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沉于潮流中
戊戌年早春二月的一天，光绪皇帝想起了一件事，他急于要读到他身边人几次推荐过的书，这就是史载的“命枢臣进日本国志，继再索一部”、前些时候，这位皇帝已经向他的老师翁同龢要过这本书来读，但翁同龢当时手头没有，皇帝不悦。据《翁文恭公日记》本年正月二十三日记载：“上向臣索黄遵宪《日本国志》，臣对未洽，颇致诘难。”酝酿着维新大业的皇帝，需要了解邻国进行改革的情况，其急切的心情从上述的“继再索一部”以及因“未洽”而“颇致诘难”的记载可以看出。
《日本国志》的作者是黄遵宪。他于1877年以驻日参赞的身份赴任。在日本任上的第二年便开始学円文，很快就能阅读日文书籍。所著《日本国志》是他在日本任中经过艰苦的研究、访问、翻译、积思，以后又摒除冗务，历时数年始告完成的一本史书。它成为当时皇帝励志改革最需要的一本参考书。黄遵宪《己亥杂记》中有一首诗记述这次皇帝索书之事：
三诏严催倍道驰，霸朝一集感恩如。病中泣读维新诏，深恨锋车就召迟。这首诗内容涉及这位诗人、外交家与当年这场政治改革以及随后发生的悲剧的关联。“霸朝一集”指的是光绪调阅《日本国志》之事。此典见《隋书‘李德林传》：“高祖谓德林曰，我昨读霸朝集，方知感应之理，昨宵恨夜长，不能早见公面。”“三诏”句指皇帝有黄遵宪“无论行抵何处，着张之洞陈宝箴传令攒程迅速来京之谕”。据诗人自己说：“然余以久病，恨未能遽就道也。”此时的光绪皇帝对康有为等颇有失望之意，欲委要任于黄遵宪以挽救时危。而不幸的是，“时机已失，京变作矣”。在北京城里发生的这场突发事变，不论是黄遵宪，还是皇帝本身，均已回天乏力。
黄遵宪是一位奇才，他以文人和外交家一身而兼二任（也许还要加上一个思想家的头衔）。他不仅诗艺精湛，且于政事亦甚通达，故深得皇帝之器重。他在人境庐诗笺己亥杂诗“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一诗后的自注中披露：“在日本时，与子峨星使言：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将以藏之在函，三十年后，其言必验。”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的宽广的视野，对于国事的关心，以及判断的新锐。
中国的变从西法，黄遵宪是说对了，她被瓜分过，被逼过，也受辖过，也想肖强而终至发生悲剧和倒退过。这些，他的预言都应验了。只是他的诗中说的“二十年”以及当年和驻日大使何如璋说的“三十年”都没说对。诗人对于中国钟摆的缓慢和怠惰，显然估计不足。中国这种“变从西法”的觉悟大约是以百年为期。
皇帝索书之事发生在1898年政变尚未发生的2月间。这一年，黄遵宪51岁，在湖南按察使任上。他以盐法道拜湖南按察使是1897年。甲午战败，举国震惊，这时上上下下都深知非维新改革不足以救中国。朝廷于是乃诏告天下“定国是变法度”。各省奉行最力的是湖南巡抚陈宝箴，协力推进这工作的则是黄遵宪一公度既主湖南，与陈戥力殚精，从事新政的建设。其中最主要为设立保卫局。是年十月，陈宝箴筹办时务堂，梁启超来和公度、熊秉三、江标等就学堂讲席。时谭嗣同亦归湘治乡治。群谋大聚豪杰于湖南，并力经营为诸省之倡。于是若内河水轮，商办矿务，湘粤铁路，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南学会等，皆次第举办。会中每七日一演说，巡抚学政等官吏咸临及，公度及谭、梁等轮流演说中外大势，政治原理，行政学等，其目的在激发保教爱国之热心，以养成地方自治之能力为归依。此外公度又锐意整顿裁判监狱之事，删淫刑之俗例，定作工之罚规。湘民甚感其德。从这段论述看，当时的湖南，很有些改革先驱的味道。那里举行的七日一讲演，也好似后来的“民主论坛”。总之，一些先进的改革人物的集聚湘中，说明当时与陈宝箴、黄遵宪等有力人物的倡导有关。可是，事情的发展却与愿违。到了夏天，黄遵宪因长期生病解了按察使任，来到上海养病。那里的热度自然就减了。这一年清朝驻日公使裕庚任期满，日本政府预先以黄遵宪使日请于清廷。当局也以三品京堂拜出使日本大臣。但是这位大使先生没来得及到任，政变就发生了。
