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你为什么要把我带走？她要问到我的。”
“她好得多了。她今天说话很好。”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娜塔莎躺在床上，在房间的幽暗的光线里注视着玛丽亚公爵小姐的脸。
“她像他吗？”娜塔莎想，“是的，又像又不像。但她是独特的，奇怪的，全新的，不可知的。她爱我。她心中有什么？一切是良善的。但那是怎么样的？她是怎么想法？她对我是什么看法？是的，她是极好的。”
“玛莎，”她说，羞怯地把玛丽亚公爵小姐的手拉到自己的面前，“玛莎，你不要以为我不好。是吗？玛莎，亲爱的。我多么爱你哟！让我们做真正的、真正的朋友吧。”
于是娜塔莎抱着玛丽亚公爵小姐，开始吻她的手和脸。玛丽亚公爵小姐为娜塔莎的这种感情外露觉得既害羞又高兴。
从那天起，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之间建立了只有女人之间才有的那种热情的、亲密的友谊。她们不断地接吻，互相说些亲密的话，并且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一起。假使这个人出去了，那个人便觉得寂寞，就会赶快去找她。她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彼此是那么要好，比她们分开的时候各人自己对自己还要好些。她们之间有了一种比友谊还重的感情：这就是，只有两人在一起才能生活的那种特殊的感情。
有时她们几小时不说话；有时躺在床上她们还说起话来，一直说到早晨。她们说的大都是很久以前的事。玛丽亚公爵小姐说到她的童年、她的母亲、她的父亲和她的幻想；而娜塔莎从前毫不了解地拒绝这种对人忠诚与顺从的生活以及基督徒自我牺牲的诗情，现在觉得她自己和玛丽亚公爵小姐由爱结合在一起，她爱玛丽亚公爵小姐的过去，并且了解她从前所不了解的生活的另一面。她不愿使自己的生活变得顺从别人和作出自我牺牲，因为她惯于寻找别的快乐，但是她了解并且爱上了别人那种她从前所不了解的美德。玛丽亚公爵小姐听娜塔莎说到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也发现了她从前所不了解的生活的另一面：对生活和生活乐趣的向往。
她们仍然不提起他，在她们看来，是为了免得用言语破坏她俩心中的崇高感情；但是没有提起他，使她们俩渐渐地、却不知不觉地忘记他了。
娜塔莎消瘦了，脸色苍白了，而且身体是那么孱弱，以致大家都经常说到她的健康，她对此很感到愉快。但是有的时候，她不但突然感到死亡的恐怖，而且感到疾病、虚弱，以及失去美丽的恐怖，有时她不由自主地凝视着自己的光胳膊，诧异它的消瘦，或者每天早晨在镜子里注视着自己愁闷的、在她看来是可怜的面孔。她觉得，这是应当如此的，同时又是可怕而可悲的。
有一次她快步走上楼，费力地喘着气。她不由自主地立刻想到要下楼，于是又从下面跑上楼，试试自己的体力，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
又有一次，她叫杜妮亚莎的时候声音颤抖。虽然听到了杜妮亚莎的脚步声，她却又叫了一声——她用她平时唱歌的胸音叫喊着，并注意听着这个声音。
她不知道，也不相信，可是从那层在她看来是不可钻破的、遮盖着她心灵的泥土下边，已经长出了纤细的娇嫩的小草芽。小草芽一定会生根的，并用它生机勃发的嫩叶遮蔽那折磨她的悲哀，而使她的悲痛很快克制下去。伤势已从体内渐渐得到了复原。
一月底，玛丽亚公爵小姐到莫斯科去了，伯爵坚持要娜塔莎和她一同到莫斯科去就医。
4
库图索夫在维亚倚马无法制止他军队击溃、切断敌人等等的愿望。在维亚倚马的冲突之后，继续逃跑的法军和追赶的俄军一直到达克拉斯诺都没有进行过交战。法军的逃跑是那么迅速，追赶的俄军赶不上他们，骑兵和炮兵的马都累坏了，而关于法军运动的情报总是靠不住的。
俄军的兵士也由于一昼夜四十俚的连续行军而显得那么疲惫，他们不能走得再快了。
俄军离开塔路齐诺时是十万人，到克拉斯诺时只有五万人。而在离开塔路齐诺之后的全部时间里，伤亡的兵不过五千人，被俘的兵不足一百人。只要明白地了解这个事实的意义，就能了解俄军消耗的程度了。
