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代小说发展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7年，小说创作主要着力于艺术地再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生活。再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作品，长篇小说主要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等反映解放战争的作品；孙犁的《风云初记》是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反映敌后斗争的作品；陆柱国的《上甘岭》，杨朔的《三千里江山》，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等作品是反映抗美援朝斗争的。此外，还有高云览的《小城春秋》，主要反映二三十年代革命斗争；杨沫的《青春之歌》，探索展现一代知识分子成长道路；欧阳山的《三家巷》，反映20年代香港罢工、广州起义等历史；梁斌的《红旗谱》被誉为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史诗。短篇小说主要有王愿坚的《七根火柴》《党费》，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茹志鹃的《百合花》，刘真的《长长的流水》等作品。
展现社会主义建设的长篇小说主要以农村合作化为题材者，代表作有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柳青的《创业史》。短篇方面主要有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三年早知道》，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等。反映工业题材小说，主要有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艾芜的《百炼成钢》，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草明的《乘风破浪》等长篇小说。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些描写人性、爱情，在艺术上有所突破的小说，宗璞的《红豆》，陆文夫的《小巷深处》，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丰村的《美丽》，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等。此外，这一时期少数民族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有优秀的作品出现，如云南彝族作家李乔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醒了的土地》《早来的春天》《呼啸的山风》），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另外几位蒙古族作家，也写出了优秀的作品，如扎拉嘎胡的中篇小说《春到草原》，安柯钦夫的短篇小说集《草原之夜》，朋斯克的中篇小说《金色的兴安岭》等。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学评论”的萧条时期。但还是有少数小说作品受当时社会形势的影响少，突破了意识形态设置的禁区和框架，长篇小说如克非的《春潮急》，黎汝清的《万山红遍》，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部、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短篇小说如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孙健忠的《山鹰展翅》等。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新时期小说创作，首先出现了一批深刻地控诉十年动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和心灵创伤的被称为“伤痕文学”的作品。“伤痕文学”指20 世纪70 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这一小说现象因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复旦大学中文系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而命名，1977 年11 月《人民文学》发表的刘心武的《班主任》则是这一小说现象的开山之作。“伤痕文学”揭露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对党、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创伤，特别是心灵创伤，代表作家及作品有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宗璞的《我是谁》，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郑义的《枫》，莫应丰的《将军吟》，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王蒙的《最可宝贵的》等短篇小说，以及叶辛的《蹉跎岁月》，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也是“伤痕文学”中的成绩突出者。“伤痕文学”中还有以讴歌革命战士坚持斗争、不屈不挠的高风亮节为主题的作品，如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张贤亮的《土牢情话》，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等作品，是以赞美人民美好情操为主题的“伤痕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对历史悲剧根源的探寻的“反思文学”。反思文学不仅表现社会政治问题，而且对人的生存状态非常关注，既控诉极“左”思潮对人性的毁灭，又歌颂身处逆境的人们为维护人的尊严、权利所表现出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如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刘真的《黑旗》，张弦的《记忆》，李国文的《月食》《冬天里的春天》，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王蒙的《蝴蝶》，古华的《芙蓉镇》，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贤亮的《绿化树》《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叶文玲的《心香》，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开始走向改革开放，反映这一时代特征的“改革文学”应运而生，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夜与昼》，水运宪的《祸起萧墙》，张贤亮的《龙种》《男人的风格》，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浮躁》等。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各条战线的人们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军旅小说的代表作有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方南江和李荃的《最后一个军礼》，宋学武的《敬礼！ 妈妈》，朱春雨的《沙海的绿荫》，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朱苏进的《射天狼》，唐栋的《兵车行》，刘亚洲的《两代风流》等。