1898年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对于黄遵宪来说，也是身心交瘁的一年。他虽然受到出任日本公使的重要任命，但却是心情怆然。这一年7月，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命康有为督办其事，但又有诸多瓜葛，皇帝要黄遵宪道经上海“查明原委”。“临行陈右铭送之上舟，洒泪满袖，云相见无时”，可见他心中早有某种不祥的预感。他7月抵沪，不觉病重。“又患脾泻病，口泻数次，气喘而短，足弱几不能小立。医生或虑其不治。然从此日见减轻。在病中一切如梦，而京中政变已作。”8月6日，他读到慈禧的训政令，8月13日，得“杀士抄报”。这是一连串的袭击与震荡。
杀人、通缉、囚禁、追捕，这大体上是一场政治动乱后的常态。黄遵宪这位思想先进的人物当然是政变当局监控的对象。他的未到任的驻日使节的任命自然是革除了。幸好他此前因病乞休已获准，去了公职，纠缠自然少些。但还是有别有用心之徒伺机害他，这时有人举报说被通缉的康、梁尚匿藏在他那里。“有旨命两江总督査看”。8月24日清晨，他尚未起床，上海道蔡均已奉命派兵人室搜查。“初迎先生入城，继以兵二百名围守，棒枪鹄立，如临大敌。”他们当然是落空了：康有为当时已到了香港，梁启超这时也在塘沽准备潜逃日本。但是黄遵宪却被无理地软禁了两个日夜。这件事对黄遵宪的打击极大。他早年应举参政，准备以自己的才识报效社稷生民。又长期从事外交事务，先后出使日本、美国、新加坡、英国等，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有较全面的了解，他学贯中西又有丰富的经验，正思奋发之际，却碰到了这场反改革的保守势力造成的大灾难和大倒退。黄遵宪对世事感到失望，于是决意南返。
这一年，他有《纪事》、《放归》、《到家》诸诗记载这次变后放归的经历和心情：“十七史从何处说，百年债看后来偿。森森画戟重围柝，坐觉今宵漏较长”（《纪事》绛帕焚香读道书，屡烦促报讯如何。佛前影怖栖枝鸽，海外波惊涸辙鱼”（《放归》）；“处处风波到曰迟，病身僬悴尚能支。少眠易醒藏旧梦，多难仍逢剪韭时”（《到家》》。这些诗用典甚多，不易读解，但从“影怖”、“波惊”、“处处风波”、“少眠易醒”等措辞看’这场噩梦对他来说，是永远难泯的可怕的记忆。这位青少年时代便立志报国，而才识谋略超人的成熟的知识者，在令人震惊的灾难面前，心灵是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以至于此生此世也难以平复。
写于己亥年的这些诗句表达了这场异常的动乱带给他的震撼和愁苦。目睹了这些变故，再加上他的体弱多疾，他是非常需要一个平静的环境来憩息他那颗心。
我愁而悲苦的灵魂了。当年他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便是为自己营造一个可供安息的居所。人境庐的旁边有屋数间，他买了下来。把那房屋略加修葺，“有楼岿然，独立无壁”，倒也令人欣然。己亥杂诗中自注说，此楼“纵横不过数丈，邻居逼处，更无可展拓，偶有营造，辄来责言”。可见这也不是多么宽裕的建筑。丘逢甲为他的新居题了一联，原文如下：“陆沈欲借舟权住，天问翻无壁受呵。”“陆沈”暗示了当日的天下大势，而“天问”则是以屈原被放逐的优心愁悴作喻。据《人境庐诗草》卷八《长沙吊贾谊宅》诗，有“楚庙欲呼天再问”句意同此。后来，黄遵宪把这联嵌进他自己创作的律诗中，凑足一首，全诗是：
半世浮嗟梦里过，归来随地觅行窝。陆沈欲借舟权住，天问翻无壁受呵。偶引雏孙问初月，且容时辈量汪波。湾湾几曲清溪水，可有人寻到钓簑？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过去有一种不堪、也不愿回首的凄怆。以洞悉政局世务的他，当然知道中国当时处境的艰危。但他自知以他个人的力量，或者再加上那些业已失败的改革者的力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当时的形势有任何的改变。眼前的事实对于半生宦海的诗人是非常清楚的严峻。即使他是多么的不甘，他也不能以意外的平静来面对眼前的处境。黄遵宪就这样开始了他半醒半醉的隐居生活。所幸此时他身体已逐渐康复，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到沪后停药。因水土已易，渐渐复原。九月到家，将养数月，即如常矣。”这时正是公元1899年，距离京中巨变已过了快一年。
