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子弹击中了一个法兵的腿，从挡板后边发出了几声奇怪的呼叫。在法国将军、军官和兵士的脸上，先前愉快、宁静的表情，好象是奉到命令一样，立刻变为坚强的、专注的、对于斗争与痛苦有所准备的表情。对于他们全体——上自将帅下至兵士——来说，这个地方不是夫司德维任卡、莫号伐亚、库他夫耶和特罗伊擦门，这个地方却是新的，也许要流血的新战场。大家都对这个会战有了准备。门里的叫声停止了。大炮推到前面去了。炮兵吹了吹点火杆的火。军官发令：feu！（开火！）于是两响霰弹的呼啸声先后发出。霰弹在宫门的石头上、柱子上和木板挡板上撞响了；两团烟在广场上飘起来了。
炮声在克里姆林宫石墙上的回声消失之后不久，在法军的头上，发出了可怕的声音。一大群乌鸦飞在宫墙上面呱呱叫着，扇动着成千的翅膀，在空中打旋。和这种声音同时发生的，是宫门中发出一个孤寂的人的叫声，并且从烟气中出现了一个没戴帽子的穿农民长袍的人。他拿着枪，向法国人瞄准。炮兵的军官又说，feu！（开火！）于是在同一个时间里发出了一声枪响和两声炮声。烟又遮没了宫门。
在挡板的后边，什么动静也没有了，法国步兵和军官走到宫门前。在门边躺着三个受伤的和四个打死的人。两个穿农民长袍的人顺着墙脚向斯拿明卡街跑去。
“Enlevez-moi ca，（[替我拖走，）”军官指着柱子和尸身说，于是法兵把受伤的人打死，把尸身抛到垣墙外边去了。
这些人是谁，没有人知道。关于他们只说了这句话，enlevez-moi ca，（替我拖走，）于是他们被抛到墙外，后来又被拖走，免得发臭。只有提埃尔写了几句娓娓动听的话纪念他们：“Ces misé-rables avaient envahi la citadelle sacrée，s'étaient emparés desfusils de l'arsenal，et tiraient（ces misérable）sur les Francais.On en sabra quelques-uns et on purgea le Kremlin de leurprésence.（这些可怜人占领了神圣的堡垒，取得了军械库中的武器（这些可怜的人），射击法兵。他们有的被杀死，从克里姆林宫被清除出去了。）”
牟拉接到报告，说道路已经清除。法军进了宫门，开始在老院的广场上扎营帐。兵士从枢密院的窗子里抛出椅子在广场上生火。
别的支队穿过了克里姆林宫，驻扎在莫罗塞益卡街、卢毕安卡街、波克罗夫卡街。另外的支队驻扎在夫司德维任卡街、斯拿明卡街、尼考斯卡亚街、特维埃尔斯卡亚街。法军到处都找不到房主，法军好象不是居住在城内的人家里，却好象驻扎在城内的营帐里。
法兵虽然衣服褴褛，腹中饥饿，身体疲倦，人数减到从前的三分之一，但是进莫斯科城时，仍然有良好的纪律。他们是疲劳的、饥饿的、然而还是有战斗力的、有威胁性的军队。但是在兵士没有散到老百姓家时，他们是军队。各团的兵士们一开始散到空着的富庶的人家时，军队便永远没有了，他们变成既非居民、又非兵士、而是不可分类的一种人，叫做盗贼。五个星期以后，同样的这些人离开莫斯科时，他们已经不再是军队了。他们是一群盗贼，每一个人都搬运着或者携带着一大堆他们认为宝贵而有用的东西。他们离开莫斯科时，每个人的目的不在作战，不象从前那样，却只在保持获得的东西。好象一只猴子，把手伸进细颈瓶里，抓了一把胡桃，又不肯放开拳头，以免失去抓到的东西，却因此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法军离开莫斯科时显然一定要灭亡。因为他们随身带了抢劫品，但是要他们抛弃抢劫品，就象要猴子放弃它的胡桃一样，是不可能的。在每团法兵进了莫斯科某一街区十分钟之后，就一个兵士和军官没有了。在房屋的窗口里可以看到穿大衣和软靴的人，笑着在房里走着。在酒窖和地层里，同样的人拿取着食品。在院子里，同样的人打开或者闯开车房和马厩的门。他们在厨房里生了火，用卷起袖子的手揉面，烘面包，煮食物，并且恐吓，调笑，抚爱妇孺。在所有的地方，在商店里和住宅里，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是军队已经没有了。
