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诗以兴游
比较而言，园林别业是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空间艺术，它主要运用自然界的砂、石、水、土、植被和动物等材料，在有限的空间中，塑造出山体、水体、建筑和花木等景观，供人们旅游、观赏、休憩、居住；而文学则是一种时间艺术，它以语言符号为基本材料，通过对现实生活和人们情感思绪的变形处理，以形象反映生活。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园林观赏基于人们的视知觉和肢体运动，而文学则基于视听基础上的想象。园林与建筑、雕塑、绘画为兄弟行，而文学则与音乐有姊妹情。表面上看，别业园林与文学两不相蒙，互不搭界。但从艺术发生发展的实际过程来考察，我们发现两者关系极为密切，互相影响作用。一方面，从思维方式、审美理想上说，两者多所一致，从终极目的上说，两者也是旨趣相同。另一方面，各自从对方摄取营养，借鉴创作手段，松风比籁，水月齐晖。在中国艺术史的长河中，这两种艺术有时如两峰并峙，二水分流，有时又交融渗透，难分彼此，最后殊途同归，朝宗于海。就其本质而言，园林是用土木写成的文学，文学则是用语言材料砌成的一座园林。清代钱泳《履园丛话》中说：“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方称佳构。”说明园林创作与诗文创作的一致性。陈从周先生说：“文因景成，景借文传。”亦说明园林与文学互相依从的关系。
就艺术发生的实际过程来看，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文学对别业园林的影响。因为文学（特别是诗歌）起源较早，又较少受物质材料的限制。故在先秦时期已出现了第一次诗歌高潮（《诗经》和《楚辞》）及散文高潮（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汉代继之出现第二次诗歌高潮（汉乐府民歌和汉末文人五言诗）及散文高潮（史传散文和政论散文）。魏晋以降，在文学独立自觉的时代背景下，文体分类更加细密。尤为重要的是，人们把审美注意力由人事转向自然山水，创作了大量山水诗、田园诗和山水游记，涌现出许多名家名作，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经验，唐代的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则将山水田园诗和山水游记的创作推向巅峰，成为一种范本，后世难以为继。而园林别业则因受到物质材料、空间、人力、财力等的限制，发展较迟缓。先秦的园林多不可考，秦汉时主要是宫殿建筑和皇家园林。魏晋南北朝时期，帝王、贵族、文士雅爱山水，一窝蜂似地涌进园林，几近狂热。僧道两家也趁机先下手为强，占据名山胜地，修建了许多寺观园林。但这仅仅是起步，长足的发展要到隋唐以后，真正的繁荣和最高成就要到明清才出现，有实物遗存保留下来的园林作品，也只有明清。而此刻，正统文学的样式-诗文，已经告别辉煌，日渐式微。文学舞台已由词、曲、戏剧、小说相继登场，各领风骚。诗文则犹如寂寞寥落的白头宫女，只配“闲坐说玄宗”-靠回忆青春少年慰藉心灵，打发馀生了。这就是笔者要首先谈文学影响别业园林的原因。
如同国画和书法讲究边款、题记、印章一样，园林别业也有类似的要求。往往不但整座园林有标题，园中各个景观也有标题。《红楼梦》第十七回记述大观园工程基本就绪，作者曹雪芹借贾政之口说：“若干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唐人将给园林题写匾额称作“标榜”或“花榜”。白居易《严十八郎中在郡日改制东南楼因名清辉，未立标榜，征归郎署，予既到郡，性爱楼居，宴游其间，颇有幽致，聊成十韵，兼戏寄严》：“严郎置兹楼，立名曰清辉。未及署花榜，遽征还粉闱。”题写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如园的称谓命名，匾额、楹联的悬挂，刻石题咏等。一般说来，在园林设计阶段，设计者或园主已构思或题取好园子的名称，这些称谓标题或记事，或写景，或张扬业绩，或抒发性情。如辋川别业得名于该地溪谷辐集有若车轮，故名。其中有二十个景点：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宫槐陌、临湖亭、南篘、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篘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这二十处景点的命名或以所在地的动植物、景色称呼，如鹿柴放养麋鹿，木兰柴遍植木兰，漆园种植漆树，白石滩的主要景观是粼粼白石遍布；或标明地理方位及参照目标，如南、北点出其地分处湖之南北岸，临湖亭亦点出其亭倚湖而建。或指出该地的原主人或由来，如孟城坳、华子冈、栾家濑，当与孟、华、栾三姓有关。记事写景，突出景点的主要形貌，但还看不出明显的抒情言志倾向。另如杜甫的浣花溪草堂、李德裕的平泉山庄、白居易的庐山草堂、裴度的午桥别墅绿野堂等，大多根据原来的地名加上别业园林等固定术语而称谓，记实性很强。
