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汤府出来，李信骑着马，带着两个仆人，一名马夫，直往宋门走去。
刚出宋门，看见十字路口聚了一堆人。他策马走近一望，看清楚是一个小商人在狠狠地打一个骨瘦如柴的逃荒孩子，为的这孩子从他手中抢了一个烧饼。李信喝住了商人，跳下马来，走近去看看地上的孩子，抬起头来严厉地瞪了商人一眼，说：“为着一个烧饼你用着生这么大的气？他瘦得不成人形，经得住你拳打脚踢？打出了人命你怎么办？”商人看看李信的衣服和神气，又见他骑着高头大马，跟着仆人和马夫，吓得不敢说话，从人堆中溜走了。李信又看看地上的孩子，不过十三四岁，讨饭用的破碗被打得稀碎，一只手拿着打狗棍，一只手紧紧地攥着已经咬了两口的烧饼，睁着一双眼睛望他。李信随即命仆人替孩子买碗热汤和两个蒸馍充饥，再替他买一个讨饭的黑瓦碗。
这时成群的逃荒难民涌来。难民中有好些是杞县人，还有人曾经见过李信，都知道他就是每年冬、春设粥厂和开仓放赈的李公子。难民把他团团围住。有的叫着：“李公子你老积积福，救救我们！”有的伸出手等他打发。李信身上只带了二三两散碎银子，掏出来交给一个仆人，叫他买蒸馍烧饼，每人打发两个，对年老的和有病的就另外给几个黄钱，让他们能买碗热汤。吩咐一毕，他就分开众人，准备上马离开，忽然听见人群中有谁小声问道：
“这是哪位李公子？”
另一个声音答道：“是杞县李信。他老子李精白做过山东巡抚，首先替魏忠贤建生祠，十分无耻。今上登极，魏阉伏诛，李精白以‘又次等’定罪，不久也病死了。此人因系阉党之子，不为士林所重，故专喜赈济饥民，打抱不平，做些沽名钓誉的事，笼络人心。”
李信猛地转过头去，恨不得三拳两脚将两个谈论他的人打死。这时看热闹的人正在散开，不少人边离开边回头看他。人群中有两个方巾儒生背着手缓步向吊桥而去，并不回顾。他猜想必是其中一人对他恶意讥评，但是他想起来《留侯论》中的几句话，忍了一口气，跳上马，抽了一鞭，向南扬长而去。
他本来心中就很不愉快，这个人的话更狠狠地刺伤了他。当天启三年，东林党人开始弹劾魏忠贤时，他父亲李精白在朝中做谏官，也是列名弹劾的。不知怎么，李精白一变而同阉党暗中勾结，三四年之内就做到山东巡抚。天启末年，全国到处为魏忠贤建生祠。李精白首先与漕运使郭尚友在济宁为魏阉建昭忠祠，随后又在济南建隆喜祠，所上奏疏，对魏忠贤歌功颂德，极尽谄谀之能事。当时谄事阉党，不仅读书人视为无耻，连一般市民也很憎恨。至于替魏忠贤建生祠，更被认为是“无耻之尤”。对此李信曾写信苦谏，劝父亲以千秋名节为重，赶快弃官归里。但是李精白的大错已经铸成，不能挽回。李信气得哭了几天，避不见客，恨不得决东海之水洗父亲的这个污点。魏忠贤失败之前，升李精白为兵部尚书衔，以酬谢他首建生祠之功。由于李信苦谏，李精白称病返乡，同时和阉党的关系也稍稍疏远。不久崇祯登极，诛除阉党，因知李精白与阉党交结不深，将他从轻议罪，判为徒刑三年，“输赎为民”了事。李信在二十岁那年，中了天启七年丁卯科举人，由于家庭关系，绝意仕途，不赴会试。明末士大夫间的门户成见和派系倾轧十分激烈。李信尽管文武全才，却因父亲名列阉党，深受地方上缙绅歧视。