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是中国近、现代转型期的第一诗人。他的诗歌著作已结集于《人境庐诗草》这部鸿篇巨制之中。诗集总计11卷，始于同治三年，终于光绪三十年，是数十年间著作总汇。我们称他为“第一诗人”，自然不仅仅是从创作的角度看，而是对他的完整的人格，特殊的风格，丰富的诗歌内涵，以及他对诗歌变革的创造性贡献等方面做出的总体评价。康有为说他“博群书，工诗文，善著述，且体裁严正古雅”；戊戌变法后，“久废所用，益肆其力于诗。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博以寰球之游历，浩渺恣肆，感激豪宕，情深而意远”，是一种全面而准确的鉴定。最后，他禁不住要发出忘情的赞叹：“公度之诗乎，亦如磊坷千丈松，郁郁青葱，荫岩竦壑，千岁不死。上荫白云，下听流泉，而为人所瞻仰徘徊者也。”
吴宓跋《人境庐诗草自序》时，有一段话便是从诗和诗人的总体上评价黄遵宪的价值：
谨按：嘉应黄公度先生为中国近世大诗家。
《人境庐诗草》久已流传，脍炙人口。二十余年前，梁任公曾称其最能以新思想新事物熔铸入旧风格，推为诗界革新之导师，然先生不特以诗见长，其人之思想学识，怀抱志趣，均极宏伟，影响于当时者甚大。细读先生之诗可以知之。而先生之工为诗，亦未始不由于此也。
“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
黄遵宪能以大家屹立于中国诗人中，固然是由于他诗歌创作的实绩。在晚清，龚自珍以后的诗人，成就大者就数黄遵宪，但他在文学史上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价值，又与他的倡导诗界革命有关。公元1868年，清同治七年，当时21岁的黄遵宪写了一首《杂感》诗，这是一首篇幅不短的议论诗，它集中体现这位青年对于古今文变的深邃思考。也就是在这首诗中，出现了后来被反复引用的惊世骇俗的一些名句：“俗儒好尊古，日月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人诗篇”；“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这些诗句，表现出这位年轻人批判的思维以及超越独立、不拘一格的学术精神。“我手写我口”这一明白畅晓的表述，后来成为新文学革命思想的一个触媒。它是一点火星，飘落在人们对旧文学感到失望的干柴堆上，终于燃起了熊熊大火。
但《杂感》一诗最尖锐的思想批判却不是在文体的思考方面，而是它对封建文化最核心的科举制度发出的激烈抨击：
吁嗟制艺兴，今亦五百载。世儒习固然，老死不知悔。精力疲丹铅，虚荣逐冠盖。劳劳数行中，鼎鼎百年内。束发受书始，即已缚杻械。英雄尽入彀，帝王心始快。谓开明经科，所得学究耳。谓开制策科，亦祗策士气。谓开词賦科，浮华益无耻。
从这些无情的剥落中，我们看到了自由不羁的灵魂以及面对整个封建文化秩序的不妥协的抗争精神。黄遵宪后来倾向维新变革的前进立场，早在他的青年时代便具端倪。
1898年有一个火辣辣的夏天。这一年6月的京城，夏天的骄阳照射在这座帝都大小胡同的老槐树梢，使那些苍老的枝叶仿佛镀上了黄金，到处闪闪发光。这城市显然充斥着某种悄悄的激动。在紫禁城通往西郊颐和园的御道之上，穿梭般来往着朝廷的命官显贵，公文和奏折不断地被制作。当然，各种政治势力也在明明暗暗地进行着无情的较量。
早在这一年的年初，康有为在北京成立粤学会。随后，谭嗣同在长沙成立南学会。新派人物加紧了宣传新思想的步子。据史载，这年2月，康有为在第七次上书光绪皇帝的同时，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等书。这就引出了本章开头提到的光绪皇帝调阅《日本国志》的那件事。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这位皇帝在悉心了解他的邻国进行体制改革的情况和经验，以便为中国的变政提供资益。据史传记载，《日本国志》编写前后达八九年，于1887年完成，全书40卷，分12类，共五十余万字。是包括日本本国在内当时最完整的一本志书。作者在凡例中说：“力小任重，每自兢兢，搁笔仰屋，时欲中辍。