当天，法军指挥官们下了一道又一道命令，禁止兵士们在城内散开，严厉禁止对居民的暴行和抢劫，并且当天晚上要全体点名。虽然有这些法令，但是先前是军队的人们，仍然流散在富庶的、设备齐全的、物品充足的、没有居民的城里。好象饥饿的牛在荒凉的田野上成群地走着，但是一到茂盛的草原，便立刻不能制止地散开了，军队在富庶的城里同样也不能制止地散开了。
莫斯科没有居民，兵士渗透在城里，好象水在沙里一样，从他们最先到达的克里姆林宫，好象星光四射一样，不可制止地流散到各方面去了。骑兵们进了商人的连同全部财物丢下来的房屋里，看到马厩里容纳他们的马还有余地，他们却仍然去占住相邻的、在他们看来是更好的房子。许多兵占了几家房子，用粉笔在房子上写了名字，并且和别的队伍争吵甚至打架。兵士们还没有住定，便跑到街上去看城市，并且听说一切财物都丢下来了，于是径直向可以白白地拿取贵重物品的地方急奔而去。长官们在路上禁止兵士们，但他们自己也不觉地被吸引去做同样的行为。在车市街的车店里留下了许多车辆，将军们挤在那里，选择轿车和篷车。留下的居民邀请军官们到他们自己家里去，希望借此避免抢劫。财富是充足的，他们觉得是无穷尽的。在法军占领地的四周，处处是未发现的未占领的地方，在那些地方，法军觉得有更多的财富。莫斯科越来越多地把他们吸引过去。正如同水流在干土上，结果既没有水也没有干土，只有泥淖，同样，饥饿的军队进了富庶的空城，结果既没有了军队，又没有了富城，只有焚烧与抢劫。
法国人以为莫斯科的焚烧是au patriotisme féroce de Rostopchine；（由于拉斯托卜卿野蛮的爱国心；）俄国人以为这是由于法国人的残暴。事实上，说莫斯科焚烧要归某一个人负责或者几个人负责——这种理由是没有的，而且不会有的。莫斯科焚烧，因为它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任何木料建筑的城市，在那种情况下一定要焚烧的，这和城内有没有一百三十个不好的救火机是无关的。莫斯科一定要焚烧，因为居民都从城内逃走了，并且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同一堆刨花，一连几天有火星落在它上边，是一定要焚烧的。木料建筑的城市有居民房主和警察时，几乎每天发生火灾，现在没有居民，却住了抽烟斗的、在枢密院广场上用枢密院的椅子生火的、并且一天烧两顿饭的军队，更不能不焚烧了。在和平时代，只要军队驻扎在某一地区的乡间，这个地区的火灾的次数便立刻增多。在空着的、驻了外国军队的、木料建筑的城市里，火灾的可能性大致会增加多少呢？拉斯托卜卿野蛮的爱国心和法国人的残暴，对于这件事是不能负责的。莫斯科焚烧，是由于烟斗、厨灶、营火、住房子而不是房主的敌兵的粗心。即使有纵火的事（这是极其可疑的，因为谁也没有要纵火的理由，而且纵火是麻烦而危险的），也不能以纵火为理由，因为没有纵火也是要焚烧的。
法国人归罪于拉斯托卜卿的野蛮，俄国人归罪于保拿巴特的凶恶，或者后来把这个英雄的火把放在俄国人民的手中，这虽然说得好听，我们却不能不知道，这种直接的火灾原因是不会有的，因为莫斯科一定要焚烧，正如同每一个乡村、工厂和任何房子，主人走了，让外人来居住烧饭，一定要失火。莫斯科是被居民焚烧的，这是对的；但不是留在城内的居民焚烧的，而是离城的居民焚烧的。莫斯科被敌人占领后，不能象柏林、维也纳，以及其他城市那样保持完整，只是因为莫斯科的人民没有把盐、面包和钥匙交给法国人，却从城里撤走了。
27
法军在莫斯科城內好象星光四射般的向各处渗透，他们在九月二日的傍晚才达到彼挨尔现在所住的街区。
彼挨尔过了两天孤独的异常的生活，近于疯狂的状态了。他完全被一种不可解脱的思想控制着。他自己不知道，这种思想是怎样以及什么时候控制了他，他记不得过去的任何东西，也不了解现在的任何东西；他所见所闻的一切好象是在梦里看见的一样。