有些别业的称谓不固定，一地多名，一景多名，如宋之问的蓝田山庄，又叫蓝田别业。王维购得后又称辋川别业、蓝上茅茨，论者有谓王维诗中之“终南别业”亦即辋川别业的异称。崔兴宗的崔氏庄，又叫东山草堂，白居易的庐山草堂又叫遗爱草堂。也有以姓氏、名字或主人的官职称呼别业者。如崔氏庄，裴氏山庄，蔡起居郊馆，张郎中海园，太平公主山庄，宁王山池等，名实相符，质朴无华，反映出早期园林命名的特征。
但也有在别业的标题命名上，刻意追求，表现园主的理想志趣。如白居易诗文中提到的候仙亭、虚白堂和忘筌亭。其中“虚白”出自《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释文》：“司马（彪）云：‘室，喻心，心能空虚，则纯白独生也。’”白居易用以名堂，形容自己澄明清静的心境。“忘筌”，取自《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是一种歇后式用典，主旨是得意忘言，即陶渊明《饮酒》其五“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之意。表明主人超越名理逻辑，精神升腾到一个难以言说的境地。韩愈《燕喜亭记》详记园林景点命名缘故：“既成，愈请命之。其丘曰俟德之丘，蔽于古而显于今，有俟道也。其石谷曰谦受之谷，瀑曰振鹭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黄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时也。池曰君子之池，虚以钟其美，盈以出其恶也。泉之源曰天泽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诗》所谓‘鲁侯燕喜’诸颂也。”刘禹锡《海阳十咏》中的吏隐亭、玄览亭、切云亭等，亦属抒情写志之类。
柳宗元被贬永州，曾在零陵购得一地置园林，他在《愚溪诗序》中叙述为其中的各个景点命名的缘由：
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或曰：“冉氏尝居也，故姓是溪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谓之染溪。”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定。土之居者犹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为愚溪。
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愚池之东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
主人因对现实不满，借园林的命名来发泄自己郁结心底的怨毒之情，于是仿古代愚公谷之名，改冉溪为愚溪，并衍生出愚丘、愚泉、愚沟、愚堂、愚亭、愚岛等景观，又作《八愚诗》（今已散佚），书于溪石上，又作《愚溪对》，假设与溪神对话来进一步申述命名的用意。子厚的好友刘禹锡亦曾作《伤愚溪三首并引》记其始末：“故人柳子厚之谪永州，得胜地，结茅树蔬，为沼，为台榭，目曰愚溪。柳子没三年，有僧游零陵，告余曰：‘愚溪无复曩时矣。’闻僧言，悲不能自胜，遂以所闻为七言以寄恨。”
晚唐司空图有别墅在中条山王官谷，泉石林亭，颇称幽栖之趣，曾仿白居易《醉吟先生传》为《休休亭记》，述其命亭缘由：
司空氏祯贻溪之休休亭，本名濯缨亭，为陕军所焚。天复癸亥岁，复葺于坏垣之中，乃更名曰休休。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具美存焉。盖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耄且聩三宜休。又少而惰，长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济时之用，又宜休也。尚虑多难不能自信，既而昼寝，遇二僧谓予曰：“吾尝为汝师，汝昔矫于道，锐而不固，为利欲之所拘，幸悟而悔，将复从我于是溪耳。且汝虽退，亦尝为匪人之所嫉，宜耐辱自警，庶保其终始，与靖节、醉吟第其品级于千载之下，复何求哉！”因为《耐辱居士歌》，题于东北楹曰：“咄咄，休休休，莫莫莫，伎俩虽多性灵恶，赖是长教闲处着。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炉药，天意时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难买堪骑鹤。若曰：‘尔何能？’答云：‘耐辱莫。’”
