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远近高低看历史 (2)
在二十四史中，本身也包含专讲制度的一部分。如《史记》中的“书”，《平准书》、《封禅书》等；到《汉书》改称“志”，《汉书》中有“十志”，专讲制度。以后历代正史中多有“志”或“书”。清代阮元曾说，一个人不读二通，即不得谓之通人与通学。这里所说的二通，一指《通鉴》，另一部指《文献通考》，即指讲政治制度方面的专门史。
“三通”内容
“三通”是对《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的统称。其中，元马端临所撰的《文献通考》内容最为全面，记载自上古至宋宁宗时期历代典制沿革，分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经籍、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二十四门。
社会，传统生长的土壤
马克思对中国的影响首先就体现在对传统社会的划分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些我们今天也还在使用。但是钱穆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知识实仅限在西方，他一生从没有到过中国，对中国可以说是全凭想象。他所区分的社会三形态，是否可运用之于中国社会，是需斟酌的。
中国社会能延续迄今，有四千年以上的悠久传统，其坚韧性和持续力不言而喻。而且，中国的影响力辐射到亚洲各国，日本、韩国至今保留着中国的很多传统，可以说中国又是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强的一个社会。这样的国家与民族，必然有一番潜在深厚的力量存在，也必有获得如此成绩的主要原因。研究历史，当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会，以寻求这个社会的潜力所在。
要研究社会史，需要大量的社会材料。很多人认为中国历来只关注上层，给权贵写家谱，而不注重下层的生活，这是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一种观点。
中国史籍记载自有一套体例。就正史论，其中所包有关社会史的材料就很丰富。如我们有意研究唐以前的中国社会史，则须注意氏姓之学和谱谍之学。自汉代起，在当时社会，开始有士族兴起，又转成为大门第。整个社会便把氏姓谱谍来分别士庶，至今流传社会之百家姓一小书，则成于宋初。百家姓之后，中国社会家谱盛行，但从最近此一百年到五十年来，各姓家谱急速散失，只能在某些大图书馆中去查阅了。
“家族”是中国社会组织中最要的核心。但唐以前，族之重要性尤过于家。宋以下，则家之重要性转胜于族。而家与族之所由组成，以及其维持永远之重要机能，则在“礼”。要研究中国社会史，不得不了解在中国社会相传所重视之礼。礼之研究，有极专门的，但亦有极通俗的。如婚丧喜庆之礼。除宗族礼制外，中国一向有家训家教等一类书籍与散篇文章，流传保存下来的为数也不少，《颜氏家训》等，就可以作为研究社会的一项材料。
中国地方志书，也是研究社会的重要材料。宋以下，省有省志，州有州志，府有府志，县有县志，甚至书院学校有志，寺观庙宇有志，乡里社团有志，山林古迹有志，分门别类，应有尽有。但在中国近代潮流所趋，此两项著作体例，新的已绝难继越。
方志的一般体例，包括大自然、天文气候、山川形势、土壤生产、城市关隘、道路交通、风土景物、乡俗民情、历史变迁、政治沿革、经济状况、物质建造、人物面相、宗教信仰、学校教育、文化艺术等，凡属有关其他之各种情状演变，分类列目，靡不毕载。正是研究中国各地社会史之绝好材料。
要研究社会史，还要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历史传统本是以往社会的记录，当前社会则是此下历史的张本。钱穆常说社会譬如一个庭园，里面有林林总总的花草树木，有几百千年的盘根老树，也有移植不到一月几旬的娇芝嫩卉。在同一横断面下，有不同之时间存在。以此来看社会，有的习俗流传至今已有几千年以上的历史了，但也有些是今天刚产生的新花样。社会由许多历史传统纵深不同的线条交织而成，当前的社会，呈显于我们面前之一切，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无字天书”。
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写《史记》以前，从事于游历，遍访各地亲眼观察，读通了这一部无字天书，才下笔来写他的有字人书。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游历了很多地方，亲眼见到了很多保存完好的唐代遗址，见其辉煌雄伟，不禁更深刻地体会到史书上所记载的“贞观之治”的盛况。
先读懂眼前的无字天书，再进而往上追溯，由本乡本土各方志所载，追溯到各项史籍，这才是考寻始末，穷原竟委。但是说到读懂眼前的无字书，钱穆内心是非常悲痛的。从抗战时期眼见民族被侵略，到内战时期同族异心，刀枪相向，钱穆眼前的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感叹想要在这几十年间读懂中国社会实非易事。
不过传统的中国社会，依然能在战火和异乡中顽强生存。钱穆到南洋做过几次讲演，他曾说：“中国人来海外，是随带着中国的社会而同来的。换言之，是随带着中国的历史传统而俱来的。”华侨虽然寄居异乡，可是能凭他们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劳力血汗，来争取他们的生存。“这因在中国人各个人身上，都有此一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凝结精神，相与俱往，故能如此。”
中国社会广大而悠久，要研究这样的社会，不仅当从社会的横剖面看，也要从历史传统方面去看。主要在能把握其中的传统性和特殊性，看出人群相处间的关系，人类相互接触间，有关其思想、感情、信念等，如何能趋向于和谐与合作、发展与进步。这才是研究历史和社会的最大节目与纲领。