徒以积历年多，黾勉朝夕，经营拮据，幸以成书。”单从这书的写作和完成来看，以一个中国人，旅日时间不长，又乏可参考的资料，而终于完成这样一部巨著，可见黄遵宪非凡的毅力和才华。在历史上；他当然不是以单纯的诗人和学者的面目出现，而是以一位发展全面而学贯中西的人物出现。大凡历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期，总会出现一批这样多才多艺的奇人。处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大时代，中国的天空就布满了这样一些闪着异光的星辰，黄遵宪就是其中的一颗。
黄遵宪是一位有思想、有胆识的社会改革家，但在中国这个封建落后而保守势力强大的社会中，他无法施展他的才干。他又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外交家，而国势积弱的中国，也没有留给他可供驰骋的机会。也许得以保留的，最后也就是他的诗名。这是唯一可以慰他的寂寥与空漠的实在。也就是他的生命实际的最后证实。
天才的怀抱和遗憾
黄遵宪死于光绪三十一年，时年58岁。许多悼念他的诗文都说到他的才干不为世用的遗憾，其中观云的一首挽诗说：
公才不世出，潦倒以诗名。往往作奇语，跨海斩长鲸。
寂寥风骚国，陡令时人惊！公志岂在此，未足尽神明。
屈原思张楚，不幸以骚鸣。使公宰一国，小鲜真可烹。
才大世不用，此意谁能平！而公独萧散，心与泉石清。
惟于歌啸间，志未忘苍生。这诗深知黄遵宪，他志不在诗，而终以诗名。这是他的不幸，也是时代的不幸。一个时代若是剥夺了它的精英的所有可能性，而独独留下了“无用”的诗，这是诗家的福音，却是社会的悲哀。
梁启超非常称赞观云的这首挽诗，他在《饮冰室诗话》中说：“‘才大世不用’以下六语，真能写出先生之人格，可当一小传矣。”他自己在为黄遵宪写的墓志铭的最后，也表达了这样的感慨：
士失职者多矣，而独于斯人焉奚悲。悲其一身之进退死生，与一国之学粹兮相依，谓天不欲平治天下，曷为笃生此才槃魂而杈奇？谓天欲平治天下，曷为挫铄窘辱拂乱之不巳，又中道而夺之？其所志所学，蟠天际地，曾不得以百一自见于时？若夫事业文章之在人耳目者，则乃其平生之所不屑为，然且举九州之骏足，十驾焉而莫之能追。
梁启超的这一段铭文，述说的是作为诗人的不幸，以及对于怀有才识而不为世用者的控诉。但又是一篇对上天，即埋没人才的时代的檄文。要是一个时代把能够给社会以改变的人才统统予以驱遣，而独留下一些“于世无碍”的诗人，这时代便是粗暴的。而上一个世纪末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粗暴的社会。许多矿世奇才都被窒息在这个密不透风的黑暗王国之中。
而我们此刻也只能略去这位诗人也许更值得谈论却又谈不出什么的话题，专挑作为騷人墨客的痛苦“微不足道”之点来谈一这个畸形的世纪之交的时代，留下的是无数的悲痛和惨烈，留下的是无数的绝望和屈辱，而消失了的恰恰是那些奇兀的思考，激烈的呼吁和卓绝的苦斗。至于黄遵宪，我们也只能专挑他在非凡一生中留下的一些诗篇文字，议论这位诗人的点点滴滴。
这一点不是我们的猜测。黄遵宪的弟弟黄遵揩也说到：“以非诗人之先兄，而使天下后世，仅称为诗界革命之一人，是岂独先兄之大戚而已哉！……读兄病笃之书，谓‘平生怀抱，一事无成，惟古近体能自立耳，然亦无用之物，到此已无可望矣！’呜呼，先兄之不忍为诗人，又不得不有求于自立之道，其怆怀身世为何如耶？令海内鼎沸，干戈云扰，距先兄之下世者仅六岁耳，先兄之不见容于当时，终自立于无用之地位，先兄之不幸，抑后于先兄者之不幸耶？”这里说到许多“无用”、“不幸”之类的话，其见解正与我们所论相近。
关于黄遵宪的学术生涯，最重要的一篇文字，是他为《人境庐诗草》写的“自序”：