标题能强化园林的人文精神，对景观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匾额和诗文题辞亦能极大地开拓园林的意境，使人领悟到象外之象，咀嚼到味外之味，旨外之旨。故有称中国古典园林为“标题园”（Subject Garden）。园林学认为好的称谓与题辞具有“点景”的作用。虽只言片语，但传神写照，尽得风流。这种方式到宋代已普遍被采用，如王禹[FJF]翶[FJJ]有沧浪亭，并作《沧浪亭记》；欧阳修有醉翁亭，并作《醉翁亭记》；苏轼有喜雨亭、超然台，并作《喜雨亭记》、《超然台记》；司马光有独乐园，并作《独乐园记》。明清的一些园林还直接截取唐人诗文为标题。如拙政园中的留听阁，用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留得残荷听雨声”，拙政园玻璃屏门题额“玉壶冰”，用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二首》其一“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北京陶然亭题额与楹联均取自白居易《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更得菊黄家酝熟，与君一醉一陶然”，济南大明湖历下亭有“名士轩”，亦取自杜甫《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两句，并作为楹联，由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书写。除楹联产生于五代外，园林中其他各种题写方式均源于唐代，并为后世发扬光大，推向极致。
第二节 园借文传
柳宗元在《邕州马退山茅亭记》中曾说：
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闽岭，佳境罕到，不书所作，使盛迹郁堙，是贻林涧之愧。故志之。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说明园林发展史上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有些园林，虽然清幽佳妙，但不为人们所知。而有些景致和建筑，虽无特色，但因是名人居住或游历过的，或经名人题写有诗文，故保留得非常好；有些景观因沧桑巨变，早已坍塌破败，但后人不断重修续建，游览参观者亦留连忘返，络绎不绝。柳宗元曾将这一思想反复申述：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户、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钴潭西小丘记》）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小石城山记》）
柳文主要是借题发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犹如胜迹堙没而不为人所知。但也说明主人的知名度对于提高园林的知名度，意义重大。以园林而言，金谷园的建筑规模、豪华气派及显赫声名在当时远较兰亭为大，《世说新语·企羡》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说明石崇的金谷园与王羲之的兰亭、《金谷诗序》与《兰亭集序》相侔，但经过时间的大浪淘沙，王羲之、《兰亭集序》、兰亭为历史所接受，声名远播，历千年而不衰。而石崇、《金谷诗序》、金谷园则被历史所淘汰，除专门研究者外，已鲜为人知。兰亭代有续修，且越来越崇丽；金谷园则唐时已废，现在连其遗址也不得确考。唐代的太平公主山庄、安乐公主山庄、长宁公主东庄、玉真公主别馆、安德山池等崇丽宽敞，公家园囿所不及，但后世皆堙灭无闻。杜甫的浣花溪草堂，茅屋柴门，偏僻简陋，但因游人不断，下自成蹊，历代修葺，光景常新。所以，假如没有柳宗元和他在永州期间创作的系列山水游记，后人就不会知道永州的愚溪、小丘及小石城山这些清幽绝代的园林作品。
园林是一种物质构成，长者三五年，短者十多年就可能荒废坍塌，这还不算灾害及战争。我们之所以还知道辋川、绿野庄、平泉庄、庐山草堂，主要是靠唐代诗文的记载，后来的修复重建，根据恐怕也是诗文题记之类，故诗文于园林其功不可没。
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也表现了这样的情绪：“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人们登临岘山，一方面是为了观赏自然风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凭吊前贤，领会其中所积淀的浓厚的人文精神。“不仅要在表面上的感觉，而且要在内心攀登解释的高峰。”三维度的空间景象，在这里具有了幽远深邃的时间意味，我们在此不仅可以视通万里，而且可以思接千载，古今通邮，神交古人。离开了羊祜、杜预、孟浩然，岘山就不会成为著名的风景游览区。离开了王羲之、王维、崔颢、柳宗元以及他们的诗文，兰亭、辋川、黄鹤楼、永州山水等早就淹灭无闻了，至少减却了许多神韵。从这个意义上说，园林别业非常注重“名人效应”。名人、名诗、名文、名书、名画、名联等都会给园林带来一种无形的文学景观。所谓“野人陪赏增诗价，太尉因居著谷名”（李洞《和淮南太尉留题凤州王氏别业》）。特别是当古园废圯，后来的仿作和假古董又未得要领、伧俗不堪时，人们与其说来观赏园林景致，毋宁说是为了却一桩心愿，圆一个古老的梦，去践景仰者的一次神秘约会，寻找与古人的默契。孟浩然《登鹿门山怀古》：“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白云何时去，丹桂空偃蹇。探讨意未穷，回舻夕阳晚。”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二：“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均表现唐人在登临胜迹时，所生发出的剪不断、理还乱、永远不能释开的历史情结。
