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集内容既观赏藏品,又题诗作画,中午一顿饭便在谢志峰家吃客家餐。谢夫人王秋英女士也极好客,且会做一手客家菜。吃饭时,客人幽默地说,我们既吃饭菜,又吃客家文化。谢志峰概括十年雅集时,内心颇为激动。他说:“我是从1977年开始邀请老师们雅集的。雅集既观赏藏品,又题诗作画。十年雅集,以文会友,以友为师,群贤毕至,以画传情,以诗励志,共同鉴赏,去伪存真。对我来说是胜读十年书。这也是我收藏史上最辉煌的十年。”
参加雅集的老先生,感慨良多。著名散文家师留影。
秦牧1985年7月10日这样写道:“鉴藏家保护了历史文物,为社会提供了珍贵展览品,功不可没。有眼光有抱负的鉴藏家,在新社会里更可以大有作为。写赠谢志峰昆仲。”秦牧先生还郑重其事盖章。可以看出他对收藏文物的高度评价。
这是名士雅集、群贤毕至的客厅文化,朔其源,那是中国魏晋兰亭雅集的延伸与发展;横向比较,则是19世纪法国的文化沙龙。可见,外国的沙龙文化比兰亭雅集至少晚了1400年。当然,法国的文化沙龙曾经涌现了乔治.桑、加缪、福楼拜等一批文坛世界级人物。中国近200年来由于战乱,由于封建君主的文字狱,根本没有文人雅集的机会。文字狱和白色恐怖,彻底消灭了“客厅文化”。解放后,刚剐露端倪的文人雅集,在反右派时被扣上“裴多菲俱乐部”,文革时,更被扣上“反动文人黑据点”。节香楼的十年雅集,证明了我国已进入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法治时代,中国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言论自由。
因此,节香楼十年雅集,完全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太平盛世的产物,是最具有中国古代兰亭雅集遗韵又富有时代精神的“客厅文化”。节香楼十年雅集,名士如云,中国文物界、书画界、文学界名人,从东、南、西、北聚集于祖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文化名城广州,聚集在节香楼,玩赏文物、书画,题诗、作画。从90高龄的一代大师,到年富力强的壮年名家、高士,他们都是中国知识界的栋梁人物。如果没有那么丰富的文物藏品供他们观赏,没有一批同一档次的英才在一起吟诗作画,这样举办的雅集一定失去光彩。回顾节香楼雅集的情况看,从形式到内容,近似兰亭,更胜兰亭。这种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除了丰富的文物收藏外,一大半也出自谢志峰的人格力量。事实证明,谢志峰的为人成功了,因而,他的著作也得到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承认。他赢得了在学术上的地位,荣获了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世界名人传记文学编辑委员会授予的“世界名人传记文学成就金碟奖”。这一殊荣,没有让致力于文学的作家得手,而却让告别文学、潜心于中国历史文物收藏研究的谢志峰荣摘桂冠。究竟是无心插柳呢?还是谢志峰“敢驾风帆上九天”的凌云壮志,使谢志峰成为事业的成功者呢?读者可在本书里找到答案。
现在,兴收藏的潮流,五花八门的,什么样的收藏全都有。什么像章、牙签、请柬、火柴盒、书签、玩具等等,诸如此类,都因收藏而称“家”,还有收藏几幅现代小名家的字画、几件旧的陶瓷,也说是什么收藏家了。这是不科学的。收藏家应有一个科学的概念。按中国著名典故作家邓逸梅先生说,“我在文化大革命前收集了不少名人字画,但我不能成为收藏家,因为集藏和收藏是有区别的,收藏家得有资力,鉴赏眼光,既有质又有量,积成体系。因此,海内外称得起收藏家的寥寥无几。我只能算是集藏。”据查历史,从唐代开始,已有收藏家的词儿,收藏家所指的是收藏古玩、字画、碑帖、古籍、陶瓷、青铜器以及古钱币之类。到了清代,又加上珠宝、杂项共九大类。收藏有序,自成系统,有收藏著录,才算得上收藏家。我在这里所写的谢志峰,就是能容纳上述书画、陶瓷、古玩、玉器、青铜器、杂项六大类于一身的中国当代大收藏家。《羊城晚报》资深的著名记者赵君谋,因为他曾多次参加节香楼雅集和谢志峰的藏品展览,综而观之,在一篇文章中称谢志峰为收藏巨子。
有当代唐伯虎之称的著名书画家、鉴藏家唐云先生曾很有感慨地说:“我每次到广东,必到谢志峰家看古玩、字画,看了十多年都未看完。我走了全国许多地方,看丁许多民间收藏家的东西,谢志峰的收藏应属第一。”而谢志峰却说,这完全是过奖之词。但我认为谢志峰在文物收藏界的地位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他的收藏品之丰富,品位之高,著作之多,是为人们所公认的。
