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胡适的北大哲学课(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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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附录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今之治诸子学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皆主九流出于王官之说。此说关于诸子学说之根据,不可以不辩也。此说始见《汉书.艺文志》,盖本于刘歆《七略》,其说曰: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

弄家者流,盖出于社稷之官。……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本十家。原文有“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之语。故但言九流。)

此所说诸家所自出,皆属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而后之学者乃奉为师法,以为九流果皆出于王官。甚矣,先入之言之足以蔽人聪明也!夫言诸家之学说,间有近于王官之所守,如阴阳家之近于占侯之官,此犹可说也。

即谓古者学在官府,非吏无所得师,亦犹可说也。至谓王官为诸子所自出,甚至以墨家为出于清庙之守,以法家为出于理官,则不独言之无所依据,亦大悖于学术思想兴衰之迹矣。今试论此说之谬。分四端言之。

一、刘歆以前之论周末诸子学派者皆无此说也

1.《庄子·天下篇》

2.《荀子·非十二子篇》

3.司马谈《论六家要指》

4.《淮南子·要略》

古之论诸子学说者,莫备于此四书。而此四书皆无出于王官之说。《淮南子》(自“文时,纣为天王之子”以下)专论诸家学说所自出,以为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故有殷周之争,而太公之阴谋生;有周公之遗风,而儒者之学兴;有儒学之弊、礼文之烦扰,而后墨者之教起;有齐国之地势、桓公之霸业,而后管子之书作;有战国之兵祸,而后纵横修短之术出;有韩国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后相缪”,而后申子刑名之书生;有秦孝公之图治,而后商殃之法兴焉。

此所论列,虽间有考之未精,染其大旨以为学术之兴皆本于世变之所急。其说最近理。即此一说,已足推破九流出于王官之陋说矣。

二、九流无出于王官之理也

《周官》司徒掌邦教,儒家以六经设教。而论者遂谓儒家为出于司徒之官。不知儒家之六籍,多非司徒之官之所能梦见。此所施教,故非彼所谓教也。此其说已不能成立。其最谬者,莫如以墨家为出于清庙之守。夫以“墨”名家其为创说更何待言。墨者之学,仪态万方,岂清庙小官所能产生。《七略》之言曰:

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

此其所言,无一语不谬。墨家贵俭,与茅屋采椽何关。茹毛饮血,穴居野处,不更俭耶?又何不谓墨家为出于洪荒之世乎?养三老五更,犹不足以尽兼爱。墨家兼爱,本之其所谓“天志”,其意欲兼而爱人,兼而利人,与陋儒之养老异矣。选士大射,岂属清庙之守?其说已为离本。

至谓“宗祀严父,是以右鬼,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则更荒谬矣。墨家爱无差等,何得宗祀严父?其上同之说,谓一同天下之义,与儒家之以孝治天下,全无关系也。

墨家非命之说要在使人知祸福由于自召,丰歉有待耕耘。正攻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说。若“顺四时而行”,适成有命之说。更何“非命”之可言。

凡此诸端,皆足征墨家之不出于王官。举此一家,可例其他。如云纵横之术出于行人之官,不知行人自是行人,纵横自是纵横。一是官守,一为政术,二者岂相为渊源耶?《周礼》尝有掌皮之官矣,岂可谓今日制革之术为出于此耶。

三、《文艺志》所分九流,乃汉儒陋说,未得诸家派别之实也

古无九流之目,《文艺志》强为之分别,其说多支离无据。如晏子岂可在儒家,管子岂可在道家?管子既在道家,韩非又安可属法家?至于《伊尹》《太公》《孔甲》《盘盂》,种种伪书皆一律收录。其为昏谬,更不待言。其最谬者,莫如论名家,古无名家之名也,凡一家之学,无不有其为学之方术。

此方术即是其“逻辑”。是以老子有无名之说,孔子有正名之论,墨子有三表之法,别墨有墨辩之书。荀子有正名之篇,公孙龙有名实之论,尹文子有刑名之论,庄周有齐物之篇,皆其“名学”也,古无有无“名学”之家,故“名家”不成为一家之言。(此说吾于所著《先秦名学史》中详论之,非数言所能尽也。)

惠施、公孙龙皆墨者也,观《列子.仲尼篇》所称公孙龙之说七事,《庄子·天下篇》所称二十一事,及今所传《公孙龙子》书中《坚白》《通变》《名实》诸篇,无一不尝见于墨。皆其证也。其后学散失,汉儒固陋,但知掇拾诸家之伦理政治学说,而不明诸家为学之方术。

于是凡“苛察缴绕”之言,概谓之“名家”。名家之目立,而先秦学术之方法论亡矣。刘歆班固承其谬说,列名家为九流之一,而不知其非也。先秦显学,本只有儒墨道三家,后世所称法家如韩非“管子”皆自属道家。任法、任术、任势,以为治,皆“道”也。

其他如《吕览》之类,皆杂糅不成一家之言。知汉人所立“九流”之名之无征,则其九流出于王官之说不攻而自破矣。

四、章太炎先生之说亦不能成立

近人说诸子出于王官者,唯太炎先生为最详(其说见《诸子学略说》。此篇今不列于《章氏丛书》)如引《文艺志》之说而以为“此诸子出于王官之证”。此如《惠施》所云以弹说弹,不成论证也。

其称老聃为柱下史,为征藏史,以为道家固出于史官,然则孔丘尝为乘田矣,尝为委吏矣,岂可遂谓孔氏之学固出于此耶?又云“墨家先有史佚,为成王师,其后墨翟亦受学于史角”,史佚之书今无所考,其名但见《艺文志》。

