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武
《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一书，是史扶邻教授继《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之后所撰写的第二部孙中山传记性著作，1980年出版于美国。这是一部以欧、美一般读者为对象的有关孙中山的全传，是作者认真研究了孙中山的文集、丰富的档案资料，以及西方学者所撰写的有关孙中山和中国近代史的许多专题论著的基础上写成的，它既通俗，又不失为一种学术性的著作。我相信这部书的中译本出版后，对中国的读者会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因为它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孙中山的生平和时代，而且也可以从中了解西方历史学家对孙中山的研究状况以及他们所持的观点，同时也能像史扶邻所希望的那样，“从本书找到一些有价值及有趣的东西”。
中国近代历史进程表明：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广大的农民群众是这场革命的主力军，而要发动农民群众起来参加斗争，则必须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农民在政治上与经济上得到解放。广大农民群众虽然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它必须在先进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所领导的同盟会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没有放手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斗争。
史扶邻在评析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时，一再涉及同盟会的纲领和农民问题。例如，说孙中山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三大主义包含了“当代世界的政治推动力”。“然而，在将这些口号变为具体政策时，避开了帝国主义这个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也避开了农民备受剥削这个最有爆炸性的难点”。在评论萍、浏、醴起义时说：“参加者中有革命的学生，还有非上流社会广大阶层的人士。这充分表明，民众所受的苦难多么深重，又具有何等的勇于自我牺牲的斗争精神。”并认为要是没有一个“能予其动员并指导的革命组织支持，他们的斗争是徒劳的”。他在分析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虽然主持了一个临时政府，并没有能够真正实现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平等和不得不依赖外国银行家的贷款来维持其政权的原因时说：“农民仍受压迫。他们本是怀着摆脱地主和税吏的剥削欺凌的希望投身革命的。没有国内的社会革命，要取得国际平等地位仍是梦想。”“其关税收入，已被外国人控制着，以保证如期偿付贷款及赔偿；而可能征收到的田赋，又被封疆大吏鲸吞。一种能从动员起来的农民那里吸取力量的革命，本可破除地方权贵的势力，使中央政府从任何剩余农产品中得到好处，但是，由于没有一场按说比较容易且能消除社会冲突的革命，任何人若不依赖外国银行家，就不可能建立一个有效能的政府，也无法支付数以十万计官兵的军饷。”后来，史扶邻在论述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中国内部的革命形势日益发展时又进一步提出农民问题，并称赞朱执信在倒袁运动中已开始注意到发动农民这一支巨大的革命力量。他说朱执信这位具有独到见解的革命党人，开始在倒袁运动中发掘“贮存不满情绪的大水库”——农民革命力量。
近代中国客观历史进程还表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的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持它们在中国的统治，极力支持中国的封建势力。帝国主义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基础。
史扶邻在他的书中没有像上述那样明确的结论，可是他对许多具体历史事件论述所表现出来的观点，和上述论断是相一致的。例如，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政府的“自强”战略“即企图在保护传统的同时作有限的变革，也不可能取得成效。事实上，相互争夺的帝国主义列强向清政府提出的要求愈益苛刻，致使中国无法致力于内部的恢复工作”。又如，他在分析性地叙述了义和团运动期间，革命派和改良派都曾企图争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在南方成立革新政府，而结果却遭到帝国主义势力的镇压后，得出结论说：“对帝国主义而言，保持现状几乎是必然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皆处心积虑地保持自己用威胁和武力获取的利益，对群众的干劲和首创精神的发挥均本能地表示疑惧，因凡此可能导致其无法控制的变革。”“对列强来说，最省事的解决办法，就是支持中国现存的合法当局。”史扶邻上述的这些议论，虽是就具体的历史问题而发，他表达自己思想的语言尽管有自己的风格，但就其观点而言，则是符合中国近代历史实际的。这就说明了，一个历史学者，只要他不怀偏见，严肃地从历史事实出发，是可以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来的。
史扶邻对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些重要问题的分析，也是值得重视的。例如，20世纪初年，清政府的“新政”和资产阶级立宪派在这方面的活动，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有着各方面的影响。史扶邻从这类改革的直接受益者是谁这一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评析。他以为改革计划“有利于富人及有权有势者”，“权贵”在损害人民群众和中央政府的情况下，“是最大的赢家”，教育改革“基本上是迎合权贵子女的需要”，农民始终“看不到新学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对于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之所以迅速妥协，史扶邻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同盟会被权贵和武人凌驾，不只是因其组织上有缺陷，更重要的是，一些革命领袖和梁启超一样，担心旷日持久的内战，会招致列强的干涉。”