谈到文学对园林的影响，还必然要涉及到文学的审美观如追求自然素朴，不尚形似，讲求神韵，创造境界等对园林别业的影响，本书另有专章论列，此就不再赘述。
第三节 吟咏之材
用诗文描述别业园林的景色，每一代都有。最著名者有王羲之《兰亭集序》，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陶渊明《归园田居》、《饮酒》、《游斜川并序》、《归去来兮辞并序》，谢灵运《夜宿石门》、《过始宁墅》、《山居赋》，萧绎《游后园诗》，庾信《小园赋》等。唐代作家以园林别业作为题咏对象的就更多了，打开《全唐诗》，随手就可检出许多。《旧唐书·李德裕传》载：“（李德裕）置平泉别墅，清流翠筱，树石幽奇。初未仕时，讲学其中。及从官藩服，出将入相，三十年不复重游，而题寄歌诗，皆铭之于石。”流传至今的仍不下七八十首。仅在辋川一处留下传世之作的就有宋之问、王维、王缙、崔兴宗、裴迪、杜甫、储光羲、卢象、耿、李端、钱起、元稹、白居易、温庭筠、储嗣宗等。除了一般性地描述园居景色外，另一个突出特色是作者采用组诗或组文系列表现，或全景，或分镜头，移形换步，多方位多视角展示园景，如：
杜审言《和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五首》。
卢鸿一《嵩山志十首》。
储光羲《杂咏五首》、《终南幽居献苏侍郎三首时拜太祝未上》、《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田家杂兴八首》、《田家即事答崔二东皋作四首》。
王维《辋川集二十首》、《田园乐七首》、《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
裴迪《辋川集二十首》。
钱起《蓝田溪杂咏二十二首》。
姚合《武功县闲居三十首》、《闲居遣怀十首》、《题金州西园九首》、《杏溪十首》、《陕下厉玄侍御宅五题》。
李德裕《思山居一十首》、《春暮思平泉杂咏二十首》、《思平泉树石杂咏一十首》、《重忆山居六首》。
韩愈《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盆池五首》。
张藉《和韦开州盛山十二首》。
刘禹锡《海阳十咏》
白居易《家园三绝》、《别草堂三绝句》、《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五首》。
卢仝《萧宅二三子赠答诗二十首》。
裴次元《冶山二十咏并序》。
皮日休《临顿为吴中偏胜之地……因成五言十首奉题屋壁》、《奉和鲁望四明山九题》。
陆龟蒙《樵人十咏》、《袭美见题郊居十首因次韵酬之以伸荣谢》、《自遣诗三十首》。
组诗的篇幅延长，容量增大，既可俯瞰园林全景，也可分镜头逐一摄取园内各个景点，甚至对于一些园林小品的细部进行放大处理，纤毫毕现，移形换步，多方位多视角，使读者能卧游山水佳境。
题咏的另一种方式是在别业中燕集聚会，赋诗作文，互相唱和。如唐初杨师道封安德郡公，僚友宾朋共同聚集于他的园林，狂歌妙舞，其中岑文本、刘洎、褚遂良、杨续、许敬宗、上官仪、李百药等均以《安德山池宴集》为题赋诗。高正臣于晦日置酒宴饮，崔知贤、韩仲宣、周彦昭、高球、弓嗣初、高瑾、王茂时、徐皓、长孙正隐、高绍、郎馀令、陈嘉言、周彦晖、刘友贤、高峤、周思钧、陈子昂等二十一人预宴，皆以华字为韵赋诗，陈子昂并为之作序。该日兴致未尽，又重新举行宴会，高瑾、弓嗣初、陈嘉言、陈子昂等九人预会，皆以池字为韵赋诗，周彦晖为之序。调露二年三月三日，崔知贤、席元明、韩仲宣、高球、高瑾、陈子昂等六人宴于王明府林亭，分别以鱼、郊、花、烟、哉、真为韵，各赋四言六韵诗一首，孙慎行为之序。白居易于东都洛阳履道里，疏沼种树，构石楼于香山，凿八节滩，自号醉吟先生，又称香山居士。会昌五年三月十一日，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等七人于园中作尚齿之会，各赋诗一首。其年夏，僧如满、李元爽亦预雅集。时人慕之，绘为《九老图》，并有“九老”之称。
白居易分司东都洛阳时，王起、韦式于兴化池亭集会送别，酒酣之际，各作赋得诗，一字至七字诗，以题为韵，其中韦式写道：“竹，临池，似玉，露静，和烟绿。抱节宁改，贞心自束。渭曲偏种多，王家看不足。仙杖正惊龙化，美实当随凤熟。唯愁吹作别离声，回首驾骖舞阵速。”（《全唐诗》卷四六三）
第三种方式是联句。最著名的有韩愈与孟郊的《城南联句》、《纳凉联句》。清昼与安吉令崔逵的《安吉崔明府山院联句》五首，每首分别为三、四、五、六、七言诗。还有颜真卿、裴幼清、杨凭、杨凝、左辅元、陆士修、权器、陆羽、皎然、耿、陆涓等人的《耿水亭咏风联句》。在这里，别业园林不仅是宴饮唱和的场所，宏论清谈的沙龙，而且成了文学表现的题材和对象。
第四节 山水之喻