特别是杞县离商丘只有一百多里，本县缙绅大户不少与商丘侯家沾亲带故。侯家以曾经名列东林，高自标榜。凡是与侯家通声气的人，更加歧视李信。李信愈受当权缙绅歧视，愈喜欢打抱不平，周济穷人，结交江湖朋友和有才能的“布衣之士”。歧视他的人们因他立身正派，抓不到什么把柄，又因他毕竟是个举人，且是富家公子，更有些有力量的亲戚朋友，对他莫可如何。李信见天下大乱，很爱读“经世致用”的书。他对国家治乱的根本问题看得愈清，愈讥笑那班只知征歌逐酒、互相标榜的缙绅士大夫，包括侯公子方域在内，不过是“燕雀处于堂上”罢了。如今他因周济了一群逃荒难民，被人恶言讥评，揭出他父亲是阉党这个臭根子，使他十分痛苦和愤怒，但也无可奈何。
禹王台这个地方，相传春秋时师旷曾在此审音，所以自古称做古吹台。到了明朝，因将台后的碧霞元君庙改为禹王宫，所以这地方也叫做禹王台。禹王台的西边有一高阁，上塑八仙和东王公，名为九仙堂。九仙堂背后有座小塔，塔后有井一眼，水极甘洁，名叫玉泉。围绕玉泉有不少房子，形成一座院落，称为玉泉书院。实际上并无人在此讲学，倒成了大梁文人诗酒雅集的地方。这时重阳已过去十天了，西风萧瑟，树叶摇落，禹王台游人稀少。道士们因为今日是杞县李公子和陈留陈举人在此约朋友饮酒作诗，一清早就把玉泉书院打扫得一干二净，不让闲人进去。当李信走进书院时，社友们已经开始作诗填词。
陈子山一见他就抱怨说：“伯言，汤府里什么事把你拖住了？你看，已经快近中午，我们等不着你，已经点上香，开始作诗。今日不命题，不限韵，不愿作诗的填词也行，可必须有所寄托，有‘兼济天下’之怀，不可空赋登高，徒吟黄花，寄情闲适。目今天下溃决，沧海横流，岂‘悠然见南山’之时耶？……快坐下作诗！什么事竟使你姗姗来迟？”
李信赔笑说：“汤母偶感不适，弟前去问安。劳诸兄久候，恕罪恕罪！”
陈子山说：“你快坐下来作诗吧，一炷香三停已经灼去一停了。”
“子山别催我急着作诗，先让我同宋先生谈几句话。怎么，宋先生何在？”
“宋先生同我们谈了些江南情形，令人感慨万端。他过于谦虚，不肯作诗，找老道士闲谈去了。”
李信立刻去禹王台找到宋献策，携手登九仙堂，凭栏眺望一阵，说道：
“献策兄，我本来想同足下畅谈天下大事，恭聆高见，可惜诸社友诗兴正浓，且此间亦非议论国事地方，只好下午请移驾寒斋赐教。昨日兄云有一事须弟帮忙，可否趁此言明，以便效劳？”
献策笑着说：“大公子有一乡试同年，姓牛名金星字启东，可还记得？”
“自从天启七年乡试之后，十二年来我们没再见面。去年弟来开封，遇到一个卢氏县人，听说他同人打官司，坐了牢，把举人功名也弄丢了。上月听说他怎么投了李自成，下在卢氏狱中，判了死刑，详情却不知道。一个读书人，尽管郁郁不得志，也不应该去投流贼。足下可知道他犯的是不赦之罪么？”
“弟知道得很清楚。牛启东从北京回来，绕道西安访友不遇，转回卢氏。李自成对他十分仰慕，且对他的遭遇十分不平，趁他从商州境内经过，出其不意，强邀而去。牛启东费了许多唇舌，才得脱身回家。地方士绅对启东素怀忌恨，知县白楹又想以此案立功，遂将启东下狱，判成死罪，家产充公。可惜启东一肚子真学问，抱经邦济世之志，具良、平、萧、曹之才，落得这样下场！”
“我也知道他很有才学，抱负不凡，不过我听说他确实投了李自成，回来窃取家小，因而被获。”
