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兵，只做一个兵！”彼挨尔睡意沉沉地想着。“全心全意地去过这种共同生活，去体验那使他们成为他们那样的东西。但是怎样丟开这一切多余的、恶魔般的、外来的负担呢？有一个时候我能够如此。我能够如愿地从父亲面前跑开。在我同道洛号夫决斗之后，还可以被遣送去当兵。”
在彼挨尔的想象中，出现了英国俱乐部里的宴会，他曾在宴会中要求道洛号夫决斗。又出现了在托尔饶克的恩人。接着彼挨尔又想起了支会的庄严的聚餐。这个聚餐是在英国俱乐部里举行的。他所认识的那个亲密的尊贵的人坐在桌子的一端。是他！他是恩人。“他不是死了吗？”彼挨尔想。“是的，死了；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活着。他死了，我多么惋惜，他又活了，我多么高兴！”在桌子的一边坐着阿那托尔、道洛号夫、聂斯维次基、皆尼索夫及其他类似的人（在梦中，在彼挨尔的心中，这一类人是和他称为“他们”的那一类人同样明确），而这些人，阿那托尔、道洛号夫，大声地喊叫、歌唱；但是在他们的叫声中可以听到不停地在说话的恩人的声音，他的话声是和战场上的声音同样地有意义而不间断，但是他的话声是愉快的、给人安慰的。彼挨尔不了解他的恩人所说的话，但是他知道（这种想象在他的睡梦中是同样明显的），恩人说到善，说到他可以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他们具有朴实、善良、态度坚决的面孔，从四面八方围绕着恩人。他们虽然善良，他们却没有望着彼挨尔，不认识彼挨尔。彼挨尔想要引起他们的注意，想要说话。他站了起来，但是就在这时候他的腿觉得发冷并且露了出来。
他觉得难为情，于是他用一只手遮着腿，军大衣确实从他腿上滑下来了。彼挨尔拉着大衣，把眼睛睁开了一下，看到同样的厢房、柱子、院子，但此刻这一切在发蓝发亮，显现出露水和霜的闪光。
“天亮了，”彼挨尔想。“但是这不是我所需要的。我需要的是听到并且了解恩人的话。”他又蒙上大衣，但是支会的餐厅和恩人都不在了。只有用语言所明白地表现出来的想法，这些想法是别人告诉他的，或是彼挨尔自己心里产生出来的。
虽然这些想法是当天的印象所引起的，彼挨尔后来想起这些想法；却相信是他身外的什么人向他说的。他似乎觉得，他在清醒的时候，从来没有能够这样想过，从来没有这样表现过他的思想。
“战争是人类的自由对于上帝法则的最困难的服从，”这个声音说。“单纯就是对上帝的顺从，你不能离开上帝。他们是单纯的。他们不说，却行动。说出的话是银的，未说出的话是金的。人在怕死的肘候，不能够有任何东西。而不怕死的人，一切都属于他。假使没有痛苦，人便不知道自己的限度，不知道他自己了。最难的事（彼挨尔在梦中继续想着或者听着），是能够在自己的心中把一切事物的意义结合在一起。结合一切吗？”彼挨尔向自己说。“不是，不是结合。不能结合思想，而是套上这一切的思想，这就是我所需要的！是的，必须套上，必须套上！”彼挨尔带着内心的喜悦向自己说，觉得正是这些话，而且只有这些话，表达了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并且解决了那个使他苦恼的问题。
“是的，必须套马，是套马的时候了。”
“应该套马了，是套马的时候了，大人！大人，”有声音重复说，“应该套马了，是套马的时候了……”
这是来唤醒他的马夫的声音。太阳直射在彼挨尔的脸上。他瞥了一下旅店的污秽的院子，院中的井边有兵士们在饮瘦马，车子正从院里赶出大门。彼挨尔不高兴地翻过身去，闭了眼睛，又在车垫上赶快躺下去了。“不，我不想要这个，不想要看见、不想要了解这个，我想要了解在梦中向我显现的东西。还要一秒钟，我就会了解一切了。但是我要怎么办呢？套上，但是怎么套上一切呢？”彼挨尔恐怖地觉得，他在梦中所见的所想的一切东西的意义都被破坏了。
