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
十多年前，我曾很高兴地为史扶邻教授的名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译本写过一篇前言，说到这本书有三个重要优点：第一，富有历史感，把孙中山初期走过的道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并且力图探索和说明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展；第二，把个人传记同对当时整个历史环境的考察结合起来，写的虽是孙中山的传记，读者却能从中看到一个时代，并且多少感觉到时代脉搏的跳动；第三，搜集了他所能得到的一切历史资料，包括国外的资料，经过认真的考订，作出自己的判断。同时，也提出一些商榷性的意见。
那时候，我还没有机会同史扶邻教授见面。很巧的是，这个中译本在第二年出版后不久，我在日本东京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见到了史扶邻教授，把这个中译本当面送给他，并且向他请教。记得在一次长谈中，他说到历史著作不应该只是停留在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上，更重要的是要把握住历史事件发展的基本线索，并给予恰当的说明。我很赞同这个看法。他还讲起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孙中山一生的著作，书名是《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希望也能被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的读者。这以后，我同史扶邻教授又多次见面，他也多次谈起这本书。所以当丘权政等同志把它译成中文时，要我再为它写一篇前言，我便爽快地答应了。
如果把这两本书粗略地比较一下，很容易发现它们之间不同的地方：前一本书研究的是孙中山早期的活动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篇幅比较大，有许多缜密细致的分析；后者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孙中山一生的历史，篇幅却只稍多于前者的一半，这自然预示着它将更多地从大处着眼，着重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孙中山的生平和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以及他所生活过的那个时代。作者在《中译本序》中说：孙中山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一般读者很想了解他的生平和时代，本书主要就是为这些人写的”。这就从一开始就把这本书的主旨和特色介绍清楚了。
两本书虽然有这些不同，但彼此又有着一脉相承的相同的地方。同一个作者的著作，通常总是保持着他那独有的鲜明个性。作者在前一本书中的那些重要优点，同样强烈地反映在后一本书中。而且由于后一本书的写法可以舍弃一些比较次要的细节，篇幅更为集中，又是作者在再经过12年研究后写的，所以它的前两个优点甚至比前一本书表现得更突出。
本书用力地在读者面前重新展现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所面对的那幅悲惨的画面。西方列强正在贪婪而蛮横地恣意掠夺中国，中国人被视为“劣等民族”，被驱赶到濒临灭亡的边缘。“清政府害怕群众的积极性，甚于害怕外国入侵者。”整个社会处于极度的不安和动荡中。这一切不能不深深地刺痛并激怒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在史扶邻教授这部著作中到处讲到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急剧高涨”，就是在这种特定背景下的产物。它必然引起革命运动的兴起。史扶邻教授写道，当时的民族主义者越来越深信：“革命是动员人民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这个结论是符合事实的。
西方力量的到来还带来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它展示出比当时中国远为先进的新的文明以及正在生气蓬勃地发展着的现代化进程。这对正在黑暗中探索的中国先进分子显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当时很多人醉心于全面学习西方是毫不足怪的。和同时代许多人相比，孙中山高明的地方在于他同时又很快能清醒地察觉到西方社会中存在的严重不公正状况，力图加以避免。
史扶邻教授在作了这样的考察后，要言不烦地作出他的基本判断：“孙中山是中国的一位民族英雄。”“虽然孙中山在策略上多变，但他的立场坚定不移。他从不动摇地为中国的统一和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俾使这个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他也从未放弃这种希望：建立一个基于社会正义的民主社会，而这种社会将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正因此憧憬，及为它的实现所进行的坚持不懈和英勇无畏的努力，才使孙中山在历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个基本判断，像一条主线似的贯串在全书的论述中。这个判断是中肯的。为什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能够在论战中击败它的强劲对手——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而把大多数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史扶邻教授也有一段很有见地的分析。他指出，孙中山断言革命“能使中国很快地实现现代化。这种言论，迎合了学生们的民族主义思想感情及对杰出人物统治论的偏爱……比改良派更准确地抓住了学生们的心理。改良派根据所谓普遍的和合理的标准，规划中国的发展速度，显现出一种总是落后于列强的可怕的前景”。这段分析，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孙中山所以能长时期地博得如此众多的中国人由衷尊敬的原因所在。