俄军追赶法军的迅速运动，使得俄军的损失，正如同逃跑使得法军的损失一样。而不同之处，只在俄军的运动是自动的，没有法军所面临着的那种灭亡的威胁，而法军中掉队的害病的兵是落在敌人的手中，掉队的俄军却是留在自己的国家。拿破仑的军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迅速运动，它的无疑的证明便是俄军相应的减少。
库图索夫的全部的活动，例如他在塔路齐诺和维亚倚马的活动，只注意在这一点上，就是要在他的权力之内，力求不要阻止这个对于法军是致命的运动（正如彼得堡和军中的俄国将领们所希望的），却促进这个运动，并缓和自己军队的运动。
但是在这一点之外，自从军队里表现了迅速运动所引起的军队的疲乏和大量减少以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库图索夫缓和军队的运动并且等待时机。俄军的目的是追赶法军。法军的路线是不知道的，因此，俄军在法军的后边相隔愈近，要走的路便愈多。只有隔开相当距离，才能够顺最短的路线横截法军的曲折路线。将军们所提出的一切的巧妙的策略，是军队的运动，行程的延长，而唯一合理的目的却在缩短这种行程。从莫斯科到维尔那的全部战争中，库图索夫的活动总是注意在这个目标上，不是偶然地，不是一时地，而是继续不断地注意在这个目标上，他没有一次改变过这个目标。
库图索夫不是凭理智或科学，而是凭他的全部的俄国人的身心，知道并且感觉到每个俄国兵所感觉的东西：法军被打败了，敌人在逃跑了，并且一定要把他们赶出去；但是同时，他和兵士们同样地感觉到这种在速度和季节上是空前的行军的一切困难。
但是将军们，特别是外籍将军们，希望立功，使人惊服，并且为了某种缘故去虏获某一公爵或国王——这些将军们似乎觉得，现在，在任何会战都是可怕的没有意义的时候，正是作战并征服某某的时候。当他们先后地向库图索夫提出了调动那些鞋袜破烂的、没有皮袄的、忍受饥饿的兵士的计划时，他只耸耸他的肩膀。兵士们在一个月之内没有作战就减少了一半，他们在继续奔跑的最好的条件下，在到达边境之前，还要走完比他们已经走过的更远的路程。
这种渴望立功、调动、击破、切断的想法，在俄军碰到法军时，特别明显。
在克拉斯诺的情形是这样的：在那里他们希望找到法军的三个纵队之一，却碰上了率领一万六千人的拿破仑本人。虽然库图索夫用了许多办法来避免这个毁灭性的冲突，保护自己的军队，但俄军的疲惫的兵士对于法国的溃散人群的屠杀，在克拉斯诺继续了三天。
托尔写了作战命令：die erste Colonne marschiert（第一纵队前进）等等。并且和往常一样，所进行的一切都不合乎作战命令。孚泰姆堡的欧根亲王在山上射击逃跑经过的法国兵，并且要求增援，增援却没有到。法军绕路逃避着俄军，夜间散开，藏在树林中，能向前跑的，都向前偷跑了。
米洛拉道维支说过，他并不想要知道任何关于支队中的军需的事情；在需要他的时候，总是找不到他；他自命为chevalier 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无所畏惧无可责备的骑士），他喜爱和法国人谈判——他派了军使去要求法国人投降，他浪费了时间，他没有做他奉命要做的事。
“弟兄们，我把那个纵队送给你们。”他骑马走到军队前面，指着法军向骑兵说。
于是骑兵们，在几乎不能走动的马匹上，用马刺和佩刀催打马匹，在紧张努力之后，缓驰地跑到那个赠送给他们的纵队那里，即是，跑到冻伤的、冻僵了的、饥饿的法国人的群众那里，那个送给他们的纵队抛下武器投降了，这正是他们早已想要做的事。
在克拉斯诺，他们虏获了二万六千俘虏，几百门大炮，和一根叫作元帅杖的棍子，他们争论谁在那里立了功，并且对于这个觉得满意，但是他们很惋惜没有抓住拿破仑，或者至少是一个什么英雄或元帅，他们为了这件事互相责备，特别是责备库图索夫。
这些人，被自己的热情所驱使，只是那最可悲的必然规则的盲目工具；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是英雄，以为他们所做的事，是最受尊敬最荣誉的事。他们责备库图索夫，说他从战争的开始就阻止他们征服拿破仑；说他只想到满足自己的情感，不想要从麻布工厂前进，因为他在那里很舒服；说他在克拉斯诺阻止运动；他因为听说拿破仑在那里，便完全张皇失措了；说我们可以假定，他和拿破仑之间有勾结，说他被拿破仑收买了，云云，云云。
不仅是情感用事的当时人士都这么说——后代和历史也认为拿破仑grand（伟大），外国人认为库图索夫是狡猾、荒淫、衰弱、奸佞的老人；俄国人认为他是不伦不类的人，是一种傀儡，只是因为他的俄国名字而有用……