彼挨尔走出自己的家，只是为了逃避他所陷入的生活事务中的复杂的纠纷，逃避他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无法解脱的纠纷。他借口整理死者的书籍文件，到奥西卜·阿列克塞维支家里去，只是为了要逃避生活上的骚扰而求得安宁，因为在他的心中，对奥西卜·阿列克塞维支的回忆，是和永久的、安静的、严肃的幻想连在一起的，这些幻想和他觉得自己所陷入的、那种使人不安的混乱状态是完全相反的。他寻找安静的避难所，并且果然在奥西卜·阿列克塞维支的书房里找到了。当他在书房里死一般的寂静中，把手臂搭在逝世的人的、有灰尘的写字台上坐着的时候，近日来的回忆在他的心中，开始安静地有意义地一个一个地出现了，特别是保罗既诺会战和那种不可克服的感觉，就是和他心目中称为“他们”的那些人的真诚、朴实与有力量比较起来，他感觉到自己的无足重轻与虚伪。当盖拉西姆把他从幻想中唤醒时，彼挨尔想到，他要参与他所知道的那个预定的人民保卫莫斯科的战斗。他抱着这个目的，立刻要求盖拉西姆替他去弄到农人衣服和手枪，并且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意向，即是要隐姓埋名住在奥西卜·阿列克塞维支家里。后来，在孤独闲散的第一天里（彼挨尔几次想把注意力集中在共济会员的手稿上却不能够），他几次模糊地想起，从前想过的关于他的名字与保拿巴特这个名字之间的玄妙意义；但是，这种想法——即是他，l'Russe Besu-hof，（俄国人别素号夫，）注定了要限制野兽的权柄——在他心中只是一种幻想，这些幻想无原无故地、不留痕迹地、在他的心中常常出现。
买了农民衣服（他的目的只是要参加人民的保卫莫斯科的战斗），彼挨尔遇见了罗斯托夫家的人。娜塔莎向他说“您留下吗？这是多么好啊”的时候，他心中忽然出现了这个想法，认为即使莫斯科被占领了，他留在城里执行他注定要做的事，也确实是很好的。
第二天，他怀了不惜牺牲自己、不落在他们后面的想法，到三山门去了。但是回家以后，他相信，他们不会保卫莫斯科了，他忽然觉得，他从前认为只是可能的事，现在变为不可缺少的、不可避免的事了。他一定要隐姓埋名，留在莫斯科，遇见拿破仑，把他杀死，或者是他自己灭亡，或者是结束全欧的不幸，这不幸，照彼挨尔的意思是拿破仑一人造成的。
彼挨尔知道一八〇九年一个德国大学生在维也纳企图刺死拿破仑的详情，并且知道这个大学生被枪毙了。他在实现志愿时所要冒的那种生命危险，更剧烈地激动着他。
两个同样强有力的情绪不可抵抗地吸引彼挨尔去实现他的志愿。第一个情绪是，在共同的灾难中牺牲和痛苦是必要的，就因此他在二十五日到莫沙益司克去，到了会战最激烈的地方，现在走出自己的家，没有了生活上的惯常的奢华与舒适的条件，和衣睡在硬沙发上，和盖拉西姆吃同样的食物；另一个情绪是不明确的、绝对是俄国人的情绪，即是：鄙视一切传统的、人为的、人情上的、一切被大多数的人认作世界最大幸福的东西。彼挨尔在斯洛保大宫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奇怪的迷惑的情绪，那时候，他忽然觉得财富、权柄和生命，人们尚末惨淡经营与切意保护的一切，这一切假使有什么价值，只是因为快乐，而有了快乐，这一切都可以抛弃。
这正是那种情绪，因为它，志愿后备兵花了最后的一文钱喝酒，醉汉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便打碎镜子和玻璃，并且知道，这要耗费他最后所余的钱；这正是那种情绪，因为它，人做着那种从寻常的观点看来是狂妄的事，好象是他要试验他个人的权柄与力量，证明在人类生活条件之外，还有一种高级的生活标准。
自从彼挨尔在斯洛保大宫第一次体验了这种情绪以后，他不断地受到它的影响，但是直到现在才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此外，彼挨尔在这方面已经做过的一切，现在支持着他的志愿，并且使他不能把它放弃。他逃出自己的家，他的农民衣服，手枪，他对罗斯托夫家的人声明，他要留在莫斯科——假使他和别人一样，现在离开了莫斯科，则这一切不但失去了意义，而且都变为可鄙可笑了（彼挨尔对于这一点是很敏感的）。
彼挨尔的身体情况和他的精神状况是一致的，这总是如此的。不习惯的粝食，他这几天所饮的伏特加酒，美酒和雪茄的缺少，脏污的未换的内衣，两夜没有床铺，半醒半睡地躺在短沙发上，——这一切使彼挨尔处于激怒的近于疯狂的状态。
已经是午后两点钟了。法军已经进了莫斯科。彼挨尔知道这件事，但是他并没有行动，却只想到自己的事业，考虑着它的未来的全部细节。彼挨尔并没有在他的幻想中清楚地考虑过自己要刺死拿破仑的行动，也没有想到拿破仑的死，却异常真切地亦愁亦喜地想象着自己的灭亡、自己的英勇的大丈夫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