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到底是否可以预测？这个问题和我们每一个投资者的投资决定和投资行为也有着重大关联度，因此也必须弄清楚。
市场预测和许多诸如自然界是否可以预测，天气是否可以预测，社会是否可以预测等等，是相同的问题。本书作者的回答是，任何趋势预测是可能的，但要预测到精确却不可能，如果真有什么“精确”预测的话，那也只是概率统计的一种特例。一个老妇中了千万巨额彩票，并不是她预测精确的结果，而只是她遇到了一次小概率事件，让她再来一次，可以说获得巨额彩票的肯定不是她，而是其他什么人。同样，如果所有的人都能进行精确预测，那么，相信就不会有各类飞机失事等惨剧的发生。学者或分析师因为对市场熟悉的缘故可以对投资市场作出一两次判断正确的预测，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对每一次市场事件都能做到精确无误，在更多情况下他们的预测可能和实际差之千里。
说趋势预测是可能的成功例证很多。1983年，在他的《第三次浪潮》一书里，美国学者阿尔文·托夫勒阐述了他的浪潮原理，书中分析，人类第一次产业浪潮发生在公元10000年以前，人类从此进入了农业时代。（注：阿尔文·托夫勒，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现担任著名杂志《幸福》的副主编。在记者生涯的磨砺中，对社会问题，特别是对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苦心钻研，终于成为知名的学者。作为杰出的未来学家，托夫勒曾任罗素·赛奇基金会特约研究员，康乃尔大学特聘教授，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研究员，IBM和AT&T等跨国企业顾问，从事未来价值体系及社会走向的研究。托夫勒先生被人们喻为“窥视未来的眼睛”，其主要著作有《第三次浪潮》。）第二次产业浪潮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第三次浪潮是即将到来的信息时代。就在托夫勒出版《第三次浪潮》图书10多年后，信息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也就是这本图书，成了那个年代中国年轻人的必读书目，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约翰·奈斯比特在全球是与托夫勒齐名的美国未来学家，20多年前，在他撰写的《大趋势》的著作里，他成功预见了网络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注：约翰·奈斯比特，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其1982年的作品《大趋势》曾是风靡全球的畅销书之一，被翻译成57种文字在海内外广为流传，销售了1400万册。约翰·奈斯比特的阅历丰富，他有着哈佛、康奈尔和犹他三所大学的教育背景，曾为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担当主管教育的助理秘书，前总统约翰逊的特别助理。他在哈佛大学、莫斯科大学当过访问学者，目前还是我国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同时还是许多跨国大公司高层及政府高官的顾问。）
然而，无论是阿尔文·托夫勒还是约翰·奈斯比特，他们的预测都是建立在社会科学基础之上的趋势分析上的，和我们现在在中国A股市上看到的大量在做所谓“精确”预测的分析师的做法有着天壤之别。
其实，早在1926年，德国科学家威纳·海森堡就提出了著名的“不确定性”原理，从而宣告精确预测的死亡。海森堡认为，为了预言一个粒子未来的位置和速度，人们必须能准确测量它现在的位置和速度，显而易见的办法是将光照到这粒子上，一部分光波被此粒子散射开来，由此指明它的位置。然而，人们不可能将粒子位置确定到比光的两个波峰之间距离更小的程度，所以必须用短波长的光来测量粒子位置。现在由普郎克量子假设可以得出，人们不能用任意少的光的数量，至少要用一个光量子。这量子会扰动这粒子，并以一种不能预见的方式改变粒子的速度。而且，位置测量得越准确，所需的波长就越短，单独量子能量也越大，这样粒子的速度就被扰动得越厉害。换言之，对粒子位置测量得越精准，对速度的测量就越不准确；反之，对粒子速度测量的越准确，对粒子位置就测量的越不准确。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提出了一个世界上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如果人们甚至不能准确测量宇宙的现在的态，就肯定不能准确预言将来事件！由此及彼，我们便不难推导出证券市场未来变化是不可预测性的结论来。
任何长期观察巴菲特的人都知道他对于预测股市的看法是不要浪费时间。无论是针对整体经济发展、市场大盘走势，还是个别股票价格波动，巴菲特都强烈地认为预测未来对投资并不具有任何价值。过去的40多年里巴菲特创造了巨额财富和傲人的投资业绩，这一切都是靠大笔投资在少数绩优股上的投资策略的结果。而就在同时，一般投资人却从未专注标的公司基本面的分析，他们疯狂地追逐股票市场的走势预测。巴菲特指出，唯一可以预估的是人性的贪婪、对未知的恐惧和愚蠢。而股票市场未来的发展却往往是无法预测得到的。
预测无效性可以从投资大师中见到。1987年10月股市崩溃的前一个月，乔治·索罗斯出现在《财富》杂志的封面上。杂志刊登了他这样一段话：“美国股票飙升到了远超过基本价值的程度，并不意味它们一定会暴跌。不能仅仅因为市场被高估就断定它不可维持。”1987年10月14日，索罗斯在《金融时报》上重申了他先前的看法。可一星期后，索罗斯的量子基金随着美国股市的崩盘而损失了3.5亿多美元，他全年的盈利在短短几天内被席卷一空。索罗斯承认：“我在金融上的成功与我预测事件的能力完全不相称。”