马夫、车夫和旅店主人向彼挨尔说，有一个军官带来消息，说法军快要到莫沙益司克了，我军正在撤退。
彼挨尔起来了，吩咐套上车子跟着他，他步行穿过了城。军队开走了，留下了大约一万伤兵。这些伤兵出现在院子里、在窗子里，并且在街上拥挤着。在街上运送伤兵的车辆旁边，可以听到喊叫、咒骂和打击声。彼挨尔把他的跟上来的车子让一个相识的受伤的将军坐上，同他一起到了莫斯科。在路上彼挨尔听到他内弟和安德来公爵的死讯。
10
彼挨尔在八月三十日回到莫斯科。他几乎就在城门口遇见了拉斯托卜卿伯爵的一个副官。
“我们到处找您；”那个副官说。“伯爵一定要见您。他请您立刻到他那里去，有很重要的事。”
彼挨尔没有回家，叫了一辆车去见守城总司令。
拉斯托卜卿伯爵这天早晨刚从索考尔尼基他的城郊别墅进城。伯爵家里的前室和接待室里满是官员，他们是被他找来的，或者是来请示的。发西尔齐考夫和卜拉托夫已经见过伯爵，向他说明保卫莫斯科是不可能的，莫斯科要放弃的。这种消息虽然隐瞒着市民，但是官吏们，各衙门的长官，知道莫斯科要陷入敌手，正如同拉斯托卜卿伯爵自己所知道的一样；但是他们大家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都来问守城总司令，他们要怎样处理他们的各衙门。
彼挨尔进接待室时，军中派来的信使正走出伯爵的房。
信使对于向他提出的许多问题失望地挥了挥手，便穿过了大厅。
彼挨尔在接待室等候着，他的疲倦的眼睛望着室内各种各样的、年老的、年轻的、文的、武的、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官员们。大家都显得不满、不安。彼挨尔走到一群官员那里，其中有一人是他的相识。他们和彼挨尔打了招呼之后，又继续谈话。“把他们送走了再带回来，不会有害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什么事情都是不能负责的。”
“瞧吧，他写的。”另一个人说，指着他手中拿着的印刷的文件。
“这是另一回事。对于民众这是必要的，”第一个人说。
“这是什么？”彼挨尔问。
“是新传单。”
彼挨尔拿到手里，开始阅读：
“公爵殿下，为了和向他开来的各部队赶快会师，已经过了莫沙益司克，并且驻扎在巩固的阵地上，敌人不会在这里忽然向他进攻的。这里有四十八门大炮和许多炮弹送给了他，殿下说，他要保卫莫斯科直到最后一滴血，甚至准备作巷战。弟兄们，法庭已经关闭了，你们不要焦虑，我们一定要维持秩序，我们要用自己的法庭处置恶徒们！到了必要的时候，我需要城市和乡村的好汉们。我要在一两日之前大声疾呼，但是现在无需如此，我就沉默着。斧头有用，矛枪也不坏，三齿叉最好：法国人并不比一束麦秸还重。明天饭后，我要抬依比利亚圣母像到叶卡切锐娜医院去看伤兵。我们要在那里举行圣水的祝福式：他们会迅速地复元；我现在仍健康；我的一只眼得过病，但现在两只眼都能看见了。”
“但是军人们向我说，”彼挨尔说，“城里千万不能作战，而且阵地…”
“就是了，我们正在说这件事，”第一个官员说。
“这是什么意思：我的一只眼得过病，现在两只眼都能看见了？”彼挨尔说。
“伯爵有了麦粒肿，”副官微笑着说，“我告诉他说，有人来问他生什么病，他很不安。真的吗，伯爵？”副官忽然带着笑容向彼挨尔说：“我们听说，您有家庭纠纷，听说伯爵夫人，您的妻子……”
“我没有听说什么，”彼挨尔漠不关心地说。“但是您听到了什么？”
“啊，您知道，他们常常虚构。我只说我听到的。”
“您听到什么？”
副官带了同样的笑容说，“听说伯爵夫人，您的妻子，准备出国。也许是无稽……”
“可能的，”彼挨尔漫不经心地望着四周的人说。“这人是谁？”他问，指着一个矮小的年老的人，这人穿了清洁的蓝色的农民外衣，有雪白的大胡子和眉毛，有红润的脸庞。
“他么？他是一个商人，就是酒店老板韦来夏根。您也许听到了关于那个宣言的故事。”
