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曾有人著书说曾国藩“一生三变”，没有主心骨。主要是说曾国藩练习写字，年轻的时候学习柳诚悬，中年的时候学习黄山谷，到了晚年又学李北海，所练书法越来越没有刚性；做学问吧，在翰林院时专攻诗词曲赋，后来认识了唐镜海，又跟着他研究《论语》，继而转变研究《六书》，通读了乾嘉朝的训诂书籍，反而不搞经史注疏；在北京做官的时候，崇尚程朱理学，后来办团练，带兵打仗又信奉韩非子的法家思想，还常常说要写一本《挺经》。
后世人据此认为曾国藩的思想“一生三变”。初看，也有点道理，但是仔细分析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变化，其实不然。所谓的“三变”，只不过是曾国藩在治学、立身、处世方面根据自己所处的不同地位作出的“适时”的调整。他的思想始终坚守着“以儒墨为体，庄老为用”。
曾国藩不但不是一个善变没有主见的人，而且还是一个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的“明强”之人。曾国藩之所以能取得事业与人生的成功，这与他“明强”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曾国藩刚开始受命进攻太平军时，曾经亲自率领在衡州组建的水师东征，想一举消灭太平军。但是，刚训练出来的湘军水师根本就没有实战经验，结果在岳州、平江、湘潭等地，接连打了几次败仗。有一次，他带领在长沙的水师八个营晚上偷袭靖港，结果也吃了败仗，几乎全军覆没。
以往，曾国藩曾多次嘲笑清廷绿营兵不能打仗，如今看到自己组建的湘军屡战屡败，感到“无脸见江东，一气之下，从船上滚入江中，想一死了之”。幸身边的人发觉，才把他打捞上来，护送回长沙大营。
在长沙，曾国藩灰心丧气，几天不吃不喝，很快，曾国藩因打败仗而滚江自杀的事就传得满城风雨。无论官场还是社会上，有冷言冷语、幸灾乐祸的，有向上告状、请求弹劾曾国藩的，还有认为湘军不能作战，主张解散另建的。曾国藩听到这种种舆论，坐立不安，既有几分不服气，又有几分羞愧。他也想过，解散湘军，回家过逍遥自在的日子，但一想到自己办团练组建湘军的初衷时，就又犹豫了。
正在心灰意冷、犹豫不决的时候，曾国藩接到了父亲曾麟书的手谕，训导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国事维艰，只能进不能退。”在父亲的勉励下，曾国藩鼓起了勇气，坚定了与太平军作战到底的信心。他命幕僚向朝廷写奏折，实报在湖南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其幕僚对岳州、湘潭几战，如实地写成“屡战屡败”。曾国藩看后，便接过笔去，改为“屡败屡战”，以示决心。
后来，曾国藩与太平军决一死战，在向湖北进发时，还立下誓言，要求弟弟曾国荃在家为自己准备一口棺材，不获全胜，誓不生还。后来曾国藩在湖北武昌、汉阳连续打了几战，都获胜利。幕僚又将曾国藩在家备好棺材，誓与太平军决一死战的情况，写入了奏折。曾国藩看了，又将“备棺在家”改成了“带棺出征”，更表其决心。
咸丰皇帝看了这一奏折，对曾国藩忠君的决心倍加赞赏，赏给他二品顶戴，令其署理湖北巡抚，后又收回，改赏兵部侍郎衔，并催令迅速东下，进剿太平军。
曾国藩在接连打败仗的情况下，不但没有退却，而是坚定与太平军作战到底的信心，这就是“明强”，明示自己强大的目标。
曾国藩在家书中说道：“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辩、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明是强的前提，须先明而后强；强从明出，不明不强。“明强”的性格能促使一个人成功，但怎么样才能做到明强呢？他认为，一是能自胜者谓强；二是从自修处求强。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注重自己内心的修养，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通过日积月累，逐步培养自己的道德品行，这样就能求得真正的明强。
再困难的路也要自信地走过
当我们面对失败时，若是心中产生自怨自艾的想法，将会招致严重的挫折感，就会变得更加脆弱。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失败面前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态，肯定自己有能力战胜困难，那我们就为走向成功打下了坚厚的基石。
曾国藩的一生虽然不是辉煌的，但是是成功的。他认为：一个人要想获取成功要靠能力和智力，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失去三大法宝——立志、忍耐和自信。