历史注脚：
“社会”来历
现代汉语中的“社会”一词，来自日语，是日本学者在明治年间对西方“society”的翻译。中国古人称社会为“乡”，中国一向极重视乡，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乡风是一个国家水平的体现，古代有乡射礼、乡饮酒礼等社会活动，表扬有道德、有能力的人，都是为了在乡里中传播王道，提高民众的道德素质和自觉意识。
费孝通与《江村经济》
1938年，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之后写成的，通俗易懂，深入浅出，适合任何领域的青年阅读和学习。王小波也曾多次向读者推荐此书。
文化，没有任何人被遗忘
如果说人类的所有活动都和文化有关，那么研究我们的文化史可以说就是在研究一部中国历史。文化是全部的历史，也包括那些没有记载在史册上、但是曾经鲜活的历史。我们要在这全部的历史之中寻求一种永恒的精神，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
与钱穆同时代的著名学者梁漱溟曾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他在书中根据哲学观点来讨论文化，但钱穆认为，文化并非就等于一套哲学，哲学只是文化之中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用哲学的方法来讨论文化，但讨论的内容还是整个的历史。哲学可以凌空讨论，而历史与文化，则必有凭有据，步步踏实。
研究文化史，除了要具有哲学头脑，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一是讨论文化史要注意辨异同。
一位音乐家与一位运动家，一人善钢琴，一人善网球，此两人除此一项相异外，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的方面相同。但正是百分之一的差别，决定了他们的不同身份。人都是圆颅方趾、五官四肢，但人心各异，这个异处是绝对不能忽略的。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人说西方文化只比中国文化走前了一步，中国文化等于西方的中古时期，若中国能再前一步，就能赶上现代西方文化了。这不正是忽略了人心而只看外形的文化抹杀论吗？各民族文化传统有相同处，然而仍有其相异处，而这相异处，才是文化研究需要下功夫的地方。
二是讨论文化要从大处着眼，不可纠缠于细小处。
如西方人初来中国，看见女人裹小脚，男人拖长辫，就认为中国文化尽在于此。这虽然是中西文化中的相异处，但太琐屑细碎了。这就像我们有一个脸上长了痣的朋友，在介绍他的时候，若只说“其人面有黑痣”，便再没有其他的话，那怎能让别人了解这个人呢。23
现在的中国人，男的都不拖辫，女的都不裹脚，但中国文化依然有独特之处。微小的细节可以作为研究文化的参考，但绝不是文化的全部。
三是讨论文化要注重融合汇通的地方，不能专门只讲区别。
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可分在学校、在家庭、或在其他的社会场合中。只有将不同场合的他重叠在一起，才能明白了解此人。如果只能分析，不能综合，就会像盲人摸象那般，有的摸到象鼻，有的摸到象脚，不能看见整个大象。
政治、经济、思想、学术、艺术、宗教、工业、商务等等，都属文化的一个方面。在这些方面的背后，有一个整体的文化精神。若研究文化问题，不能将各个方面整体来看，就容易产生文化偏见。
四是讨论文化应懂得从远处看，不可专自近处寻。
钱穆回忆在他小学时代，有一位先生知道他正看《三国演义》，便说，此书不足看，开头便错了。什么“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乱云云，那只是中国人老话。如今世界进步了，像现代西方英、法等国，他们是治了不再乱，合了不再分的了。哪里像《三国演义》上所说。”但说完这话，先后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那位先生的话，看来是不对的。
文化的演进，如波浪般有起有落。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他也会有病时。衡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要取一个长时间来考察，研究文化也是如此。钱穆的小学老师，只看到他那时的西方，但后人再来说，便有“白头宫女说玄宗”之感了。
五是讨论文化应兼顾优点缺点。
我们讨论文化，先了解它的长处，然后指摘他的短处。总不能说游泳健将，不善于打网球，便是要被厌弃的短处。
文化体系如同一个七巧板，同样是那七块板，却可拼成一只鸟，一个老人，一艘船，或一所屋子。重要的可以说不是材料，而是如何调动材料的思维。在20世纪初，中国的文化也在不断革新，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思路。如同七巧板，原来有一个模样，开始动了一块，还依稀见得原来是个老人，后来都变乱了，原来的模样早已消失，但又拼不出新样子来。
文化自大是一种病，文化自卑也可以说是一种病。我们下功夫去研究通透我们的文化，堂堂地做一个中国人，才有资格去考虑做世界人。
历史注脚：
传统中的瑕疵
我们的传统中有太监、姨太太、打麻雀牌、拖辫子、裹小脚、抽大烟等，这些是事实。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瑕疵并不是中国历史的全部。二十四史、十通中，主要讲的仍然是做人的原则和治国的道理，是对美好生活和人品的追求。而太监、姨太太、打麻雀牌、拖辫子、裹小脚、抽大烟等，也是我们自己就很厌恶的糟粕文化。
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