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雅集聚会
如前所述，有唐一代无论是帝王、贵族、官吏，还是布衣百姓都竞相构园。“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奕，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李肇《唐国史补》卷下）。“长安春时，盛于游赏，园林树木无闲地……都人市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开元天宝遗事》卷下）。“唐贞观、开元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馀邸”（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这种风气当然与整个社会的长时期太平，经济的普遍繁荣，物质财富的聚敛积累，园林艺术的发达以及享乐主义的蔚然成风有关。构园一旦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而不是极个别人的独擅，那么，它就又会反过来对其他社会风尚的流行推波助澜：为其提供宽敞的空间、优雅的环境、舒适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一种淡泊超然的心境。也可以说，园林是各种风尚和习俗得以保留并昌盛的培养基。
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喜欢以群体或社团的方式生活。孤独隐逸是对社会的一种抗议，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渴望社会的理解和召唤，渴望着回归到主流社会中来。在唐代，虽然没有近代严格意义上的社团和政党，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非我族类，固要排斥，而同党同群之内，则交往交流颇多颇深。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诗·小雅·伐木》），“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诗·小雅·鹿鸣》），都是这个意思。而园林别业为这种社交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路）恕私第有佳林园，自贞元初李纾、包佶辈迄于元和末，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从之游，高歌纵酒，不屑外虑，未尝问家事。”（《旧唐书·路嗣恭传》）武宗会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白居易在东都洛阳履道里池亭聚会，有诗《胡、吉、郑、刘、卢、张等六贤皆多年寿，予亦次焉，偶于弊居合成尚齿之会，七老相顾，既醉且欢，静而思之，此会稀有，因成七言六韵以纪之，传好事者》，诗云：
七人五百七十岁，拖紫纡朱垂白须。手里无金莫嗟叹，尊中有酒且欢娱。诗吟两句神还王，酒饮三杯气尚粗。嵬峨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孙扶。天年高过二疏傅，人数多于四皓图。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间此会更应无？