又说：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外国人做梦都害怕这次革命会导致‘义和团’复活。当革命者的内外政策都显出温和姿态后，他们才松了口气。武昌起义爆发一周后，驻汉口的各国领事宣布中立，以此作为对革命者持温和态度的报答。革命党人曾指责清廷向外国人卑躬屈膝，但他们在维护外国人的特权及生命财产方面却更经心和一丝不苟。革命军宁可‘沿着宁沪线步行’，而不利用本可征调的火车。一位英国领事称此举实在‘离奇’。中国海关的英人总税务司愉快地注意到，尽管革命党人资金拮据，却不干预用于支付外债及赔偿的关税征收；他对革命党人的‘和善和通情达理’感到诧异。其实，这没有什么可诧异的。这一代领导人害怕列强瓜分中国更甚。他们中的许多人觉得，倘若没得到列强的认可和信任，在中国任何事也干不成。再也没有谁比孙中山对此更确信的了”。史扶邻对上述问题的分析，表明他具有相当深刻的观察力和敏锐的历史眼光。史扶邻在本书中就涉及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重要问题所作出的分析，无疑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至于史扶邻所希望读者能从这本书中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对于读者来说，最感兴趣的要算是书中引用西方学者的论著与大量的外文档案材料对一些历史事件与一些有关历史人物的介绍了。这对于我们了解某些历史事实和孙中山的一些外国友人是很有帮助的。例如，作者对武昌起义后，从英国跟随孙中山来中国的美国人荷马李的生平及其企图向中国革命投资的“红龙”计划的介绍，就是令人深感兴趣的。
史扶邻这部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他不仅仅着眼于孙中山一个人，而是把他看成那个时代历史的产物，作者把传记的主人公的个人经历同他所处的整个历史环境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有时甚至不惜用较多的笔墨来描述和剖析这种历史环境，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一部成功的革命家的传记，应该细致地描写并剖析怎样的社会历史环境促使传记主人公产生了革命的思想，并经历了怎样的历程终于走上革命道路的；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怎样成为革命的领导人物的；又是由怎样的条件决定了他在各个时期这样或那样地思考问题和采取行动；而这些和他的思想与作风的特点又有怎样的联系？应该说史扶邻是注意上述各点，并努力以赴的。例如，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顺应新的潮流》中，作者就以相当的篇幅较为生动地描述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五四运动的发展过程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指出孙中山是在广大的知识分子、城市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高昂的反帝爱国热情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威力的鼓舞下，“才最终开始说出民族主义的真正含义”，不再宣称民族主义的目标已因推翻清王朝而全部实现。他触及问题的实质“中国的国际地位低下”，“极力主张反对列强统治中国的图谋”，并指出他在6月13日上海总罢工刚刚结束之后，就公开第一次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发出猛烈的抨击，“指责日本人的行为比欧洲人的更坏”。10月，他在上海向学生演讲，“首次公开抨击了‘二十一条要求’”。还指出：“这时，孙中山对宣传武器更为重视。1919年6月，他的追随者在上海创办的《星期评论》加入了反帝大合唱。8月，《建设》月刊刊行，发表了孙中山本人近来写的文章，使更多喜欢理论的同志能参加知识分子的愈益激烈的辩论。”这样，史扶邻就有力地说明了孙中山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才“最终开始说出民族主义的真正含义”的。
正因为如此，史扶邻的这部书能使人读后看得出孙中山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战斗历程，并使人从其中可以看到19世纪末年和20世纪初年孙中山所处的那个急剧变化着的时代，多少感到时代脉搏的跳力。
可是，应该指出的是：在史扶邻对孙中山较为符合实际的论述中，也常有不公允之处。例如，他认为孙中山在1921年宣传“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是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言归于好，作为他与知识分子站在一边的主动表示，就欠公允了。史扶邻上述所引孙中山的那几句话，是孙中山在1920年写给海外同志的一封信中谈到的。孙中山在这封信中详述了爱国青年的革命活动，说“顽烈之伪政府，犹不敢撄其锋”，认为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是思想界的“空前大变动”。如果能继续发展下去，“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看出，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是很高的，这是他对新文化运动认识的真实反映。史扶邻把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的称赞，说成是“作为与知识分子站在一边的主动表示”，显然是不公允的。
史扶邻对孙中山是有一个总的看法的。这点他在《后记》中有所表述。他说：孙中山“是个民族英雄”，如果没有他，中国近代史上这个最黑暗时期“也许会更加黑暗”。“没有谁比孙中山对中国的潜力更充满自信”，像他这样百折不挠和大公无私地为发挥这种潜力而努力奋斗的了。“尽管他的许多想法不切实际，但体现他的特性的口号——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实际上等于描绘了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孙中山“在致力革命时，他宁愿选择最少使用武力的措施达其目的。这是环境及其气质使然。外国人造成的恐惧，使他阻止与帝国主义直接对抗。他反对鼓励阶级斗争，也不愿用暴力手段去消除本国的不公正根源。他虽具有大无畏的精神，但缺乏真正革命家所特有的冷酷。简言之，他宁愿谈判而不从事杀伐，求和解而不想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这些品质使他看起来仿佛是唐·吉诃德式的而不是革命家的奇怪人物，但更显出他是个纯粹的人”。