余年十五、十六，即学为诗。后以奔走四方，东南西北，驰驱少暇，几几束之高阁。然以笃妤深嗜之故，亦每以余事及之。虽一行作吏，未逋废也。士生古人之后，古人之诗，号专门名家者，无虑百数十家。欲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诚戛戛乎其难。虽然，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宫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然余固有志焉而未能逮也。《诗》有之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聊书于此，以俟他曰。光绪七七年六月，在伦敦使署，公度自序。？黄遵宪这篇自序，语简而意赅，可以看作是他的文学主张的纲领。这里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作家诗人的自立精神。今人就是今人，何必事事处处求同于古人。他以为自立的首要之义，在于弃古人的糟粕，摆脱古人对我的束缚。这就是从21岁写《杂感》诗起以至于今的他的一贯的文学批判精神。
其次一点，黄遵宪设计了一种理想的诗歌境界，依次分述的四点中，贯穿着批判继承和古为今用的思想。其中“取离騷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和“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而绝非粗率的言说，这里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继承传统文学中的有用因素，为创造今日的文学服务。他的观点，既不同于食古不化的学究派，也不同于一切打倒的激进派。而是，不绝对排斥，也不全盘接受，撷取的是古人创造的精华部分。
黄遵宪在这里提出广泛汲取的“不名一格”、“不专一体”的主张，体现了他的文化思想的民主性。这种文化思想的特点是不偏狭、不排他。历代的名家巨匠，乃至于“晚今小家”，只要是能够于我有助的，均广为吸收。至于叙述方式，举凡官府公文乃至方言俗语，包括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都在我的视野之内。因此，黄遵宪很早便体现出他的学术包容性，这是与墨守陈规而又固执的旧文人迥然有别的。
当然，他依然是旧文学营垒中人，他的创作实践与他的文学观念也不尽相同。替如说，他做诗喜用典，而且用典古奥生僻，以至不加译注就不知所云，便是旧式诗人的弊端和陋习的表现。王赓《今传是楼诗话》评黄遵宪诗，也说到他这种广泛应用古今典的习惯，“惜未及自注，时移事往，诚不免无人作郑笺之叹”，也隐含批评之意。何藻翔在《岭南诗存》中说得更为直率，他引用黄诗“圣军来决蔷薇战，党祸惊闻瓜蔓抄”，“微闻黄竭锄非种，欲为苍生赋大招”句为例批评说“偶作游戏则可，译语满纸，诗道一厄矣”。
尽管从梁启超开始，便非常欣赏他诗歌创作的浅俗化和民歌化倾尚，但这类作品在他的全部诗歌创作中比重并不大。就是说，虽然他是一位立志于自立而对传统文化怀有警惕的诗人，但他又处身其中而很难摆脱旧习。于是便有了如今这样的“杂陈”状态。当他专注于试验新体的时候，他的狂放不羁的独立品性便得到充分的发挥，他的自立性便很突出。而当他不那么专注的时候，作为受到数千年文化濡染的文人，他的所有的空间都不设防，所有传统的习惯和姿态都可以理所当然地、堂而皇之地进入——这是一种自然而然，而不能用“乘虚而入”等类的形容。
古典诗的革新
人们阅读《人境庐诗草》的感受，其实和阅读异代或同代的其他诗人作品感受相同。黄遵宪写的也是传统的古典诗，他的独特价值，也许就像《饮冰室诗话》中梁启超直接告知的那样，在于他“能熔铸新理想入旧风格”。有“新理想”本就非易，而又能熔铸入诗则更不易；但若把“新”的“理想”纳入“旧”的“框架”，便是相当难的。这种努力并取得成果是黄遵宪的贡献，却也是作为过渡诗人的黄遵宪的局限。如果放眼看去，中国近代史上的这次“诗界革命”，其历史性的缺憾就在于未能决绝地抛弃“旧风格”，他们全力以赴的工作是把那些“新理想”的酒往旧模式的瓶子里装。
高旭评黄遵宪诗有一段话很重要，也很精警：“世界曰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公例也。黄公度诗独辟异境，不愧中国诗界之哥伦布矣，近世洵无第二人。这种评语，也还是就他能以新事物入诗而言的。这一点，许多评家对此都有佳评。特别对他的《今别离》四章赞誉尤加。潘飞声《在山泉诗话》说该诗“古意沈丽”为“千古绝作”、何藻翔《岭南诗存》说该诗“以旧格调运新理想，千古绝作，不可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