伊莱恩·葛莎莉本是华尔街一个不知名的数字分析家，她于1987年10月12日预测说“股市崩溃就在眼前”。一个礼拜后，“黑色星期一”降临，她立刻成了媒体宠儿。几年后她把她的名声转化成了一笔商业财富，她成立的基金公司让她发了财，但她的追随者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994年，她的互助基金持股者投票决定终止该基金运营，原因是她在1987—1996年的整体预测记录糟糕至极，14次预测只有5次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她的预测成功率为36％。就是用抛硬币的方法，你也会预测得更准，并赚更多的钱！
我们只需放眼世界，就可以发现许多所谓“专家”的预测成绩有多么的差劲：90%的经济学家没能预测到21世纪初美国经济的那场不景气。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大型投资机构曾预测墨西哥股市的多头市场即将到来，但没多久该国政府就放任本国货币比索大幅贬值，并引发了墨西哥有史以来最大一次股价狂泻。试问：有谁能预测到这一节外生枝的政府行为？
同样，没人预测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在一个大繁荣时期突袭而来，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将东南亚和东亚新兴国家一个个击倒。相反，就在21世纪刚来临时，又有谁预见到了世界大宗商品的大多头市道正悄没声息地扑面而来。到了2005年，黄金疯狂涨到了每盎司700美元，石油每桶70美元。直到今天，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仍处在大多头市道里，价格还在狂奔突进。由于预测错误，令不少国际炒家因坐失了享受这次千载难遇的大多头投资市道而扼腕不已。
在中国，2001年上证综指在跃上历史高点2245的点位后，便出现了拐头向下的绵绵阴跌大趋势。当年这一拐就是漫长的5年，将征战股市多年的中外基金、券商、私募基金以及所有市场投资人全线套住。而2001年正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年，中国经济在嗣后5年里也一直以10%以上的年增长率持续高速发展。而就在股市极度低迷，市场人士都不看好中国股市的时候，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波牛市突然启动，上证综指一路高歌猛进。早在2005年初，当上证综指从九百多点到达1300点位时，胆怯的资金已开始退场，认为大盘已涨到头了。到2006年年底当上证综指已在1900点的高位上，市场出现了更多的兑现资金。大盘被疯狂推升到2700点位时，时间已是2007年的1月初。到1月底，大盘已在3000点附近兵临城下了，4月已破4000点，6月破5000点，8月6000点大关也被攻克。
如果说市场是可以预测的话，那么，请告诉我们，有谁精准地预测到中国股市会分别于2007年1月31日、2月27日、4月19日、5月30日、10月25日，以及11月8日出现的大跌现象？又有谁能预测到中国股市在2月27日的大跌还引发了全球性股灾？承接2月27日“黑色星期二”中国股市的大跌，美国道琼斯指数随后大跌400点，跌3.29%、新兴市场股市开盘后多有3％—7％的跌幅，欧洲、日本等主要股市也纷纷大跌。习惯预测市场的那些分析师怎么也没有料到中国股市的全球影响力已非吴下阿蒙，难怪有人惊呼：“中国股市打个喷嚏，世界股市伤风感冒了！”，将原来的那句“美国经济打个喷嚏，世界经济伤风感冒”作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颠覆。
我们举例来看一看许多预测的结果与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们列入从1982年到1995年共16年的预测调查数据，该调查每半年预测一次美国30年公债增殖利率走势结果。在所有31次预测中，从未有一次能够准确地预测准市场利率。更惊人的是，竟有高达22次的预测发生方向性的错误。
用巴非特的一句话加以总结，那就是“不要试图去预测市场。”巴菲特的许多忠实追随者坚持预测市场的未来走势不具有任何意义，他们能够不受股票市场中“算命先生”的干扰，自行规划自己的投资组合。然而，大部分投资人却常常不由自主地被那些号称预测股票市场准确无比的分析师所吸引。嘉伯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历史轨迹看，人们总是容易被一些号称能预测未来的先知、概念或系统所深深吸引。只要一些算命先生、巫师、市场先知、经济学家等随便说一句“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就能够吸引千百万人的目光。虽然历史上已经充满了一大堆预测失败的例证，但算命先生仍然会层出不穷，因为他们知道总是能在市场中找到那些心灵饥渴的听众。
尽管未来不可预测，但有一点还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优秀的标的公司终究会在股价上反映出其投资价值来，从这一层意义上说、且也只有从这一意义上说，未来才是可预知的。但是，我们却无法知道这个投资价值要等到何时才会反映出来。我们只知道所有的股票价格都会上下波动，却无法预知到底这些股票在未来的一年是波动向上还是波动向下。从巴菲特的投资策略中我们可以领悟到，投资人其实无需沉溺在对股票短期走势将如何的无谓的预测中，重要的是投资人是否已投资在好的标的公司上，选择长期获利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绩优股，将资金重押在几支这样的股票上，不论短期股市如何震荡，都对自己所持的股票长抱不放，直到价格真正体现出这些股票价值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