当然,要成为一位实力派的收藏家也是不容易的。既有家学渊源,也有历史机遇。按照谢志峰的说法,“家学的影响主要是文化的熏陶。家传,主要是喜欢文物、书画、文学历史的兴趣基因。父亲早逝,一贫如洗,留下来的只有不灭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在谈到有关他的收藏历史时,谢志峰说:“我真正开始有系统地收藏古玩、书画、陶瓷,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事了。”可以说是历史的机遇:一是改革开放,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出现新的太平盛世;二是香港某大报为我架起了与全国著名书画家联系的桥梁;三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文物政策的落实和‘四旧’的解冻;四是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师真诚的指导帮助。没有这四个机遇,就没有我今天的收藏研究的成就。事实就是如此,文物收藏的历史机遇就降临在谢志峰头上。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先知先觉、后之后觉、不知不觉的问题。谢志峰属先先知先觉者。当时,文化大革命将中国文物当作“四旧”,属铲除之列。各地文物店都堆放着一大批文革抄家得来的书画、文物。文物店和文管部门的干部把这些放在仓库里的“四旧”,看成是沉重的包袱。粉碎“四人帮”后,从1979年开始,落实文物政策,使“四旧”从仓库中解放出来,按中央当时的政策,凡是抄家的文物,要发还回本人。没有人认领的,可以内部销售处理。因此,各地文物,占都赶快将大批大批的“四旧”处理掉,像卸包袱一样。那时,许多人还对“四旧”心有余悸。“左”的禁锢还未解开,根本没有想到买“四旧”的东西。但谢志峰在其老师容庚、商承祚及邓涛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大量购藏古玩、字画、陶瓷。价格便宜得很。谢志峰也不懂得真假,反正老师说好的,他就买。
他主要靠稿费。有时香港某大报给的稿费,一篇文章可以买好几件字画。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去买。谢志峰只不过是沾了老师的光。文物店处理“四旧”文物,还是要凭内销证才能买的。根据规定,内销证只发给文物、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省、市领导中的文物爱好者。拥有此证的也不超过十人。谢志峰有幸成为其中之一位。其实像容庚、商承祚这几位资深的老收藏家,已对购买文物没有兴趣了,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斗、抄家,使他们冷。然而,喜欢观赏文物的心还是挺热的,哪里有文物,他们还很喜欢去看一看,有好东西,就叫谢志峰购买。由于经济原因,谢志峰也只能捡那些便宜货。凭老师的眼力,在文物部门认为是“垃圾”的东西中去寻找。岭南画派的奠基人居廉的扇面画,才3元一幅。康有为的对联,也不过10元钱。当时广东省、广州市喜爱文物字画的领导也不过一两位,他们喜欢大名头的字画,如八大山人、石涛或扬州八怪。而谢志峰不管大名、小名,他只要看到在胡根天、容庚有关书画史上占有一席位的,都购买,特别是地方性的广东乡贤的字画,见到了均不放过。使他的字画收藏逐步形成系列。他从不懂得鉴定到逐步提高识别能力。老师们都毫无保留地将文物鉴定知识传授给他。谢志峰虚心好学,尊师敬老的精神,老师们都特别喜欢。所以老师们看到有什么值得收藏的好东西,都会通知谢志峰。而谢志峰凡是买到有什么心爱的文物,也会送给老师观赏。特别是谢志峰因工作关系出公差比较多,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到文物店逛一逛,寻找心中的宝物。如青铜兵器,他多数是从废旧物品商店中的烂铜破铁中寻找出来的。这些不值钱的玩艺儿,不是以件计价的,而是按斤计价。他在容庚、商承祚教授的引导下,以物见史,以物论史地搞了青铜兵器的系列研究。对于陶瓷、古玩亦是这样。谢志峰总是按系列去购藏,缺哪个窑系的,见着就买。开始时,按老师的喜爱去买,后来他发现老师也有偏爱的情况,就改变了以老师的喜爱而喜爱的习惯。积累了经验,就要靠自己了。所以,有时也会买错东西,交了学费,就铭刻于心,从而慢慢地走向成熟,从不懂到懂,从知之甚少,到知之渐多,收藏鉴赏知识亦日趋丰富,练就了一双慧眼。