诗末自注：“前怀州司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卫尉卿致仕冯翊吉皎年八十六，前右龙武军长史荥阳郑据年八十四，前慈州刺史广平刘真年八十二，前侍御史内供奉官范阳卢真年八十二，前永州刺史清河张浑年七十四，刑部尚书致仕太原白居易年七十四。已上七人，合五百七十岁。会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于白家履道宅同宴，宴罢赋诗。时秘书监狄兼谟、河南尹卢贞，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又《九老图诗并序》：“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绝伦，同归故乡，亦来斯会，续命书姓名年齿，写其形貌，附于图右，与前七老，题为《九老图》。仍以一绝赠之。”原注：“二老谓洛中遗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归洛僧如满，年九十五岁。”九个寿星，一时耆旧，同聚共欢，真是盛况空前。裴度在洛阳午桥创别墅，凉台暑馆，花木万株，取名绿野堂，公务之馀，他与白居易、刘禹锡等酣宴终日，放言高歌，当时许多名士，都应邀参加（《旧唐书·裴度传》）。又如：
酒解留征客，歌能破别愁。（独孤及《九月九日李苏州东楼宴》）
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杜甫《寄题江外草堂》）
客醉挥金碗，诗成得绣袍。清秋多宴会，终日困香醪。（杜甫《崔驸马山亭宴集》）
掖垣携爱客，胜地赏年光。向竹过宾馆，寻山到妓堂。歌声掩金谷，舞态出平阳。（钱起《奉陪郭常侍宴川山池》）
宾阁玳筵开，通宵递玉杯。尘随歌扇起，雪逐舞衣回。剪炷清光发，添香暖气来。令君敦宿好，更为一裴回。（崔备《奉陪武相公西亭夜宴陆郎中》）
这类记载在唐诗、唐文、唐传奇和笔记中俯拾皆是，所以就不多罗列了。通过以上所引资料不难看出，作为一种社交礼仪，宴会是如此频繁，陈列是如此豪奢，不仅有酒助兴，而且有艺妓陪歌伴舞，狂欢通宵达旦，反映出当时都市的繁华及夜生活的丰富多彩。
如果说在宴集聚会时饮酒能令人激动颠狂，热血沸腾，那么饮茶则能使人消烦去躁，清心寡欲：
共有春山兴，幽寻此日同。谈诗访灵彻，入社愧陶公。竹暗间房雨，茶香别院风。谁知尘境外，路与白云通。（戴叔伦《与友人过山寺》）
远访山中客，分泉谩煮茶。相携林下坐，共惜鬓边华。归路逢残雨，沿溪见落花。候门童子问，游乐到谁家？（戴叔伦《春日访山人》）
茶在唐代以前记载较少，饮茶亦不甚风行。唐代流行品茗，茶的产地亦很广泛。李肇《唐国史补》卷下：“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出。”他列举了各地的名茶，如剑南的蒙顶石花茶，湖州顾渚的紫笋茶，东川的神泉小团、昌明兽目茶，峡州的碧涧明月、芳蕊、茱萸茶，福州方山的露芽茶，夔州的香山茶，江陵的南木茶，湖南的衡山茶，岳州湖的含膏茶，常州的紫笋茶，婺州的东白茶，睦州的鸠坑茶，洪州西山的白露茶，寿州霍山的黄牙茶，蕲州蕲门的团黄茶。他推剑南的蒙顶石花茶为第一，而顾渚紫笋和常州阳羡茶均为贡品。
陆羽对茶的发展影响极大，他在信州上饶（今属江西）有山舍，并有茶园。《舆地纪胜》卷二一：“唐太子文学陆鸿渐居于茶山，刺史姚钦多自枉驾。又按唐《孟东野集》亦有《题陆鸿渐上饶新开山舍》诗。《图经》云：今城北三里广教寺有茶数亩，相传鸿渐所种也。”《新唐书·隐逸传》说他嗜茶，著《茶经》三卷，谈到茶的来源及功效，煎茶的方法，时称“茶仙”。卖茶人家置其像祀为茶神。陆羽还曾同皎然、灵澈一同居杼山妙喜寺，颜真卿于寺旁创亭，陆羽以其于癸丑岁冬十月癸卯朔二十日癸亥建成，于是命名三癸亭一说陆羽创亭，颜真卿命名，疑误。参见本书下编《唐代园林别业考》“三癸亭”条。皎然赋诗，时称“三绝”。“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皎然《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九月九日赏菊饮酒本为习俗，但士农工商皆仿效，痛饮酣醉，丑态百出，殊为可憎。因此静静地看着火舔茶炊，热气蒸腾，听松涛海浪般的声响，慢悠悠小啜一口清汤，自然逸气风生，飘然若仙。
第二节 修道习禅
游居林园，与自然的肌肤接触，很容易使人从集体无意识的底层联想到人类童年时的经历，油然而生栖隐林泉、重归自然的念头。而隐居者的日常课程主要是修道与习禅，他们的愿望不外乎成仙或成佛。宗教的色彩就这样涂抹在园林别业上。