总的说来，史扶邻是按上述他对孙中山的总的看法来写这部传记的。他赞扬孙中山从事革命事业的一开始就立下了使中国迅速现代化、争取与世界其他各国地位平等的崇高目标，并坚持这一目标，终生不移。史扶邻称赞孙中山的一个强大的中国远较一个积弱的中国有利于东方和西方这一远见卓识。他说，“孙中山还认为，西方亦终将明白帝国主义的行为的愚蠢和不道德。虽然后人已证实了孙中山的判断，即倘若中国不是虚弱而是强大和统一，世界——东方和西方——的其他地区的境况将会更好些。但是，在帝国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期间，这种思想却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他认为孙中山的一些想法是有预言的性质。他说：“西方世界和日本——尤其是日本——发现与一个强大的、正在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合作能得到种种好处。”并为西方国家没有重视孙中山的友谊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和解而感到遗憾。他说：“如果说孙中山是个失败者，那末，他企图与之友好的外国人亦失败了。尤其是西方，不肯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妥协，与最温和的民族主义领袖为敌。”
史扶邻批评孙中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是对的，这确是孙中山的一个明显的弱点。这特别表现在他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的旧势力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方面。作者通过大量史实记述了尽管孙中山一生中不断要求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革命采取中立的态度，并希望得到它们的支持，可是，事实上，他却从来没有得到帝国主义的承认，“在他临终时，外国人仍孤立他”。史扶邻如实地叙述了在五四运动以后，广大工农群众奋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形势下，由于孙中山敢于起来公开反对帝国主义，使他的威望得到迅速的提高。史扶邻还公正地指出：孙中山“对资本主义列强的态度，与其说是鲍罗廷的个别指导，不如说是列强排斥他所造成。此时，他确曾谴责外国帝国主义使中国遭受种种不幸，包括工人、农民的痛苦”。又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并不是少数的鼓动家亲手做的事情。此际，反对帝国主义的都是好人，而孙中山则是最有说服力的民众的领袖。”
史扶邻批评孙中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是符合实际的，但他批评孙中山的政治作风的特点为实用主义，则欠公允。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由于看不到广大工农群众是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找不到把广大群众发动并组织起来的途径与方法，为了实现其革命目标，他确曾采取各种手段，试图从各方面寻求借用力量，其中包括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旧势力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坚持革命目标前提下在策略上的灵活运用，作为一个革命家是不可避免的。同时，由于近代中国所处的极为复杂又迅速变化着的国内外环境，作为一个革命家对许多复杂问题的认识常常需要一个认识和摸索过程，有时还会出现徬徨或陷于迷途。这是不足为怪的。
事实上，孙中山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是在不断发展着的。因此，孙中山在各个阶段这样或那样地思考问题和采取行动，除了与当时的客观形势有关外，还与他对事物的认识日益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不注意孙中山在思想认识上的发展，就难以准确地说明他的一些言行。例如，孙中山在1917年之所以反对中国参加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固然有反对段祺瑞企图通过“参战”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贷款以扩大北洋军阀势力的意图，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孙中山当时对帝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有所认识。否则，孙中山就不可能写出揭露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有力地驳斥国内反动派主张“参战”的种种谬论的《中国存亡问题》一文。史扶邻评论这篇文章“公开表示赞同严厉地批评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的观点，在此前是未曾有过的”。史扶邻这个评论是对的，孙中山在这以前确实不曾有过如此公开严厉地批评帝国主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说，这是孙中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不断提高的结果。可是，由于史扶邻没有注意到孙中山对问题认识的日益发展，所以，他就不能从孙中山的思想上来说明他在政治上之所以有这种变化。
正是由于史扶邻没有注意孙中山对事物认识的发展，又加上他把孙中山政治作风的特点说成是实用主义的，这就使他在有些问题上对孙中山的评论不免有不够确切之处。例如，他把孙中山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说成是孙中山在联络英、美、法、日以及德国失败之后，和孙的“实业计划”得不到西方各国的重视以后，不得不走的一条途径，就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了。
对于像孙中山这样一个长期被有些人偶像化了的伟大历史人物，弄清有关史实，如实地写出其历史形象，无疑是一部成功的孙中山传记所必做到的。史扶邻在写这部书的过程中，主观上是想做到这一点的。但是，由于他有意要打破有些人对孙中山的偶像化，致力于发掘过去不甚为人所知的有关孙中山的事实，有传记文学中所谓“揭发”的用心，以致确如已故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德昭为这本书所写的书评中所说的那样，“书中过于强调了揭发暴露部分，有的细节铺陈过繁，结果使得孙中山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的先行者的形象，反而显得模糊了”，以致它没有能够完全达到作者“所认识和他所愿意予以表达的孙中山”（见《抖擞》1981年11月，第47期）。
史扶邻教授是一位西方学者，对孙中山的研究虽然用力甚勤，但由于对中国国情的隔膜，某些论断不够准确，势所难免，我们自然不能过于苛求。
1986年春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