史扶邻教授用的书名《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最初曾使我感到困惑和费解。他在《中译本序》中特地说明，“我是从积极意义上使用这个字眼的”，并且作了具体的解释。这个解释是可以接受的。的确，孙中山的本性是热爱和平的。如果问题不使用暴力手段就能够得到解决，他本来是不准备使用这种手段的，但内外环境却往往迫使他不能不这样做。
他在兴中会成立前不久曾到天津向李鸿章上书。为什么？他当时最好的朋友陈少白说：因为他认为“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以挽救当时的中国”。正是在上书失败后，“所有希望完全成为泡影。所以到了这时候，孙先生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洲政府”。清朝政府被推翻后，民国成立，他又认为和平建设的新时期来到了。他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自己准备专力从事振兴实业。他给宋教仁的信中说：“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他甚至就任全国铁路督办，表示愿在10年内修20万里铁路。只是在袁世凯采取暴力手段暗杀宋教仁、镇压南方革命党人后，他才被迫举起“二次革命”的旗帜。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约法和国会。尽管孙中山看到“现在帝制余孽潜伏北方者有不少”，但仍下令“罢兵”。他在向从军华侨所作的演讲中说明这样做的理由：“国民实际已希望平和，政府已标赞成共和，消灭帝制之帜以为政，则吾人自不能不收束。”“人已公布赞成恢复共和制，强谓之伪，不可也，必先与以试验之期间。”“借其日假，亦必俟确有证据，如袁之帝制自为，尔时自然召全国之反对也。”又是到国会被重新解散，张勋实行复辟，他才再举起“护法”的旗帜。可见，对孙中山来说，并不是他天生有什么暴力革命的嗜好，而是中国近代实际国情表明舍此没有其他出路，舍此就谈不上民族解放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这才迫使他不得不作出革命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称他从事革命活动是出于“勉为其难”，也不是不可以的。
史扶邻教授具有敏锐而深刻的思考力，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必须具有的条件。在他这部著作中有许多新颖的独到见解，很能给人以启发。例如，在分析袁世凯的恢复帝制时，他写道：“袁世凯的这一决定，仅以个人野心还不足以说明其动机。鉴于共和政体未在群众中扎根，所以，他希望一个新的王朝能为促进国家统一及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一个中心点。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并非一个专制人物的妄想。”但是，实际生活的发展表明，事情并不像袁世凯所希望的那样。袁世凯的恢复帝制不仅在上层社会和下层群众中受到广泛的抵制，而且“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也已将共和政体与现代化等同，反对倒退的任何企图”。这确是袁世凯称帝不能不迅速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又如：讲到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时，史扶邻教授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其三重吸引力——最新式的西方意识形态、一种夺取政权的战略及与帝国主义对抗——更引人注意。”这里也包含着一些深刻的观察。这一类论断在书中很多，如果不是对当时中国的内外环境和社会心理作过多方面的细心考察，不经过研究者自己深入的思考，是写不出来的。
还需要说到，同《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样，本书引用了丰富的英国外交部档案、当时外文报刊和私人通信中的材料，吸收了大量西方学者对孙中山研究的成果，不少是许多中国读者和研究者所不熟悉的。这对我们研究孙中山和他的时代，特别是许多事件的国际背景是很有助益的。
当然并不是说，史扶邻教授这部著作中的所有论点都是我所赞同的。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也可能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我想，把这部有价值的研究著作推荐给中国读者是一件应该做的事情。这也是我写这篇《中译本前言》的原因所在。
1993年11月于北京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