艺术史上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园林别墅需要文学的品评和标题，才如画龙点睛一般活起来，而文人和其作品在被人们评论时，又多用山水园林景色等自然概念作比喻。如《世说新语》评论当时士人的风度气概：
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赏誉》）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
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赏誉》）
世目周侯：“嶷如断山。”（《赏誉》）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容止》）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容止》）
或云（嵇康）：“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容止》）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容止》）
诗歌评论亦用此法，如《南史·颜延之传》载颜延之尝问鲍照己与谢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诗品》中引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钟嵘评谢诗亦说：“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评范云、丘迟：“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
有学者已经指出，自然概念向价值概念的转换以及由一般价值概念向审美价值范畴的转换是以“物我为一”的古老观念为基础的。这一生成过程的次序经由人物评价而过渡到对诗文书画的评价，其中最为代表性的自然概念是：气、清、远、风。这一转换过程的完成大体是在魏晋六朝时期。
唐人接武六朝，亦多用自然概念作为审美范畴评论诗文。《旧唐书·杨炯传》载张说与徐坚论近代文士说：
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千仞，浓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也。
皇甫《谕业》一文，模仿张说评论唐代散文：
燕公（张说）之文，如木楠枝，缔构大厦，上栋下宇，孕育气象，可以燮阴阳，阅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韩吏部之文，如长江大注，千里一道，冲飚激浪，污流不滞；然后施于灌溉，或爽于用。
杜甫《戏为六绝句》其四亦用两种景象来比喻诗的雄伟、纤巧两种风格境界：“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皎然《诗式》评谢灵运：“彼清景当中，天地秋色，诗之量也；庆云从风，舒卷万状，诗之变也。”同书《品藻》指出三种诗歌风格：
其华艳，如百叶芙蓉，菡萏照水。其体裁，如龙行虎步，气逸情高。脱若思来景遏，其势中断，亦须如寒松病枝，风摆半折。
又形容诗歌的体貌风格说：
闲，情性疏野曰闲。
达，心迹旷诞曰达。
静，非如松风不动，林未鸣，乃意中之静。
远，非如渺渺望水，杳杳看山，乃意中之远。
到了晚唐，这种品评方法继续发展，比喻更加具体细致。如杜牧《李贺集序》：“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吴融《奠陆龟蒙文》：“大风吹海，海波沦涟，涵为子文，无隅无边。长松倚雪，枯枝半折，挺为子文，直上颠绝。风下霜清，寒钟自声，发为子文，铿锵杳清。”有学者已经指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也是用园林别业景色喻诗的风格境界和共同本质的，此论颇有见地。如《纤》：“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典雅》：“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沈著》：“绿杉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步，时闻鸟声。鸿雁不来，之子远行。所思不远，若为平生。海风碧云，夜渚月明。如有佳语，大河前横。”《旷达》：“何如樽酒，日往烟萝。花覆茅檐，疏雨相过。倒酒既尽，杖藜行歌。”园林景色与诗文品评的往复逆返、双向选择，正说明这一对艺术亲眷的相互依存、彼此因借、肯定对方的特点。
第五节 江山之助
从更深层次上来看，唐代文人唱和题咏，以自然概念品评诗文，是与其主体对自然风景的酷爱、山水对人精神的作用有关。早在晋宋六朝时期，王羲之《兰亭集序》中即已指出：“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张华《答何邵诗》：“属耳听莺鸣，流目玩鱼。从容养馀日，取乐于桑榆。”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也说：“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这种娱乐，既不同于获得某种物质享受时的满足，又不同于道德追求时的欣慰，更不同于宗教礼拜时的迷狂情感。这是物的感性形式作用于人们的视听感官所产生的愉悦身心的快感，即美感。《世说新语》中的几则记载，更清楚地道破山水园林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言语》）