献策笑一笑，说道：“且不论公子所听说的未必可信，即令确实如此，弟也要设法相救。目今四海鼎沸，群雄角逐，安知启东的路子不是走对了？”
李信大惊：“老兄何出此言？”
献策冷静地回答：“公子不必吃惊。弟细观天意人事，本朝的日子不会久了。”
“天意云何？”
“天意本自人心，公子何必下问？”
“不，此处并无外人，请兄直言相告。”
“弟只知近几年山崩地震、蝗旱风霾，接连不断。加之二日摩荡，赤气经天，白虹入于紫微垣，帝星经常昏暗不明。凡此种种，岂是国运中兴之兆？况百姓水深火热，已乱者不可复止，未乱者人心思乱。大势如此，公子岂不明白？”
李信心思沉重地说：“弟浏览往史，像山崩地震之类灾害，在盛世也是有的，不足为怪。弟从人事上看，也确实处处尽是亡国之象，看不出有一点转机。不过，今上宵衣旰食，似非亡国之君。”
“这是气运，非一二人之力可以挽回。况今上猜忌多端，刚愎自恃，信任宦官，不用直臣，苛捐重敛，不惜民命。国事日非，他也不能辞其咎。如今国家大势就像一盘残棋，近处有卧槽马，远处有肋车和当头炮，处处受制，走一着错一着。今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心中无主，步法已乱。所以败局已定，不过拖延时日耳。”
李信听了宋献策的话，情绪很受震动，默然无言。过了一阵，他才深深地叹口气，说：
“天文，星变，五行之理，弟不很懂，也不很信。古人说：‘天道远，人道迩。’弟纵观时事，国势危如累卵。诚如老兄所言，目前朝廷走一着错一着，全盘棋越走越坏。国家本来已民怨沸腾，救死不暇，最近朝廷偏又加征练饷七百三十万两，这不是饮鸩止渴么？目前大势，如同在山坡上放一石磙，只有往下滚，愈滚愈下，势不可遏，直滚至深渊而后已。皇上种种用心，不过想拖住石磙不再往下滚，然而不惟力与愿违，有时还用错了力，将石磙推了一把。石磙之所以愈滚愈下者，势所必然也。以弟看来，所谓气运，也就是一个积渐而成的必然之势，非人力所能抵拒。老兄以为然否？”
献策点头说：“公子说气运即是一个必然之势，此言最为通解。但星变地震，五行灾异，确实关乎国运，公子也不可不信。弟与公子肝胆相照，互相知心，故敢以实言相告。倘若泛泛之交，弟就不敢乱说了。”
李信虽然也看清楚明朝已经如“大厦将倾”，但是他的出身和宋献策不同，既害怕也不愿亲眼看见明朝灭亡。沉默片刻，他忧心忡忡地说：
“献策兄，虽然先父晚年有罪受罚，但舍下世受国恩，非寒门可比。眼看国家败亡，无力回天，言之痛心。……就拿弟在敝县赈济饥民一事说，也竟然不见谅于乡邦士绅，背后颇有闲言。”
献策问：“这倒是咄咄怪事！不知有人在背后说了什么闲话？”
李信勉强一笑，说：“弟之所以出粮救灾，有时向大户劝赈，不过一则不忍见百姓流离失所，饿死道路，二则也怕穷百姓为饥寒所迫，铤而走险。如今世界，好比遍地堆着干柴，只要有一人放火，马上处处皆燃，不易扑灭。可恨乡邦士绅大户，都是鼠目寸光，只知敲剥小民，不知大难将至，反说弟故意沽名钓誉，笼络人心，好像有不可告人的心思。可笑！可笑！从朝廷官府到乡绅大户，诸般行事都是逼迫小民造反，正如古人所说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