瀛海无因泛，昆丘岂易寻。数峰聊在目，一境暂清心。（武元衡《甫构西亭偶题因呈监军及幕中诸公》）
海上仙山，虚无缥缈，但居于园林，却是求仙之道的速成。“谁知茅屋里，有路向峨眉”（于鹄《题南峰褚道士》）。何况，现实中如许苦恼，无处消解，也必须寻求一种解脱，找到一种麻醉剂。“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王维《酌酒与裴迪》），这固然是一种解嘲，一种精神胜利法。但“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王维《叹白发》），则是一种无奈和酸楚。修道的内容不仅仅是苦修和读经，还可以采药炼丹：
君隐处，当一星，莲花峰头饭黄精，仙人掌上演丹经。鸟不到，人莫攀。隐来十年不下山。袖中短书谁为达，华阴道士卖药还。（岑参《赠西岳山人李冈》）
晓服云英漱井华，寥然身若在烟霞。药销日晏三匙饭，酒渴春深一碗茶。每夜坐禅观水月，有时行醉玩风花。净名事理人难解，身不出家心出家。（白居易《早服云母散》）
炼蜜敲石炭，洗澡乘瀑泉。白犬舐客衣，惊走闻腥膻。乃知轩冕徒，宁比云壑眠。（于鹄《过凌霄洞天谒张先生祠》）
炼丹、采药、服食、行散本是神仙家的作业，坐禅静修则是佛家的课程，但唐代文人将二者兼容并蓄，圆融而行之。用世与遁世亦为士人行为的两个极端，互相轩轾，但白居易亦将两者巧妙地调停，“身不出家心出家”，这是最圆通最富有中国智慧的宗教观，也是佛教中国化之后的产物-居士思想。白居易《三教论衡》：“儒门释教，虽名数则有异同；约义归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者也。”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者还不止儒释，就连老庄也与此有瓜葛：“大抵宗庄叟，私心事竺乾。浮荣水划字，真谛火生莲。梵部经十一，玄书字五千。是非都付梦，语默不妨禅。”（《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其中“庄叟”指庄子；“竺乾”是印度的别称，此指佛；“经十二”指佛学的十二分教，“字五千”指老子《道德经》五千言。王维所谓“离身而返屈其身，知名空而返不避其名”，“长林丰草，岂与官署门阑有异乎”，“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与魏居士书》），与白居易的认识何乃相似耳！原因就在于他们有同样的心理结构和思想模式。一仕隐，合道释，齐内外，消除一切差别，摒弃各种烦恼，追求瞬间的解脱和永恒。就连一些女性对此亦深信不移，坚持修炼。秦系《题女道士居》：“不饵住云溪，休丹罢药畦。杏花虚结子，石髓任成泥。扫地青牛卧，栽松白鹤栖。共知仙女丽，莫是阮郎妻？”题下原注：“不饵芝术四十馀年。”这种记录的真实性有多少，姑且不说，但它的广泛流传，则至少说明整个社会对此类信息的浓厚兴趣。
园林的清幽环境，还可以使人体会顿悟真如禅境：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王维《辋川集》二十首《辛夷坞》）
萧条心境外，兀坐独参禅。萝月明盘石，松风落涧泉。性空长入定，心悟自通玄。去住浑无迹，青山谢世缘。（戴叔伦《晖上人独坐亭》）
不动如如万事休，澄潭彻底未曾流。个中正念常相续，月皎天心云雾收。（香岩智闲禅师《寂照颂》）
士大夫文人的诸种生活情趣都与园林游赏有关，而这些雅好又能使人淡泊心性，体悟自己生命深层的本真。郑谷《自遣》：“谁知野性真天性，不扣权门扣道门。窥砚晚莺临砌树，迸阶春笋隔篱根。朝回何处消长日，紫阁峰南有旧村。”“松溪水色绿于松，每到松溪到暮钟。闲得心源只如此，问禅何必向双峰”（郑谷《忍公小轩二首》其一），春在桃花枝，佛在人心中，故不必踏破铁鞋，向人乞讨。一旦了悟，瞬刻便得永恒，刹那即成终古。
第三节 避暑纳凉
骄阳似火，暑热蒸人，现代有各种各样的降温避暑设施，尚且难熬，古代尤然。“经时苦炎暑，心体但烦倦。白日一何长，清秋不可见。”（白居易《苦热喜凉》）“骄阳连毒暑，动植皆枯槁。旱日乾密云，炎烟焦茂草。少壮犹困苦，况予病且老。既无白梅檀，何以除热恼。汗巾束头鬓，膻食熏襟抱。”（白居易《赠韦处士六年夏大热旱》）“天云如烧人如炙，天地炉中更何适。蝉喘雷干冰井融，些子清风有何益。”（贯休《苦热寄赤松道者》）这确实是令人苦恼而又无奈的。
