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夏，正在上海求学的胡适决定离开原本就读的沪上名校澄衷学堂，报考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公学。
这一突然的决定，几乎改变了胡适的一生。后来的历史证明，在胡适的生命里，中国公学至关重要，可以说为他的一生涂抹上了原始而永恒的底色。在这里，胡适完成了最初的人生历练，又从这里走向了世界。
1914年6月8日，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感念生平往事，在当天的日记里道出心声：“吾入澄衷学堂以后，始稍稍得朋友之乐。居澄衷之第二年，已敢结会演说，是为投身社会之始。及入中国公学，同学多老成人，来自川、陕、粤、桂诸省，其经历思想都已成熟，余于世故人情所有经验皆得于是，前此少时所受妇人之影响，至是脱除几尽。”1青涩洗尽，便是青春。
纵观胡适的一生，所谓“于世故人情所有经验皆得于是”，并非虚言。
扎着小辫子的“新人物”
1904年阴历二月间，红头绳扎着小辫子的徽州少年胡适，携带雨伞干粮，背着书籍行李，踏上了绵延崎岖的徽杭古道。
和他同行的，是肺病已经危重的三哥。目的地，是一千多里外的上海。兄弟两人从绩溪上庄出发，步行穿越逍遥崖、江南第一关、栈岭等险要之地，沿新安江、富春江而下，到达浙江余杭，而后乘小船七天七夜至杭州，再坐五个多小时的火车，终于抵达上海滩。
十里洋场，繁华喧嚣，却似乎并不能完全弥合这位徽州少年内心离乡别母的孤寂与感伤。很多年后，胡适在回忆这一段往事时，仍不无凄婉而深沉地写道：“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2
大都市毕竟是大都市，很快就给这个徽州少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颠覆。正如胡适1915年在一篇残稿里写道：
上海是一个现代的城市，当时早已成了中国一个教育中心。在那里可以找到最好的学校、报纸和出版社。政治犯在那儿可以找到避难之所。那里也充斥着革命的印刷品。当我十二岁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我对那些早已叩上中国大门的新潮流是全然懵懂的。哥伦布、拿破仑或俾斯麦究竟是什么东西，我根本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不认为我那时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就完全被改造了。十三岁不到，我就已经变成了一个革命分子。3
胡适所谓的“变成了一个革命分子”，其实充其量只是迷上了新思想。他曾和同学一起偷着抄了一本邹容的《革命军》，甚至将原来的学名“胡洪骍”改成了“胡适”，取义于《天演论》里“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理念。
每天浸淫在这样的新思想、新观念之中，内心难免有点蠢蠢欲动。翻开胡适写于这一时期的日记，随处可见他积极组织参与学生活动的记录，而且多是扮演“领头羊”的角色。比如，1906年3月4日，胡适所在的澄衷学堂新学期开学刚十天，胡适就发起参加了西一斋自治会第一次开会。这个自治会，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学生会，但没有任何校方力量的介入，完全是学生自我管理。在这个学生组织里，胡适拥有很高的影响力，可以说是“振臂一呼应者众”。1906年3月25日，西一斋自治会开第三次会，胡适“提议数事，皆得会员赞成”。4月29日，开第五次会，胡适演讲之后公选职员，胡适“以十八票被选为会长，此外余君、朱君、陈君(受昌)各得一票”，而且会议还确定会长由胡适一人独任，不复置副会长。
台湾学者李敖曾说过，“胡适的拔尖心与首席心太重” 。做头儿的，总喜欢打抱不平，甚至不惜为之飞蛾扑火。胡适离开澄衷学堂，就是为了一件跟他并没有太大关系的事情，跟学堂总教习白振民叫板：“为了班上一个同学被开除的事，我向白先生抗议无效，又写了一封长信去抗议。白先生悬牌责备我，记我大过一次。我虽知道白先生很爱护我，但我当时心里颇感觉不平，不愿继续在澄衷了。”4其实，胡适真正无法容忍的，是学校当局的蛮横与专制，“不自由，毋宁死”。离开，是最好的选择。
1906年夏天，决意离开澄衷学堂的胡适正在为“下家”的选择而踌躇，忽然从一位朋友那里听说中国公学要开招新生，当即决定前去投考。这所学校是由一批留日归国的学生刚刚创办的，其师生大多是些剪发的洋装少年人，因而在大上海几乎算是个“异类”，投考的人并不多。
自命为“新人物”的胡适却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知音。更重要的是，这所学校的日常管理由执行部、评议部负责，职员都是从同学中选举出来的，所以没有职员和学生的界限。这让曾在澄衷学堂发起过学生自治会的胡适怦然心动。
对于一直“会读书”的胡适来说，入学考试并不难，尤其是国文题目《言志》。他使出看家本领，三下五除二就搞掂了。据说，当时的中国公学总教习马君武看到胡适的答卷后，拍案叫好，立即拿去给公学教员谭心休、彭施涤等人传阅，“都说是为公学得了一个好学生”。
这年秋季，胡适正式搬进了位于上海北四川路横板桥之北的中国公学校舍。那一年，胡适15岁。他后来回忆说：“我搬进公学之后，见许多同学都是剪了辫子，穿着和服，拖着木屐的；又有一些是内地刚出来的老先生，戴着老花眼镜，捧着水烟袋的。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的多；我是做惯班长的人，到这里才感觉我是个小孩子。”5这些教员和年长的同学都把胡适当作小弟弟，平时十分关照，这让他很快就走出了失落期，竟觉得自己比澄衷学堂时期更成熟了。