黄遵宪的病体是复原了，但心灵的创伤远未康复。他决心做一些切实的事以使他能够“忘却”那些不应忘却的。他以镇定自若的态度开始了他的新生活。这一年，他在自己家里办起了学馆。这是一所很特别的学校，共收学生五人，有他的长子伯元和次子仲雍，一个他的嫡堂弟由甫，一个从堂侄之骏和外甥张资度，都是他的子侄晚辈。学馆设五门学科：掌故、史学、经学、格致和生理卫生。他的上课方式也很新颖，不是旧式私塾那种死记硬背，也不是由老师“满堂灌”搞“填鸭式”，而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精神。五个学生中，每人各负责一门，上课前各人将自己负责的科目先预习一遍，也就是现在说的备课。每日上午9点至11点半齐集讲座，各人将预习提出讨论，先生听后加以讲评，或引申而阐发之。每人都做笔记，每次交一次作业，由先生批改。通过这样的学校的形态与这样的教学方式，再印证他先前在湖南按察使任上开展的各种讲座和活动，可以看出黄遵宪身上已具备了那时罕有也非常值得珍贵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姿态与精神——虽然他是旧科举出身，也在封建王朝担任过官职。据一说，黄遵宪此时家居“常短衣楚制，独行山路间”，可见当日潇洒行状。又有资料载广公度驾信科学，生活饮食，悉取法西人。解职乡居无事，常浏览汉译声光电化生物生理诸学。”这个材料也可为上述判断做旁证。
无奈而悲怆的回归
19世纪的最后一年，即公元1899年。中国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一位伟大诗人黄遵宪，就这样在他的家乡开始了从政局中退出，回到诗人本位的角色中来的生涯。这一年，是他创作丰收的一年。除零星的创作外，主要诗作有《己亥杂诗》89首及《续怀人诗》24首。《己亥杂诗》无疑是这位诗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诗歌作品，身经危难，回首往事，感时怀人，有道不尽的凄楚与苍茫。当然，这些复杂和隐曲的心态，大体是从诗句背后的意绪中悟出，并非直接的倾诉。而在画面上出现的，一般的都是有意造出的悠闲与潇洒。这是诗人对自己一生的回首与反思的诗句：
跳珠雨乱黑云翻，事外闲云却自闲。看到须臾图万变，终愁累却自家山。
天下英雄聊种菜，山中高士爱锄瓜。无心我却如云懒，偶尔栽花偶看花。
这些诗句，在闲适之中隐藏着那种挥之不去的落寞与凄迷。主要表现形态还是平静和从容，当然也有可能掩饰的伤怀的流露，如：
梦回小坐泪潸然，已误流光五十年。
但有去来无现在，无穷生灭看香烟。
寒灯说鬼鬼啾啾，夜雨言愁我欲愁。
只有蓬山万重隔，未容海客说瀛州。《己亥杂诗》中最重要的一首是怀念谭嗣同的：“颈血模糊似未干，中藏耿耿寸心丹。琅函锦箧深韬袭，留付松阴后辈看。”松阴是日本维新志士吉田矩方的字，据此亦可断定此诗与怀念戊戌烈士有关。己亥杂诗作为一个巨大的诗组，始于“我是东西南北人，平生自号风波民”的自况，而结束也还是回到反顾自家身世的无限悲凉——蜡余忽梦大同时，酒醒衾寒自叹衰。与我周旋最亲我，关门还读自家诗。“与我周旋最亲我，关门还读自家诗”，这是这位世纪诗人最后的醒悟和对于永恒家园的确认。在他的一生中，有过许多抱负与追求，但最终还是云烟飘散。给他的孤寂身世以安慰的，也只是伴随了他一生的诗歌。最多情的是诗歌，最永恒的也是诗歌。
发生在距今100年前的那次争取社会开放进步的抗争，有它的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根据。而它的最后失败，也有它的必然。任何个体的力量，包括身为皇帝的载潲也无能为力。一场政治风波之后，被杀的被杀，流亡的流亡，坐牢的坐牢，罢官的罢官，对于熟谙世态人情的文人，黄遵宪当然有他的一份哀愁和迷惘。人们可以对他的消隐乡野发出疑问，然而，对他的无可奈何的选择，也应有一份理解。也许一切都已过去，也许一切都依然存在，但作为中国具体的社会情势之中的个人，对于1898年的悲剧事件既无法负责，也无法改变。
时间是无情的，中国历史无疑是向后无限地延伸了。当世界在20世纪迅跑的时候，中国却陷在外侮和内战的沼泽中，身经这一切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此是十分熟悉的。但黄遵宪最终还是诗人，在他的一生中，功名、利禄、富贵、甚至苦难都是短暂，但诗歌是永恒。当一切都过去了的时候，诗歌却穿透郁结的云层，从它的那浓密的缝隙中，迸射出一线突目的光焰。以至于在百年之后的今日，我们仍然在它的光焰的袭击中睁不开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