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文学寻根”，它超越社会政治层面，突入到历史与文化的深处，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文化学的思考。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莫言的“红高粱系列”以及《透明的红萝卜》，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系列，阿城的《棋王》《遍地风流》，郑义的《远村》《老井》，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王安忆的《小鲍庄》，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等作品，被指认为是体现“文学寻根”的成果，但作家本人大多不能认可这一归类，所以，“寻根文学”和“寻根作家”的说法认同度较低。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市井小说”“都市小说”“乡土小说”“乡情小说”等称谓，邓友梅、陆文夫、冯骥才、刘心武、王安忆等作家，被认为是“市井小说”和“都市小说”的主要作家，代表作有邓友梅的《寻访“画儿韩”》《那五》《烟壶》，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刘心武的《钟鼓楼》《公共汽车叹咏调》，陆文夫的《围墙》《美食家》，王安忆的《流逝》，程乃珊的《蓝屋》等。高晓生、汪曾祺、刘绍棠、古华、张一弓、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张炜等作家，则被认为是“乡土小说”和“乡情小说”的主要作家，代表作有刘绍棠的《蒲柳人家》，古华的《爬满青藤的小屋》《月兰》，彭见明的《那山那人 那狗》，蔡测海的《远处的伐木声》，贾平凹的《山地笔记》集，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权文学的《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铁凝的《哦，香雪》《麦秸垛》，何士光的《种包谷的老人》《乡场上》，王滋润的《内当家》，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炜的《秋天的愤怒》《古船》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出现了“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等。先锋小说也叫“新潮小说”“探索小说”“实验小说”“现代派”。这类小说把叙事本身看作审美对象，运用虚构、想象等手段，进行叙事方法的实验，有的把实验本身，直接写进小说中，代表作家及作品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天堂里的对话》，苏童的《园艺》《红粉》《妻妾成群》《已婚男人》，格非的《迷舟》《褐色鸟群》《边缘》《欲望的旗帜》，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孙甘露的《访问梦境》《信使之函》《忆秦娥》《呼吸》，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世事如烟》《现实的一种》，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等。对新写实小说的界定，有这样的表述：“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钟山》卷首语，1989年3期）代表作家及作品有池莉的“人生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方方的《风景》《桃花灿烂》《行云流水》，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官场》，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阿城的《棋王》，张炜的《家族》《我的田园》《怀念与追忆》，张承志的《心灵史》等。“新历史小说”是与传统历史小说不同的一种小说。它不以真实历史人物和事件为框架来构筑历史故事，而是把人物活动的时空推到历史形态中，来表现当代人的人生态度与思想情感。新历史小说中描写平民英雄较多，对历史英雄的描写较少，代表作家及作品有陈忠实的《白鹿原》，李锐的《旧址》，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后宫》。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这一时期女性作家成就非凡，除了上述铁凝、残雪、池莉、张洁之外，张抗抗、竹林、宗璞、茹志鹃等都对新时期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群体性别意识的自觉，建构了女性主义话语和私人空间，创作了一批典型的女性文学，如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徐坤的《厨房》《狗日的足球》，毕淑敏的《女人之约》《红处方》，迟子建的《日落碗窑》，王安忆的《长恨歌》等。其中，陈染、林白等人的创作被称为“私人化写作”“个体体验小说”。在此基础上，90年代末出现了所谓的“美女作家”，她们注重描述个人的性、吸毒生活体验，或被称为是以身体写作的作家。棉棉的《糖》和卫慧的《上海宝贝》即因其对个人性体验颓废生活的过分渲染而受到查禁。1997 年前后开始出现“新官场小说”，如李佩甫的《羊的门》，李唯的《腐败分子潘长水》，王跃文的《官场春秋》等。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在中、短篇小说创作方面收获颇丰，如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江那边》《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去拉萨的路上》，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土家族作家蔡测海的《麝香》，朝鲜族作家林春元的《彩霞》《亲戚之间》，苗族作家伍略（本名龙明伍）的《绿色的箭囊》《麻栗沟》，白族作家张长（原名赵培中）的《空谷兰》《希望的绿叶》等作品。长篇小说的创作也很繁荣，如藏族作家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十三世达赖喇嘛》，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迷茫的大地》，多杰才旦的《又一个早晨》，益西卓玛的《清晨》，班觉的《松耳石》；哈萨克族作家贾合甫·米尔扎汗的《理想之路》，尼合买提·孟加尼的《燕子》，哈里木·哈那菲亚的《风暴》，吾拉兹汗·阿合买提的《巨变》，哈吉乌玛尔·夏布旦的《罪行》；壮族作家陆地（原名陆克惠）的《瀑布》；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的《醉乡》等作品的出现，成为本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开始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21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作家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类良知，走出封闭的自我空间，敏锐地直面现实，走进生活，思考社会，与时俱进，关注时代，关怀现实人生。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实现了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思想深度、理论深度到艺术深度的转变，出现了葛水平、郭文斌、潘向黎、戴来、魏微、田耳、盛可以等一批文坛新人，同时，迟子建、毕飞宇、陈应松、王松、孙惠芬、蒋韵等在进入21世纪之后创作风格更加成熟，出现了一批具有艺术深度而经得起推敲和耐人回味的艺术佳作，如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葛水平的《喊山》《地气》，潘向黎的《白水青菜》《永远的谢秋娘》，郭文斌的《吉祥如意》《大年》，毕飞宇的《玉米》《青衣》，王祥夫的《上边》，孙惠芬的《天河洗浴》，苏童的《西瓜船》等。同时，中、短篇小说的创作者更多地坚守自己的艺术个性，除了贾平凹、王安忆、阿来、阎连科、莫言、范小青、迟子建等实力派作家之外，当推毕飞宇、郭文斌、葛水平、潘向黎、陈应松、王松、田耳、邵丽、雪漠等文坛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