咸丰五年（1855），罗泽南离开了江西。失去了这位得力干将，曾国藩的处境更是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湘军要发展壮大首先要“自救”。曾国藩很有信心地认为自己能做到这一点。
当时，湘军水师中的几位军官才能平平，并且又缺少一位得力的统领，曾国藩让李元度接管水师事务。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兵、如何列阵打仗。在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国藩写道：
我有几件事情要特别叮嘱你，千万不能忘记：
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哪怕只住一晚上，也必须这样做，能够使我方军营安如泰山，即使敌人来攻打，也不会对我方造成重大损失。
第二，哨探严明，仔细观察敌方的动向，防备敌人来偷袭。必须先做好敌方来偷袭的准备。
第三，不要只报喜不报忧，军情要据实禀报。
第四，对于我的错误也要直言不讳地指出来。
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便又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六个方面所应注意的事项。
尽管曾国藩很有信心实行“自救”，但湘军在江西的两支主力的统领都很逊色。李元度又是一个书呆子，根本就没有大将风度。为此曾国藩吃不香、睡不熟，他认识到光有信心自救还不行，还得有信心向他人求救，寻求帮助。
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湖北的胡林翼和罗泽南，于是就请求罗泽南率部重回江西救援，以解他及其驻江西湘军的困境。同胡林翼函商，打算将彭玉麟调到江西来统领水军，胡林翼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曾国藩的要求。可这个彭玉麟是个极重乡情、特重孝道的人，他提出在去江西之前要先回一趟湖南衡阳老家省亲。这样来回折腾，直到1856年初才赶到江西南康。曾国藩费尽心机，总算是为自己求得了一位水军统帅。
但此后不久，湘军在江西樟树镇与太平军作战时惨遭失败。主要原因是周凤山风闻石达开率部来攻，吓得魂飞魄散，致使全部营盘竟在一天之内丢失无遗，大量的官吏和勇丁溃向南昌。
曾国藩闻讯之下，惊骇不已，急速赶到南昌，收拾残局。在湘军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曾国藩又站了出来。这需要的同样是勇气与信心。
曾国藩来到南昌，一面将溃勇重新招集起来，编组成军，革去了周凤山统领的职务，选用贡虎臣和毕金科为统领；一面写奏折请求咸丰帝同意将从自己身边调走的罗泽南、刘蓉的善战之师重新调回江西，同时还分别写信给胡林翼和罗泽南，希望他们能够同情他的处境，救人于危难之中。
但没过多久，罗泽南战死。太平军在江西越战越勇，曾国藩更加困难重重。
在这危急关头，胡林翼毅然派出得力部队东下，救援江西。
不久，弟弟曾国华等从武昌出发，经湖北威宁、蒲沂、崇阳入江西义宁，于8月抵达瑞州城下。曾国荃也在骆秉章和左宗棠等人的授意之下，募勇两千人，配以樟树镇败将周凤山回湖南所募道州勇两千，合共四千人，组成“吉字营”，由湖南东攻江西吉安。
这样，到1856年9月，湖南、湖北两省先后组织了三支部队共计一万三千余人援助江西。
曾国藩在自救不能的情况下，果断地向朋友寻求帮助，最终解决了江西之危。
我们可以从曾国藩的这一事例中得到这样的启示：
一是在失败面前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地抱怨是无用的；
二是在困难时刻，自救不能的情况下，重要的还是要寻求朋友的帮助，就有可能走出“山重水复”，迎来“柳暗花明”。
信心是生活的支柱。房屋没有了支柱就会坍塌，人生没有了支柱就很难有朝气蓬勃的个人生活，也就谈不上成功。自信是通往成功的垫脚石，人的成功之路必须踏着自信的石阶步步登高。有了自信，人才能坚持自己所追求的信仰，才不会在困难和失败面前低头。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自信者的格言都是：“我想我能够的，现在不能够，以后一定会能够的！”
守住“诚”字，就会赢得信任
俗话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的就是做人要诚实，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孔子也说：“人不讲究信誉，就不能称之为人。”可见，诚信，是做人的根本。对人诚信，就能获得更多人的信任。别人只有信任你了，才会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对你伸出援助之手。所以，诚信的人更容易获取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