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带着思想读历史 (4)
春秋战国分国写史，太史公把每一国作为“世家”。但到汉代，情况又不同了。如张良封为留侯，但张良并没有把封地传给子孙；萧何封为鄼侯，但也只是封他鄼地，使得“食禄”。留与鄼都部署春秋战国时的那种独立国家，但既然他们被封为侯，太史公《史记》也把他们列入“世家”。
在春秋时，孔子并没有被封一个国，也没有土地传子孙，并且也不像张良萧何般有“爵”位传下，照例入史应该称“列传”。但是《史记》却特别把孔子立为“孔子世家”。这岂不是太史公“自破其例”吗？但到今天，后人看过孔子几千年来对中国传统的影响，才明白太史公见解的伟大之处。孔子的地位列入“世家”绝对不虚。孔子的伟大，也可以看到太史公见识的伟大之处。在太史公的心目中，孔子是全中国历史人物中最伟大的一个，所以他自破其例，作孔子“世家”。孔子的伟大和与其他诸子百家的不同，太史公没有多言，只将“列传”换成“世家”二字，便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先秦诸子方面，孔子作为世家，又有一篇《仲尼弟子列传》，这又是一个特例。《史记》并没有墨子、荀子弟子列传。在战国时，所谓儒分为八，墨分为三，但太史公只写一篇《孟子荀卿列传》，把孟、荀两人合在一起。直到今天讲战国儒家就是孟、荀两家。太史公还写了一篇《老庄申韩列传》，把法家申不害、韩非和道家老子、庄子合成一传，说法家思想是从道家来，这种见解，也是超出他的时代的。
后人批评太史公的书“疏”，粗枝大叶。到了班固的《汉书》，就改称《项羽列传》了。但项羽不是汉代人，把项羽列汉初，也是不妥的。历史与思想，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像太史公《史记》那样写《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只几个题目，就已经可以看出司马迁的不凡之处了。太史公的父亲司马谈最佩服道家，对道家也有极精到的言论，太史公承父遗命来写《史记》，但《史记》里对百家观点，便和他父亲的观点不一样，司马迁把他父亲的见解和他自己的见解都清清楚楚地收在《史记》里，钱穆不禁佩服“这样的史官才是真正的良史”。
历史注脚：
《史记 项羽本纪》
从黄帝到尧舜而下，夏、商、周、秦等本纪，到汉高祖、汉惠帝，这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中间却横插进一个项羽。项羽只是个短暂的过渡人物，不成一个朝代。将他列入《本纪》，后人对此多有批评。但秦二世而亡之后，汉高祖还未即位为皇帝，秦汉之间有五年的皇帝空白。太史公便将这五年给了项羽。但太史公并不称为《西楚霸王本纪》，而连姓带名直称《项羽本纪》，这是太史公的良苦用心。
正史的体例
《汉书》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也是我国此后的正史的标准范式。全书包括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一百篇，共八十余万言，此后的正史都按照这个体例来创作的。
司马迁与班固：“一龙一猪”
我们常将司马迁和班固合称“迁固”或者“史汉”。《汉书》中我国的第二部正史，也是第一部以朝代为限制的断代史，因此也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黄仁宇曾评价说：“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钱穆也和黄仁宇一样，比较欣赏《史记》，他甚至引用章学诚的话说，两者相比，实是“一龙一猪”。
司马迁《史记》与班固《汉书》，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180年，等于我们今天到前清道光年间，还是有很大一段差距。两本书问世之后，命运也迥异。
魏晋南北朝时，崇尚骈文，便都看重班固《汉书》，而轻太史公《史记》。宋代以后，才看重《史记》。明代归有光尤攻《史记》，清代“桐城派”也重视《史记》。曾国藩曾把《汉书》的骈体拿来补充进《史记》的散体中。
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当时便有不少人为它编写续篇。如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都曾以《史记》为名动笔。班固的父亲班彪也在其中之列。班彪死后，二十几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和司马迁一样，决心继承父业。就在班固着手编撰《汉书》不久，他因“私改作国史”被关进了监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班固的弟弟班超担心他受委屈而难以自明，便上书辩护。后来汉明帝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就任命他为兰台令史。成为官方的编辑。
这一点可以看到，司马迁和班固两人随同样曾身陷囹圄，但两者的境遇有天壤之别。一个因为家贫无助而受了宫刑，忍辱负重只为成“一家之言”，一个却在家人的帮助下因祸得福，成了拿政府俸禄的官家。
《汉书》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这两部分都是班固的妹妹、也是当时的大学问家班昭在她兄长死后独立完成的。
《汉书》在体例上对《史记》有所损益，如《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成为后来正史的范例。
太史公书大部分都是原创，如《魏公子列传》、《平原君列传》、《刺客列传》之类，文字感情饱满，而使人读了无不兴会淋漓，欢欣鼓舞。《汉书》中则是缺乏这样的文字。这也与两位作家的性格有关。司马迁为交情不深的李陵辩护，而班固则投在窦宪门下。两两相比，大不相同。
太史公写人，常会把感情投入到一个身上，让那个人跃然眼前。如信陵君、平原君、聂政、荆轲，往往使人后人读了都想见其人。太史公都是从欣赏的角度来写这些人的，一部《史记》似乎是活的，因为书的背后有一个活的司马迁存在。班固的《汉书》，则是把事情详详细细地都摆在那里，叙事得体，但是没有《史记》活泛。