别业多建于郊外岗阜地带，高敞通风。至于卜筑深山峻岭或湖海河滨，一般温度低，湿度大，爽风送凉，环境怡人，是逃暑消夏的最好去处。《开元天宝遗事》卷下：“长安富家子刘逸、李闲、卫旷，家世巨豪，而好接待四方之士，疏财重义，有难必救，真慷慨之士，人皆归仰焉。每至暑伏中，各于林亭内植画柱，以锦绮结为凉棚，设坐具，召长安名妓间坐，递相延请，为避暑之会。时人无不爱羡也。”“天下正炎热，此然冰雪俱”（元结《题孟中丞茅阁》），唐人对园林的这一功能有明确的认识：
何处堪避暑？林间背日楼。何处好追凉？池上随风舟。日高饥始食，食竟饱还游。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眼明见青山，耳醒闻碧流。脱袜闲濯足，解巾快搔头。如此来几时，已过六七秋。从心至百骸，无一不自由。（白居易《何处堪避暑》）
风清泉冷竹修修，三伏炎天凉似秋。黄犬引迎骑马客，青衣扶下钓鱼舟。衰容自觉宜闲坐，蹇步谁能更远游。料得此身终老处，只应林下与滩头。（白居易《池畔逐凉》）
千竿竹翠数莲红，水阁虚凉玉簟空。琥珀红疑漏酒，水晶帘莹更通风。赐冰满碗沉朱实，法馔盈盘覆碧笼。尽日逍遥避烦暑，再三珍重主人翁。（刘禹锡《刘驸马水亭避暑》）
饱食缓行新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脱巾斜依绳床坐，风送水声来耳边。（裴度《凉风亭睡觉》）
火云如烧接苍梧，原野烟连大泽枯。谩费葛衫葵扇力，争禁泉石润肌肤。（齐己《苦热怀玉泉寺寄仁上人》）
尤为奇特者，有一些随气温变化的泉水，天热泉凉，天寒泉热：“浯溪石下多泉源，盛暑大寒冬大温。”（元结《说洄溪招退者》）这样，园林的实用功能得到了延伸和开发，冬夏都可以令人舒心惬意地游览居住。
又据《唐语林》卷五记载，天宝时御史大夫王宅内有自雨亭子，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向达先生认为此亭与玄宗凉殿构造类似，皆仿西域拂林风所造。按《旧唐书·拂林国传》：“至于盛暑之节，人厌嚣热，乃引水潜流上遍于屋宇。机制巧密，人莫之知。观者惟闻屋上泉鸣，俄见四檐飞溜，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其巧如此。”可见园林建筑与外来文化亦有联系，但如此侈靡，只有皇室权贵才能享受，一般士人恐无法想象。
第四节 疗疾养病
俗话说：吃五谷，生百病。疾病缠身令人恼火，甚至痛苦，但又是无法避免的。有病需要诊治，更需要疗养，所谓“三分药，七分养”，就是这个意思。园林别业无疑是疗养的最佳选择。幽雅的环境，清洁卫生的空气，都利于身体的康复。现代疗养保健的原理，古人早已认识到：
何人病浓，积醉且未醒。与我一登临，为君安性情。（元结《登白云亭》）
山中的温泉，含多种矿物质和放射元素，多浴可治疗各种皮肤病、风湿病和关节炎症。古人已发现温泉的医疗保健功能，唐人已对此广泛利用。骊山温泉是皇家疗养院，每年冬夏皇帝都去洗沐。一般士人及官吏也利用各地的温泉治病。李敬方曾患头风，去黄山汤院洗浴，疗效明显，于是他再次往浴汤，并作《题黄山汤院并序》：“楚镇惟黄岫，灵泉浴圣源。煎熬何处所，炉炭孰司存。沙暖泉长拂，霜笼水更温。不疏还自决，虽挠未尝浑。地启岩为洞，天开石作盆。常留今日色，不减故年痕。阴焰潜生海，阳光暗炷坤。定应邻火宅，非独过焦原。龙讶惊冬润，莺疑满谷暄。善烹寒食茗，能变早春园。及物功何大，随流道益尊。洁斋齐物主，疗病夺医门。外秘千峰秀，旁通百潦奔。禅家休问疾。骚客罢招魂。”不厌其烦地铺陈夸说温泉疗效的神奇。
祈求长寿是人类的共同愿望，求长寿者或服食丹砂，或采摘奇药，或导引练功。但山中的自然环境、绿色食品、淡泊心境亦可延年益寿：“长松亭亭满四山，山间乳窦流清泉。洄溪正在此山里，乳水松膏常灌田。松膏乳水田肥良，稻苗如蒲米粒长。糜色如珈玉液酒，酒熟犹闻松节香。溪边老翁年几许，长男头白孙嫁女。问言只食松田米，无药无方向人语。”（元结《说洄溪招退者》）“只食松田米”，无药无方，就可以长寿，似乎有些荒诞不经。但现代环境科学已经证明：分别居住在大都市、小城镇、与外界隔绝的乡村，从医疗条件来说是递减的，但从寿命来说，则是递增的。新闻媒体报道的老寿星多在乡村，医疗条件极差，这对现代医学是一种嘲讽和挑战，令人深思。