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赏誉》）
刘勰《文心雕龙》进一步指出：“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并认为屈原“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王勃《越州秋日宴山亭序》进一步发挥这一理论：“是以东山可望，林泉生谢客之文；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李华《贺遂员外药园小山池记》：“赋情遣辞，取兴兹境。当代文士，目为‘诗园’。”徐锴《陈氏书堂记》也说：“稽合同异，别是与非者，地不如人；陶钧气质，渐润心灵者，人不如地。学者察此，可以有意于居矣。”风雨松涛，是诗的韵律；花草精神，水月颜色，是诗意的范本；钟情山水，知己泉石，与自然亲近，可以触发诗人的神思灵感。钱起《题精舍寺》中说：“房房占山色，处处分泉声。诗思竹间得，道心松下生。”指出寺观园林对作者诗思的感发。白居易总结孟浩然诗风格形成的原因时亦说：
楚山碧岩岩，汉水碧汤汤。秀气结成象，孟氏之文章。（《游襄阳怀孟浩然》）
说明荆楚地理、鹿门山和涧南园的毓秀灵气，对作者诗风的浸润渗透，对作者人格的影响。他在《白洲五亭记》中还说：
大凡地有胜境，得人而后发；人有心匠，得物而后开。境心相遇，固有时耶？
境心相遇，即外物触动启发人的心灵世界，内宇宙与外宇宙彼此打通，了无间隔，迷失在都市、官场上的游子又一次找到了精神家园-向自然的回归，而自然也被赋予了人的类属特性，可以与人感应交流，亲密无间：
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云相与还。（王维《归嵩山作》）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独有敬亭山。（李白《独坐敬亭山》）
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杜甫《后游》）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唐代诗人所表现出的与自然难舍难分的亲密而又浪漫的关系。李德裕《怀山居邀松阳子同作》：“我有爱山心，如饥复如渴。出谷一年余，常疑十年别。春思岩花烂，夏忆寒泉冽。秋忆泛兰卮，冬思玩松雪。晨思小山桂，暝忆剖红梨。饭思藤萝密，步忆莓苔滑。昼夜百刻中，愁肠几回绝。”《诗·周南·汝坟》有“未见君子，如调饥”，《王风·采葛》有“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之句，描述少年男女的缠绵之情，李德裕则借以形容他与平泉别墅的关系。
文学创作需要一个清幽的环境，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个虚静的心境，才易于摒弃杂念，全神贯注，培养文思，激发灵感。用《老子》的话说就是“涤除玄鉴”，“致虚守静”，用《庄子》的话说就是“心斋坐忘”，用刘勰《文心雕龙》的话说就是“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这一环境除僻远的岩穴外，退而求其次，就是园林别业，何况别业能兼岩穴之利益，而无岩穴之缺憾。兼众美而无一弊，何乐而不居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唐人对这一环境的赞赏：
涤烦矶者，盖穷谷峻崖，发地磐石，飞流攒激，积濑成渠。澡性涤烦，迥有幽致，可为智者说，难为俗人言。（卢鸿一《嵩山志十首·涤烦矶》）
斯之不远，倘能从我游乎？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无忽。（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
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
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柳宗元《愚溪诗序》）
艺术欣赏要超功利、保持距离，才能获得纯美至美，而创作也应有虚静的心境，超越的恣态，鲜活的感性来对所表现的对象进行艺术处理和加工；过于火热的生活，过度的尘垢俗念，过多的功利目的会使艺术品负累过重，无法空灵超越。正如母鸡需要一个宁静的空间才能产出更多的蛋，孵出更多的小鸡，园林别业就这样变成唐代诗人和艺术家培植新产品的最好实验室和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