5
人们在一八一二年和一八一三年公然指责库图索夫的过错。皇帝不满意他。在一本新近由最高当局授意而著作的历史里说到库图索夫是一个狡猾的奸佞的说谎者，说他害怕拿破仑的名字，并且由于他在克拉斯诺和柏来西那的错误，他使俄军失去了对法军取得完全胜利的光荣。
这种命运不是俄国的学者所不承认的那些伟人们（grands hommes）的命运，而是那些罕有的、总是孤独的、能够体会天意，并且使个人的意志顺从天意的人们的命运。这些人由于他们洞察最高的法则而受到群众的憎恨和轻视。
说来奇怪而可怕，俄国历史家们以为拿破仑——这个无关紧要的历史工具，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甚至在放逐中，表现过人类的美德——以为这个拿破仑是赞扬和喜悦的对象，以为他grand（伟大）。库图索夫，这个人，从他在一八一二年的活动的开始直到结束，从保罗既诺到维尔那，没有一次在行为上和言语上改变宗旨，他是历史上少有的、自我牺牲的榜样，他在当时就认识事件的未来意义——但库图索夫被他们当作一个不伦不类的可怜的人，他们说到库图索夫和一八一二年，总觉得有点可耻。
然而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活动是那么经常不变地向着一个唯一的目标。我们难以想象一个更有价值、更符合全民意志的目标。我们更难在历史上找到别的例子来说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为自己所定的目标、是像库图索夫在一八一二年全力以赴的目标那样地完全达到了。
库图索夫从来没有说到“从金字塔上向下看的四十世纪”，说到他给祖国带来的牺牲，说到他所要完成的和已经完成的事情：总之他不说到自己的任何事情，不装模作样，总是显得他是最普通、最寻常的人，说最普通、最寻常的话。他写信给他的女儿们，给斯塔叶夫人，读小说，欢喜和美丽的妇女在一起，和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说笑话，从来不反对那些想要向他证明什么的人。当拉斯托卜卿伯爵在雅乌萨桥骑马跑到库图索夫面前，个人对他责备，说他要负莫斯科毁灭的责任，并且说“您不是保证说不打仗就不放弃莫斯科吗”的时候，库图索夫回答说：“我不打仗是不放弃莫斯科的。”虽然，莫斯科已经放弃了。当皇帝派阿拉克捷夫来说应该任命叶尔莫洛夫为炮兵指挥时，库图索夫回答说：“是的，我自己也刚刚说了这话。”虽然他刚才所说的话是完全不同的。这和他有什么关系，他在他周围的愚昧的人群之中，他是当时唯一了解事件全部重大意义的人，拉斯托卜卿伯爵把莫斯科的责任拉在自己身上，或者推在他身上，这和他有什么关系？任命谁做炮兵指挥，这更加不会使他关心了。
这个老人，不但在这些时候说，而且是不断地说些完全没有意义的话，说出他偶然想到的话。他由于生活的经验，相信思想和表现思想的语言不是人类的推动力。
然而就是这个如此忽视自己的言语的人，在他的全部活动中，没有一次说过一句话违反他的唯一的目标，他在全部战争时间里都是向着这个目标前进的。他显然地、不觉地在极其多种多样的环境中，屡次表现他自己的想法，却痛苦地确信别人不了解他。从保罗既诺会战时开始，他的意见就和周围的人不同，只有他一个人说保罗既诺会战是胜利，他在口头上、公文上、报告上重复这话，一直到死。只有他一个人说莫斯科的丧失不是俄罗斯的丧失。他对于劳理斯顿的和谈提议，回答说，和谈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人民的意志；只有他在法军退却时说，我们所有的调动是不需要的，说一切都会自动地完成得比我们所希望的更好，说应该给敌人一座金桥，说塔路齐诺、维亚倚马和克拉斯诺会战都是不需要的，说应该有点兵力到达边境，说他不愿牺牲一个俄国人换十个法国人。
只有他，像别人对我们所描写的，这个佞臣，他为了讨好皇上而向阿拉克捷夫说谎——只有他这个佞臣在维尔那讨皇上的不欢，说远在国境之外的战争是有害而无益的。
但并不仅仅用语言证明了他那时了解事件的意义。他的行为没有丝毫差错地始终向着同一的目标，这个目标有三方面：（一）鼓起他的全部力量和法军战斗；（二）打败法军；（三）把他们赶出俄罗斯，尽可能地减轻人民和军队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