第五节 志学读书
园池山林的环境，不仅可以避暑消夏、养病疗疾，而且还有助于读书。唐代实行科举制，“取士各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新唐书·选举志》）。其中最为人们看重和称道的是进士科。进士科开始与秀才、明经、明算、明法、明字诸科并列，作为岁举常贡之一，但不久便超过了其他各科，在唐代名声最响，及第者引以为荣耀，社会各界莫不艳羡。所谓“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王建《送薛蔓应举》）。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记述说：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辩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有一材一艺者，虽出身卑微低贱，但只要刻苦努力，通过国家规定的考试科目，都可得第授职，进入官僚特权阶层，考试成绩优异者，还可以进入高级中枢机构。这就是被西方人所仿效的文官制度。这其中考试是关键，而考试的内容不外乎是儒家经典和诗赋，所以准确全面地记诵经典，并能临场发挥，就是仕进成功的关键。因此寻觅一个无外界干扰的地方，保持一个良好的心境，是非常必要的。《唐摭言》卷三：“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而中条山则被称为应举的“书生渊薮”（《唐摭言》卷一），文士结茅卜居，发愤读书者很多。鲜于仲通“年二十馀，尚未知书，太常（其父赠太常卿）切责之。县南有离堆山，陡入嘉陵江，形胜峻绝。公乃慷慨发愤，屏弃人事，凿石构室以居焉，励精为学。至以针钩其脸，使不得睡。读书好观大略，工文，而不好为之。开元二十年，年近四十，举乡贡进士高第。”。苻载回忆自己“弱年与北海王简言，陇西李元象，洎中师高明会合于蜀，四人相依约为友。遂同诣青城山，斩刈蓁苇，手树屋宇，俱务王佐之学。”。又据《云笈七签》卷一一七：“文铢者，长安人也，父母令于别业读书，为庄前堆阜之上置书堂焉。”李白少年曾于匡山读书，阎防亦于终南山百丈溪筑茅斋读书，韩愈子韩符亦曾于长安城南樊川一带筑室读书。白居易《代书》：“庐山自陶谢洎十八贤已还，儒风绵绵，相续不绝。贞元初，有苻载、杨衡辈隐焉。亦出为文人，今其读书属文、结草庐于岩谷间者，犹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刘轲。”类似的例子在唐人的记述中很多，只列举一些题目就可见一斑：
宋之问《茅斋读书》/贾岛《送独孤马二秀才居明月山读书》/韩愈《符读书城南》/皎然《送裴秀才往会稽山读书》/皎然《湖南草堂读书招李明府》/皎然《同明府章送沈秀才还石门山读书》/钱起《山斋读书寄时校书杜叟》/李群玉《劝人庐山读书》/唐求《送友人江行之庐山肄业》。
窦常则在大历十四年进士及第后，卜居广陵之柳杨，结庐而隐，疏泉种竹，以讲学著书为事，由擢第至释褐共二十年（《旧唐书·窦群传》）。
山中习业读书，孑然一人固清静，但亦有诸多不便。所以，习业山林往往结伴成群。《太平广记》卷三七《张仲殷》：“户部郎中张滂之子曰仲殷，于南山内读书，遂结时流子弟三四人。”同书卷三七二《李华》：“唐吏部员外李华幼时与流辈五六人在济源山庄读书。”有因借别业而读书者，也有为读书而特地卜筑者。但有一点似乎是大体相似，即为科考习业。读书与功名利禄有关，而别业林园亦与科举有了因缘。李颀《缓歌行》中明确表示：“男儿立身须自强，十年闭户颍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则园林别业对于教育史上私学之发展亦有以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