其书之在墨家,亦犹晏子之在儒家于伊尹,太公之在道家耳。若以墨翟之学于史角,为诸子出于王官之证,则孔子所师者尤众矣。况史佚、史角既非清庙之官,则《艺文志》墨家出于清庙之说亦不能成立。又云“其他虽无征验,而大抵出于官官”。然则太炎先生亦知其为无征验矣。

太炎先生又曰:“古之学者多出于王官。世卿用事之时,百姓当家则务弄商畜牧,无所谓学问也。其欲学者,不得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或乃供酒扫为仆役焉。故《曲礼》云,宦学事师。学字本或作御,所谓宦者,谓为其宦寺也(适按,此说似未必然。郑注云:宦,仕也。《正义》引《左传》宣二年服虔注云:宦,学也。谓学仕官之事。其说似近是。)所谓御者,谓为其仆御也。(适按,原作学,本可通。《正义》谓学习六艺是也,既作御,亦是六艺之一,古者车战之世,射御并重,孔子亦有‘吾执御矣’之言,未必是仆役之贱职也。)……《说文》云:仕,学也。仕何以训为学?所谓官于大夫,犹今之学习行走耳。”是故“非仕无学,非学无仕”(《诸子学略说》)。

又曰,“不仕则无所受书”。(《订孔上》)适按,此言古代书册司于官府,故教育之权柄于王官。非仕无所受书,非吏无所得师,此或实有其事亦未可知。然此另是一问题。古者学在王官是一事,诸子之学是否出于王官又是一事。吾意以为,即令此说而信,亦不足征诸子出于王官,盖古代之王官定无学术可言。

《周礼》伪书本不足据。(无论如何,《周礼》决非周公时之制度)即以《周礼》所言“十有二教”及“乡三物”观之,皆不足以言学术。徒以古代为学皆以求仕,故智能之士或多萃于官府。此如欧洲中世教会柄世政,才秀之士多为祭司神甫,而书籍亦多聚于寺院。以故,其时求学者皆以祭司为师。故谓教会为握欧洲中古教育之柄,可也。

然岂可遂谓近世之学术皆出于教会耶?吾意我国古代,或亦如此。当周室盛时,教育之权或尽操于王官。然其所谓教,必不外乎祀典卜筮之文,礼乐射御之末。其所谓“师儒”,亦如近世“训道”“教授”之类耳。其视诸子之学术,正如天地之悬绝。诸子之学不但绝不能出于王官,果使能与王官并世,亦定不为所容而必为所焚烧坑杀耳。

此如欧洲教会尝操中古教育之权,及文艺复兴之后,私家学术隆起,而教会以其不利于己,乃出其全力以抑阻之。哲人如卜鲁诺乃遭焚杀之惨,其时科学哲学之书多遭禁毁。笛卡尔至自毁其已著未刊之《天地论》,使教会当时竟得行其志,则欧洲今世之学术文化尚有兴起之望耶?

是故教会之失败,欧洲学术之大幸也。王官之废绝,保氏之失守,先秦学术之大幸也。而世之学者乃更拘守刘歆之谬说,谓诸子之学皆出于王官,亦大昧于学术隆替之迹已。

太炎先生《国故论衡》之论诸子学,其精辟远过其“诸子学略说”矣,然终不废九流出于王官之说。(其说有散见他书,如《孝经用夏法说》《订孔上》诸篇)其言曰:“是故九流皆出王官,及其发舒,王官所不能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是以滋长。”(《原学》)此亦无征验之言。

其言“官人守要而九流宣其义”,大足贻误后学,夫义之未宣,更何要之能守?学术之兴,由简而繁,由易而赜,其简其易,皆属草创不完之际,非谓其要义已尽具于是也。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诸家既群起,乃交相为影响,虽明相攻击,而冥冥之中已受所攻击者之薰化。

是故孔子攻“报怨以德”之言,而其言无为之治则老聃之影响也。墨子非儒,而其书言曰“义者,正也。必从上之正下,无从下之正上”,则同于“政者正也”之说矣。又言必称尧舜古圣王,则亦儒家之流毒也。孟子非墨家功利之说,而其言政无一非功利之事。又非兼爱,而盛称禹、稷之行,与不忍人之政,则亦庄生所谓“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者耳。

荀子非墨,而其论正名,实大受墨者之影响,诸如此类,不可悉数。其间交互影响之迹,宛然可寻,而皆与王官无涉也。故诸子之学皆春秋战国之时势世变所产生,其一家之兴,无非应时而起,及时变事异,则向之应世之学,翻成无用之文,于是后起之哲人乃张新帜而起,新者已兴而旧者未踣,其是非攻难之力往往亦能使旧者更新。

儒家之有孟、荀,墨家之有“别墨”(别墨之名,始见《庄子·天下篇》),其造诣远过孔墨之旧矣。有时一家之言蔽于一曲,坐使妙理晦塞,而其间接之影响,乃更成新学之新基。如庄周之言天地万物进化之理,本为绝世妙论,惜其“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卿之语),遂沦为任天安命达观之说(此说流毒中国最深,《庄子》书中如《大宗师》诸篇皆极有弊)。

然荀卿、韩非受其进化论,而救之以人治胜天之说,遂变出世主义而为救时主义,变乘化待尽之说而为戡天之论,变“法先王”之儒家而为“法后王”之儒家、法家。学术之发生兴替,其道固非一端也。明于先秦诸子兴废沿革之迹,乃可以寻知诸家学说意旨所在。知其命意所指,然后可与论其得失之理也。

若谓九流皆出于王官,则成周小吏之圣知,定远过于孔丘、墨翟。此与谓素王作《春秋》为汉朝立法者,其信古之陋何以异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