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形而上学的对象是超验的实体，其内涵是真与善的统一；形而上学的对象规定了形而上学的任务主要是在“认识—伦理”平行原则下的对实体的认识和追求的统一；形而上学的任务又规定了形而上学的方法是一种“逻辑—信念”相平行的方法。由此出发，我们就可以说形而上学的意义就是“求真和求善的统一”。具体地说，就是用逻辑和信念的方法去认识和追求作为真与善相统一的实体。但是，仅仅从问题的这一这种见解就是方面看，那是不完全的；还必须从另一方面即从完整的意义上看。从这方面看，形而上学对象的内涵是以真为基础的真与善的统一，善也就是真的知识，它因真才善，或者说它就是真，它是绝对确定的知识对象；形而上学对象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形而上学的任务是以认识为核心的认识与伦理的统一，只有通过逻辑的方法才能达到信念所追求的东西。基于这样的看法，我们说，形而上学的意义虽然是“求真”与“求善”的统一，但是，由于真就是善，“求善”体现在“求真”之中，认识本体的问题是整个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所以，从理论上和从形而上学的发展史上看，形而上学的意义主要表现为或者干脆不如说就是“求真”。具体地（也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说，就是用理性演绎的逻辑方法去认识实体，寻求关于实体的绝对真理，其结果或目的是使形而上学成为具有绝对确定知识的“科学之科学”；这种目的达到了，“求善”的目的也就自然达到了。
总之，形而上学的意义是“求真和求善的统一”，其实质就是“求真”。“求真”使认识本体的问题成为实现形而上学意义的关键问题或根本问题，因此认识论问题构成了形而上学意义的基础。同时，形而上学要成为具有绝对确定知识的“科学之科学”的最终目的，又使形而上学在展开形式上表现为一种封闭的、独断的、绝对主义的形式。
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求真”或“求善”是一种广义的“求真”或“求善”，它们涉及到形而上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三个方面。在这种广义的“求真”或“求善”中，其核心是狭义的“求真”或“求善”，即形而上学的认识任务和追求任务。由于狭义的“求真”或“求善”构成了广义的“求真”或“求善”的核心，所以本书在谈到“求真”或“求善”这两个概念时，并不严格地在广义和狭义之间作出区分。当然，在谈到形而上学的意义是“求真”或“求善”时，一般还是从广义上说的。同时，我们这里所说的“求真”或“求善”特指形而上学的“求真”或“求善”，特别是“求真”，它所要求的不是任何意义上或一般意义上的“求真”，而是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意义，甚至比自然科学更严格的意义上的“求真”，即它不是要求通过任何认识或一般认识去一般地了解、推理和猜测自己的对象，而是要通过科学认识获得那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知识甚至比自然科学知识更严格、更普遍、更必然也即更确定的知识。
在讨论形而上学的意义时，我们必须考虑形而上学意义的时代性。我们以上所讨论的形而上学的意义是形而上学本来的或原初的意义，这种意义是在古代哲学（指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哲学）中确立和完善的。到了近代社会后，随着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近代早期哲学形成了唯理论和经验论两个派别。唯理论属于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它力图维持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形而上学的本来意义，重点是在极力寻求实体（特别是思维与存在）的最高统一性时，用理性演绎法建立关于整个世界本质的绝对知识体系。换言之，唯理论欲根据近代自然科学中的数学方法，用唯理论的认识理论去具体完成对实体、对世界本质的“求真”，同时内在地完成对实体、对世界本质的“求善”。然而，结果事与愿违，唯理论碰到了不可克服的理论困难，它没有完成自己的“求真”任务，当然也没有完成体现在“求真”中的“求善”任务。这就客观上动摇了形而上学的本来意义，从而推动了后来的哲学家从新的意义上思考形而上学问题。经验论则主张一切认识都导源于经验，而（在彻底的经验论看来）从经验出发是无法获得关于实体、世界本质的绝对知识的，因此它认为对实体的“求真”不可能，形而上学的本来意义也不可能。