司马迁的《史记》中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司马迁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归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罢黜百家”之后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写项羽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而刘邦倒是像一个伪君子。而司马迁形容吕后残虐戚夫人，以致她亲生的儿子孝惠帝指斥她“此非人所为”。班固作“汉书”时，有关刘邦的一段，还大致采取司马迁的材料。但是他的《高后记》则隐恶扬善，对戚夫人事一字不提，而只在书末《外戚传》内叙及。
司马迁的狂放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司马迁传》中，班固批评他“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但是两人究竟谁更值得敬佩，钱穆和黄仁宇都把票投给了真性情的司马迁。
历史注脚：
范晔评迁固
范晔在他的《后汉书》里曾批评司马迁班固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说司马迁的文章直率，班固的文章详细，这十字评语，十分有道理。司马迁的文章“直”，直抒胸臆，而事则“核”，经得起考据和批评。当然《史记》里也有事情讲错的，大体言之，文直事核。“赡”就不如“直”，“详”亦不如“核”，班固在处理史料时过于冷静小心，反为不好。
郑樵说班固
宋代郑樵在《通志》里说：“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说他“浮华”是因为班固的《两都赋》、《幽通赋》。班固明明是继承父业，但是却没有在书中交代父亲的功劳，而司马迁对父亲则是尊讳有加，单拿这一点论，钱穆认为郑樵称之为“浮华之士”不为过。但说他“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则稍稍过分些。
刘勰与刘知几，谁才算史家
“最近我们的学问是不在中国了，也似乎刘知几比刘勰更时髦。那就无可多讲了。”钱穆的这番话，情近司马迁的“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钱穆对刘勰的同情和赞许，在他批评时人只重视刘知几的现象中表露无遗了。
刘知几的《史通》这部书和《史记》一样，都是个人的著述，因而不受朝廷的干涉，主要是作者个人对历史的见解。刘知几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和纪传体的特点和得失，并认为断代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中国历史上少有“通论”、“概论”之类的著作，而刘知几的这本《史通》对纪传体的各部分体例都作了提纲挈领的分析，对写史的方法和技巧也有论述，因此钱穆说这部《史通》是中国学术史上唯一的一部史学通论。
中国在文学上，上至唐代韩、柳，经宋以下，都不重视注以研究骈文为主并且以的《文心雕龙》，所以一般人多读《史通》，直到近代，人们开始重新研究骈文，才重视起《文心雕龙》，并与“红学”一样，形成了一派“龙学”。
《史通》能够在史学上拥有众多的拥护者，一定程度上和刘知几将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有关。他敬佩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的史家，如董狐、南史；次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的史家，如左丘明、司马迁；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
经过对史书和史家的一番考究，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要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
史有“三长”之说，被时人称为笃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钱穆对史学的标准则异于刘知几。钱穆说史学的工作，主要是考史、论史、著史。《史通》虽然被列为一部评史的书，所谓评史重要是评论这一时代的历史，但《史通》只是评论史书和史家，并不是评论那一时代的历史。
史书记载“史情”，就应该有“史意”。所谓“史情”就是一件事的实际情况，如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现代人对这件事的理解是汉武帝为了方便专制，但钱穆认为完全不符合当时历史实情。对每一件史事，要懂得探究它背后的实情，这实情背后就有一个“史意”。
如研究《春秋》，就该认识春秋时代这段历史背后的一番意向，才能真明白到那时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孔子著《春秋》是有史法的，这种史法就来自于孔子对春秋时代之史情与史意，有他的一番极深的看法。
但刘知几的《史通》尽在那里论史书、史法。讨论《史记》怎样写的，《汉书》怎样写的，写得好和坏，尽只是着眼于方法，而忽略了历史背后的实情与意向。这样只论史法，并没有真接触到史学。这在钱穆看来，是肤浅的、皮毛的。
说到底，钱穆认为刘知几的最大不足在于，他对整个历史没有一番清楚明白的看法，没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发表的议论也就是不能切中肯綮的驳议了。
而比较之下，刘勰的《文心雕龙》更得钱穆看重，因为他能注意到学问之全。刘勰注意到了学术的本原，文学的最后境界应该在哪里，这些用心，是刘知几所缺乏的。
因此钱穆说，刘知几只是一个史学专家，他的知识和兴趣，只在史学一门，而刘勰讲文学，却能注意到整个学术的本原，因而刘勰不能仅算一个文人，他是专而又通。只有对整个学术大局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才能高屋建瓴，创作出值得敬佩的作品。这便是钱穆的“史学最高准绳”。
历史注脚：
刘知几和刘勰
刘勰（音协）生活在南北朝时期，祖籍山东，曾在朝中做官，颇有清名。他曾在定林寺中跟随僧佑研读佛书及儒家经典，三十二岁时开始写《文心雕龙》，历时五年。这部书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刘知几是唐高宗永隆元年的进士，在朝中担任史官，曾参与《唐书》、武后、睿宗、中宗的实录编撰和修改。他对当时史馆制度的混乱不满，于是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