“啊，这就是韦来夏根！”彼挨尔说，望着老商人坚定而沉静的面孔，想看出他的奸贼的表情。
“这不是他本人。这是写宣言的人的父亲，”副官说。“那个年轻人下了牢，他似乎要倒霉了。”
一个佩星章的老人和一个颈上挂十字勋章的官员德国人，走到说话的人面前。
“您知道，”副官说，“这是一件复杂的案子。这个宣言是大约两个月前出现的。有人报告了伯爵。他下令调查。加夫锐洛·依发尼支查出了，这个宣言整整经过六十三人的手。他去问这个人：您从谁手里弄到的？‘从某某人那里弄到的。’他又去问那个人：您从谁手里弄到的？这样一直追问到韦来夏根……一个学识浅薄的商人，您知道，做生意的公子哥儿，”副官微笑着说。“他们问他：你从谁那里弄到的？主要的是，我们知道他从谁那里弄来的。他并不是从别人那里弄到的，他是从邮政局长那里弄到的。但他们当中显然有了默契。他说：不是从别人那里弄到的，是我自己写的。他们吓唬他，盘问他，他总说是他自己写的。他们这样报告了伯爵。伯爵命令传他。‘你的宣言从谁那里弄来的？’ ‘我自己写的。’好，你知道伯爵！”副官带着骄傲的快乐的微笑说。“他非常生气了，你想想看，这样大胆、说谎和顽固！……”
“啊！伯爵需要他指出克流恰罗夫，我晓得！”彼挨尔说。
“完全不是，”副官恐怖地说。“克流恰罗夫就是没有这件事，罪也够了，那是他被放逐的原因。但问题是，伯爵很愤慨。‘你自己怎么能够写这个宣言？’伯爵这么问。他从桌上拿起汉堡日报，说，‘瞧吧。你不是写，是翻译，并且译得很坏，因为你这个傻瓜，连法文也不知道。’您是什么想法呢？他说，‘不，我不看报纸，是我自己做的。”假使如此，你便是奸贼了，我要把你交付审判，把你绞死。你说，你从谁那里弄到的？’‘我不看报纸，是我自己写的。’案子便是这样搁着。伯爵传来了他的父亲：他还是那么说。因此把他审判了。并且似乎是判了做苦役。他父亲现在来为他求情。但他是一个恶少！您知道，这样的商人儿子，花花公子，风流鬼。他在什么地方听了几次讲演，便以为鬼也不敢惹他了。他就是这样的少年！他父亲在石桥开一家酒店，在他的酒店里，您知道，有一个万能上帝大画像，他一手拿了一个王笏，一手拿了一个球；他把这个画像带回家摆了好几天，并且做了这样的，事！他找了个坏蛋画像师……”
11
在这个新的故事的当中，有人来叫彼挨尔去见守城总司令。
彼挨尔进了拉斯托卜卿伯爵的办公室。他进房时，拉斯托卜卿皱着眉，用手在擦额头和眼睛。一个矮矮的人在说什么，彼挨尔一进门，他便不作声，走出去了。
“啊！您好，伟大的战士，”那人刚出去，拉斯托卜卿便说。“我们听说了您的prouesses（勇敢）！但不是为了这件事。Monchef；entre nous，（我的好朋友，要守秘密，）您是共济会会员吗？”拉斯托卜卿伯爵带着严厉的态度说，似乎这是什么不对的事，但是他有饶恕的意思。彼挨尔沉默着，——“Mon her，jesuis bien informé，（我的好朋友，我知道很清楚，）但是我知道，有许多许多共济会会员，他们以拯救人类为名而想要毁灭俄国，我希望您不是这种人。”
“是的，我是共济会会员，”彼挨尔回答。
“您知道吧，我的好朋友。我想，您不是不知道，斯撇然斯基和马格尼兹基被放逐到该放逐的地方去了；对克流恰罗夫先生是这样办的，对于别的以建立所罗门神庙为借口，而力求毁坏祖国的神庙的人也是这样办的。您会明白的，这有许多理由，并且假使不是因为此地的邮政局长是一个有害人物，我是不能放逐他的。现在我听说，您派自己的车子送他出城，甚至您接管他的文件。我喜欢您，对您并无坏意，您比我年轻一半，我好象父亲一般地劝您和这类人断绝关系，并且您自己赶快离开这里。”
“但是伯爵，克流恰罗夫的罪是什么？”彼挨尔问。
“这是我应当知道的事，不是您该问我的事，”拉斯托卜卿叫起来了。
“假使他被控告了散布拿破仑的宣言，可是这并没有证明，”彼挨尔说，没有望着拉斯托卜卿，“而韦来夏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