他自己心爱的故事，以及他对于一般病人的，特别是对于妇女性格的观察。
“是的，和这种人说话，才觉得愉快，他不像我们外省的人那样。”他常说。
在奥来尔住着几个被俘虏的法军军官，医生带了他们当中一个年轻的意大利军官来看彼挨尔。
这个军官开始常常来看彼挨尔了，公爵小姐常常嘲笑这个意大利人对彼挨尔所表示的那种殷勤。
意大利人，显然只在他能够来看彼挨尔，和他说话，向他说到他的过去、他的家庭生活、他的恋爱，并且向他倾吐他对法国人、特别是对拿破仑的愤慨的时候，才觉得幸福。
“假使所有的俄国人都有点儿像您，”他向彼挨尔说，“C'est un sacrilège què de faire la guerre à un peuple comme le votre，（和像您这样的人民打仗便是渎神的事了，）您受了法国人很多痛苦，您对他们连仇恨也没有。”
彼挨尔现在获得意大利人的热烈的情谊，只是因为彼挨尔唤起了他心灵中最好的方面，并且赞赏它们。
彼挨尔住在奥来尔的最后期间，他的旧友共济会会员维拉尔斯基伯爵来看他，这人就是一八〇七年介绍他入会的人。维拉尔斯基娶了一个有钱的在奥来尔省有大田庄的俄国女子，他在城中军需处担任一项临时职务。
维拉尔斯基听说彼挨尔在奥来尔，虽然向来不和他亲近，却带了那样的友谊和亲密的表示来看他，就像是人们在沙漠中相遇时通常所表现的那样。维拉尔斯基在奥来尔觉得无聊，遇到了一个自己圈子中的，并且他以为和他有同样兴趣的人，他很高兴。
但是令维拉尔斯基惊异的是他立刻注意到彼挨尔已远远落后于现实生活，并且，像他向自己所断定的，彼挨尔是陷于无情和自私了。
“Vous vous encro？tez，mon cher，（您放任您自己了，我的亲爱的。）”他向他这么说。
虽然如此，维拉尔斯基却觉得现在和彼挨尔在一起比从前更加愉快了，并且每天来看他。彼挨尔现在望着维拉尔斯基，听着他说话，想到自己不久之前还像他那样，便觉得奇怪而难以置信了。
维拉尔斯基是结过婚的、有家室的人，忙于妻子的产业、职务和家事。但他认为这一切的事务是生活的阻碍，这一切是可鄙的，因为这一切的目标是他个人和家庭的福利。军事的、行政的、政治的和共济会的问题，不断地吸引他的注意力。彼挨尔并不力求改变他的观点，也不批评他，却带着自己现在经常所有的暗暗的快乐的嘲笑，欣赏着这个奇怪的、然而是很熟悉的现象。
在彼挨尔和维拉尔斯基、和公爵小姐、和医生以及和他现在所遇到的一切人的关系之中，有了一个使他获得了一切人的好感的新的特点。这就是承认每个人都能够按照他自己的方法去思索、感觉、观看事物；承认语言不能够改变人的信心。每一个人的这种正当的个性，从前常常激动并且激怒彼挨尔，现在却成为他对于人们所发生的同情和兴趣的基础。在人们的见解和生活之间的，以及在人们彼此之间的差异和有时完全的矛盾——使彼挨尔觉得高兴，并引起他的开心的温和的笑容。
在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彼挨尔现在意外地觉得，他有了从前所没有的重心。从前，每个有关金钱的问题，特别是别人请求金钱的帮助——这是他这样很有钱的人所常遇到的事——使他感到无法摆脱的激动和迷惑。“钱给不给呢？”他自问着，“我有钱，他需要钱。但别人更需要钱。谁最需要钱？也许两个人都是骗子吧？”从前在所有的这些推测中，他找不到任何的结论，在他有东西给人的时候，他给一切的人。从前对于有关他的财产的每个问题，在有人劝他这么做，又有人劝他那么做的时候，他感到同样的迷惑。
现在使他吃惊的是，他发现他对于所有这些问题不再感觉到怀疑和迷惑了。现在他心中有了一个裁判者，这个裁判者按照他所不知道的那些规则，决定应该去做什么，不应该去做什么。
他和从前一样，对于金钱问题，是漠不关心的；但是现在，他无疑地知道了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他第一次应用这个新裁判的例子，是一个被俘的法国上校来看他，说了许多自己的功绩，最后说出近似要求的话，要求彼挨尔给他四千法郎寄给他的妻子和孩子。彼挨尔没有丝毫困难或费力，便拒绝了他，后来他诧异，从前似乎不可解决的困难的事情是多么简单而容易。拒绝了法国上校，同时他决定他必须耍一点手腕，在他离开奥来尔时，使意大利军官接受他所显然需要的金钱。关于彼挨尔对实际问题有了一定见解的新证明，是他的关于妻子债务问题以及莫斯科房屋和别墅是否重建问题的决定。
他的总管家到奥来尔来看他，彼挨尔和他计算了一下自己的收入。据总管家的计算，莫斯科火灾使彼挨尔损失了大约二百万卢布。
总管家，为了这些损失，安慰彼挨尔，向他提出了一个估计，就是，虽然有这些损失，但是假使他拒绝偿还伯爵夫人所遗下的、而他不应偿还的那笔债务，假使他不重建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外的那些每年要耗费八万卢布却毫无收入的房子，那么，他的收入不但不会减少，而且还会增加。