由于谢志峰具有文学、历史学知识的功底,又有名师的指点,改革开放为他提供了机遇,所以他收藏文物、字画的起点就比常人要高。加上他那顽强的执著精神和善以拜师交友,他很善于广纳百川的知识,不讲门户之见,使他从收藏走上研究之路。从收藏文物、字画、古玩中逐步条理化,即从专项到系列,并藉系列的收藏,从中研究出某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后来胡根天老师看了以后,对谢志峰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公正地写中国书画史,写广东书画史。商承祚对他的青铜兵器的收藏,亦寄予厚望。终于写出了《青铜兵器史》。老师看到学生出了成果亦十分高兴,不断引见全国书画界、文物鉴定界的专家学者给谢志峰认识,以文会友,共同鉴赏谢志峰的藏品,经年积累,谢志峰的名字也为全国文学界、书画界、文物界的大师们所知道,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谢志峰在文物界的地位亦逐步确立。但谢志峰谦和厚道,始终把自己定位为“终身学生”。这不是一种过谦,而是一种志向,一种在追求知识方面永不停歇的标志。谢志峰说:“做一个好老师不容易,而做一个好学生更难。任何好的老师都希望学生超过自己,而任何一个好的学生,都有敢于超过老师的抱负。不敢超过老师的学生,不是一个有所作为的好学生。”言之有理,而且很有辩证法。时代总是要往前发展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转旧人。毛泽东同志说,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亦是这个道理。历史要向前发展,就得靠一代一代的人去推动。就文物收藏鉴赏的领域来说,断层的情况十分突出。像谢志峰能接得七广东容庚、商承祚这一学者地位,却少之又少了。
谢志峰在拥有的丰富的藏品、拥有老师们给的丰富知识和自己20多年来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邓小平的理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的文物收藏、保护、研究,提出了五个鲜明的观点:
一是:打破文物收藏“秘不示人”的传统,提倡“收藏、保护、研究、展示、开放”。
二是:弘扬社会主义收藏道德,提倡“藏宝于民、国宝归国”。
三是:以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以物论史,以物见史”研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四是:创造出文物系列收藏经验,提出系列收藏的九字诀:“真、精、新、名、稀、珍、帅、大、全”,把系列收藏理论化。
五是:在文物鉴定方面,反对因循守旧,陈陈相因,反对门户之见,取于不齿下问。提倡“多拜师、多读书、多看物、多实践、多思考、多比较而出真知”。他认为鉴定学就是比较学。
以上五个观点,形成了他的文物收藏学说。如果说谢志峰的丰富收藏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的话,那么,他的收藏学说,是更为宝贵的收藏理论财富。
谢志峰说,文物收藏是一种文化,而且是比较高层次的文化现象。过去人们有一种历史的偏见,认为玩物必丧志,其实并不尽然,多数还是玩物养志,玩物砺志的。历史上的收藏家亦大体可以分成三类:一是权势在手,贪财好胜,占有欲强,以聚财为目的;二是唯利谋物,转手图利,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为私利而收藏;三是为保护、研究而收藏,有鉴赏眼力,多阅传录,每得一物,则终日晤对,日积月累,终有大成。只有第三类,收藏多为国家。综观中国的收藏历史,没有一位的收藏家能过三代。在这个意义上说,谢志峰认为收藏又是缘分,天下哪有不散之筵席?人与人如此,人与物亦这样,文物收藏家对“缘”字,体会更深。缘来则聚,缘去则散。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此,节香楼收藏文物之丰富,系列之全,品位之高,精品之多,皆尽为物缘。宝物归主,就是如此。但谢志峰反复强调,他的所有藏品,既是受《宪法》保护的私有财产,又是国家、民族的文化遗产,因此,国宝归国是他的心愿。
一、收藏缘起,书画为先
翻开中国文物收藏史,基本上都是收藏书画名作的。因为中国书画,文化内涵比较深厚。谢志峰说收藏是一种文化现象,也就是缘起于书画,而且谢志峰的老师们多数是以收藏书域为主的。容庚除收藏青铜器外,主要是书画,商承祚亦以青铜器开始,后来又以收藏名家书画为主,兼顾收藏广东的佛山陶瓷,邓涛先生基本上是收藏字画。胡根天先生是著名书画家、美术教育家,因为他是广州市博物馆解放后的第一任馆长,按规定,一生都不搞收藏,但他对书画爱之甚深。所以谢志峰的收藏经历中,首先从收藏书画开始,当然亦兼收其它古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