这样，它就产生了对形而上学认识论以及形而上学自身的否定。同样，形而上学认识论在展开过程中，揭示了人的理性对形而上学的密切关系，给了后来的形而上学以某种启示。继唯理论和经验论之后，康德以哲学改革为己任。他明确称本来意义的形而上学为“旧形而上学”，他要提出一种新的意义的形而上学即他所谓的“先验哲学”或“批判哲学”。在康德看来，经验论（主要指其最纯粹的代表即休谟的经验论）主张一切认识都导源于经验，从经验出发无法认识本体，本体不是认识对象，这些都是对的；但是，经验论由此而反对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形而上学的“科学性”，则是不对的。唯理论主张通过理性可以获得关于本体、关于世界本质的绝对知识，是一种独断论；但是，唯理论坚持形而上学、坚持形而上学的“科学性”则是对的，只是要在新的意义下坚持形而上学及其“科学性”。因此，康德在西方近代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下，通过对卢梭关于人的思想的吸收，以及对唯理论关于人的理性与形而上学关系的揭示的改造，重建了形而上学。他以人类学为基础，把认识与伦理分开，把“求真”与“求善”分开，认为认识以现象世界为对象。它形成自然形而上学，伦理以本体世界为对象，它形成道德形而上学。康德以后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则从捍卫前康德的形而上学意义出发，用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框架来克服康德的二元论和怀疑论，构建了基于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绝对真理体系；复辟了旧形而上学，则是17世纪的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在近代哲学中产生危机并引起意义转换和意义复辟的契机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既然形而上学的根本意义是（广义的）“求真”，那么，认识论问题即狭义的“求真”就是它的根本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才充分展开。不错，形而上学产生的动因是人们要认识现象之后的本体，要找寻个别之中的一般，即要认识世界的本质因，但是，形而上学作为一门学科而被创立时，认识论问题并没有作为核心问题而被考虑，形而上学家关心的焦点是狭义的本体论问题。这是因为，从客观方面说，当时自然科学和人类思维的水平，尚没有为哲学家们深入研究认识论问题提供条件。从主观方面说，人们在创立形而上学这门学科时，其注意力所在，自然是形而上学的对象以及形而上学所要研究的问题，认识论问题虽然是个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而且它关涉到形而上学作为一门（本来意义的）学科的可能性，但这时它却并未得到充分注意。这时，形而上学的两个预设是两根支柱，形而上学家没有考虑这两根支柱是否牢固，而预设了这两根支柱是牢固的，于是形而上学安稳自若地坐在“科学的女王”的位置上；只是到了近代，由于主、客观条件的成熟，认识论问题才被推到了形而上学研究的前台，人们终于把认识论问题作为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加以研究，去具体展开和检验形而上学的两个预设，检查支撑形而上学大厦的两根支柱是否牢固。结果，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从各自的角度（理性和经验）出发，表明了形而上学的两个预设难以成立，形而上学大厦的两根支柱并不牢固，因而就动摇了形而上学的“求真”意义，从而也动摇了形而上学的“求善”意义，动摇了形而上学的“科学的女王”的地位，引起了形而上学的意义的转换，然后又产生了形而上学意义的复辟。
本书以史为“经”，以论为“纬”，通过西方古典形而上学的发展史来研究西方古典形而上学的理论及其演变规律，共分为“形而上学的确立”、“形而上学的危机”、“形而上学的挽救”、“形而上学的复辟”四章。在这四章中，第一章讨论形而上学的意义即它的本来意义在古代哲学中的确立，第二章讨论形而上学的意义即它的本来意义的危机，第四章讨论形而上学的意义即它的本来意义的复辟，只有第三章在讨论形而上学的挽救时，所讨论的是在转换了的形而上学意义，即把形而上学的本来意义转换为新的意义的情况下，对形而上学这门学科的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