“是的，是的，这是真的，”彼挨尔愉快地微笑着说，“是的，是的，我一点也不需要这个。我因为破产倒更加有钱了。”
但是在一月里，萨维也利支从莫斯科来，谈到莫斯科的情形，谈到建筑师关于重建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外房屋的预算，他说到这件事好像是说到已经决定的事情一样。同时彼挨尔接到发西利公爵和其他相识的人从彼得堡发来的信。他们在信中说到他的妻子的债务。彼挨尔认定了管家使他那么满意的计划是不对的，他应该到彼得堡去了结他的妻子的债务，在莫斯科盖房子。为什么需要这样，他不知道，但是他无疑地知道这是必要的。他的收入因为这个决定减少了四分之三。但这是必要的，他觉得如此。
维拉尔斯基要到莫斯科去，他们说好了一起去。
他住在奥来尔的整个恢复健康时期，彼挨尔体验到快乐、自由和生命的感觉；而当他在旅途中，发觉他自己是在自由世界中，并且看到成百的新面孔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他在全部的旅行中，感觉到小学生在假期中所感觉到的那种高兴。所有的人——驿车夫、站长、路上和村中的农民——在他看来都有了新的意义。维拉尔斯基不断地抱怨俄国的贫穷、愚昧，以及它在欧洲的落后，他的在场和意见只增加了彼挨尔的高兴。在维拉尔斯基认为是死气沉沉的地方，彼挨尔却看到非常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这力量，在雪上，在这个广阔的空间里，维持着这个完好的、特殊的、独特的人民的生活。他不反对维拉尔斯基，并且似乎同意他（因为表面的同意是避免毫无结果的争论的捷径），快乐地微笑着，听着他说。
14
我们难以说明：为什么蚂蚁要从破坏的蚁穴中向外急奔，向什么地方急奔，有的从蚁穴中把废物、卵子和死尸拖到别处去，有的回到蚁穴里去；为什么它们拥挤，互相追赶，殴斗——同样地我们难以解释那些使俄国人在法军离开之后，拥挤到那个从前叫作莫斯科的地方去的原因。但是正如同在观看散在破穴四周的蚂蚁的时候，虽然蚁穴完全破坏了，一切都毁坏了，却可以凭着掘土的蚂蚁的顽强、精力和巨大数量，看到一种未破坏的、非物质的、组成蚁群全部力量的东西——同样地，在十月里，莫斯科虽然没有政府、没有教堂、没有神龛、没有财富、没有房屋，却仍是八月里那样的莫斯科。一切都破坏了，却还有那非物质的，然而有力量的、不可破坏的东西。
在敌人撤退之后，从四面八方涌到莫斯科去的人们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个人的，并且在最初，大部分是野蛮的、兽性的。只有一个动机是共同的——想要到从前叫作莫斯科的那个地方去，把他们的活动放在那里。
在一星期后，莫斯科已经有了一万五千居民，在两星期后，莫斯科有了二万五千人，就这样下去。人数逐渐逐渐地增加着，到一八一三年秋天，所达到的数目，超过了一八一二年的人口。
最先进入莫斯科的俄国人，是文村盖罗德支队的哥萨克兵，附近乡村的农民，和跑出莫斯科藏在近郊的居民。进了荒凉的莫斯科的俄国人，看到莫斯科被抢，他们也开始抢。他们继续做了法国人所做的事情。农民的车队来到莫斯科，把一切的丢在破碎的莫斯科房屋里和街道上的东西运回乡村去了；哥萨克兵把能带走的都带到他们的营里去了；屋主们搜集了他们在别家所能找到的一切，借口这是他们的财产，把这些东西运到他们自己的家里去了。
但是在第一批的抢劫的人之后，又来了第二批的、第三批的人，因为抢劫的人加多了，抢劫一天比一天困难了，并且有了更明确的形式。
法国人发现莫斯科虽然是空城，但它还有各种有机的正常的生活的形式，有各行商业、手工业、奢侈品、政府机关和教会。这些形式是没有生命的，但是它们仍然存在。有摊市、商店、货栈、粮食店、商场——大都还有商品；有工厂，有作坊；有宫殿，有充满奢侈品的富家房屋；有病院、监狱、官厅、礼拜堂、大教堂。但法国人留得愈久，这些城市生活的形式消灭的愈多，最后，一切的活动都化为一场混乱的没有生气的抢劫了。
法军的抢劫时间愈长久，莫斯科的财富和抢劫者的力量便损失愈大。随同俄军收复莫斯科所开始的抢劫，却有相反的效果，抢劫的时间越长，参加的人就越多，莫斯科的财富和正常的城市生活就恢复得越快。
除了抢劫的人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屋主、教士、大大小小的官吏、商人、技工、农人，有的被好奇心、有的被职务上的责任或被本身利益所驱使，像血脉归心一样从四面八方流入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