更让他惊奇的是，中国公学的教职员和同学之中，有不少的革命党人。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出版的《民报》，很容易就能看到。有一些同学甚至还强迫那些后脑勺上挂着长辫子的学生去剪发。胡适在《中国公学校史》里说：
我那时只有十几岁，初进去时，只见许多没有辫子的中年少年，后来才知道大多数都是革命党人，有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姓名。如熊克武先生，不但和我同学，还和我同住过，我知道他姓卢，大家都叫他“老卢”，竟不知道他姓熊。同学之中死于革命的，我所能记忆的有廖德璠，死于端方之手；饶可权死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为黄花冈七十二人之一。熊克武、但懋辛皆参与广州之役。教员之中，宋跃如先生为孙中山先生最早同志之一；马君武、沈翔云、于右任、彭施涤诸先生皆是老革命党。中国公学的寄宿舍常常是革命党的旅馆，章炳麟先生出狱后即住在这里，戴天仇先生也曾住过，陈其美先生也时时往来这里。有时候，忽然班上少了一两个同学，后来才知道是干革命或暗杀去了。如任鸿隽忽然往日本学工业化学去了，后来才知道他去学制造炸弹去了；如但懋辛也忽然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同汪精卫、黄复生到北京谋刺摄政王去了。所以当时的中国公学的确是一个革命大机关。6
那时候，胡适还拖着从徽州乡下来时的小辫子，依然用红头绳扎着，一翘一翘的。按理说，他最应该成为“革命的对象”。出乎意料的是，他在中国公学待了三年多，竟从来没有人打他辫子的主意，也没有人招揽他入同盟会。据说，当时公学里的同盟会员曾专门商议过，都认为胡适是个读书的材料，将来必有所成，因而都同意呵护好这粒读书的种子，不强迫他参加革命。
“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国民”
1906年10月28日，在离中国公学不远的北四川路厚福里，一份名叫《竞业旬报》的白话报诞生了。这份报纸是由学校里革命党人的一个公开外围组织“竞业学会”创办的，对外宣扬的宗旨共有四项：一是振兴教育，二是提倡民气，三是改良社会，四是主张自治。用胡适的话说，“其实这都是门面话，骨子里是要鼓吹革命”。
恰好这个竞业学会的会长钟文恢(号古愚)就和胡适住在同一个宿舍。他见胡适思想挺新潮，又会写文章，就拉他给《竞业旬报》撰稿。胡适很爽快地应承了下来。《竞业旬报》第一期里便有胡适的文章《地理学》，署名“期自胜生”。自从加盟《竞业旬报》的撰稿阵容后，胡适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先后为之撰写的稿件包括小说、科普文章、传记、诗词、时评、社论等各类体裁。到了1908年7月，由于《竞业旬报》主编请辞，胡适索性独自扛下了整个报纸的编务，从第24期到第39期，写了不少文字，有时候甚至整期的报纸，从论说到时闻，差不多都是他一个人写的。
15岁的少年，独自担纲一份旨在“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的政论性报纸，难度不可谓不大。但早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时期，胡适就已广泛接触过《明治维新三十年史》《新民丛报汇编》《革命军》《天演论》等带有明显新思想的书籍，并养成了“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的习惯。《时报》系报界名流狄楚青(平子)的“杰作”，承袭康梁衣钵，首创一种短评文体，尖锐泼辣，眼光独到，入木三分，对胡适为《竞业旬报》写稿、选稿提供了直接的样本。
接手《竞业旬报》，胡适所图的并不仅是每期10块钱的编辑费和免费的食宿，更重要的是他还想通过这个平台，“可以把在家乡和在学校得着的一点点知识和见解，整理一番，用明白清楚的文字叙述出来”。1908年10月，《竞业旬报》出版两周年纪念之际，胡适亲自撰写了《本报之大纪念》，阐释报纸的宗旨：
我们这个报，本来是想对于我们四万万同胞，干些有益的事业，把那从前种种无益的举动，什么拜佛哪！求神哪！缠足哪！还有种种的迷信，都一概改去，从新做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国民，大家齐来，造一个完完全全的祖国，这便是兄弟们的心思，这便是我们这个报的宗旨。7
胡适曾经说过，他“十一二岁时便已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这很大可能是他在乡下读书时受到了《资治通鉴》的影响。书中有一段记载范缜反对佛教的故事，让胡适记忆犹新：“范缜用了一个譬喻，说形和神的关系就像刀子和刀口的锋利一样，没有刀子，便没有刀口的‘快’了；那么，没有形体，还能有神魂吗？这个譬喻是很浅显的，恰恰合一个初开知识的小孩子的程度，所以我越想越觉得范缜说的有道理。司马光引了这三十五个字的《神灭论》，居然把我脑子里的无数鬼神都赶跑了。从此以后，我不知不觉的成了一个无鬼无神的人。”8现在，他更把这种破除宗教迷信的思想，带进了《竞业旬报》。
查阅胡适写于这一时期的文章，很多都是与此有关的。比如，1908年9月，胡适以“铁儿”为笔名，在《竞业旬报》第28期上发表《论毁除神佛》，不惜以身说法：“列位切莫害怕，还有我呐！要当真有神佛，我那里还会在这里做报，要当真有神佛，我死已长久了，打下地狱已长久了，我那里还在这里做报呢？”而在同一年出版的《竞业旬报》第25、26、28、32期上，他更是连续发表《无鬼丛话》，直接将炮火对准捕风捉影的鬼神之说。
更令人惊叹的是，几乎与此同时，胡适还撰写了诸如《敬告中国女子》《婚姻篇》《论承继之不近人情》《论家庭教育》等大量论说性文字，约有160篇，题材涉猎广博，表达形式多样，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如果细读这些文字，我们就会发现：在新文化运动乃至此后更长的一段时间内，胡适所主张的很多石破天惊的新思想、新论调，如提倡女性解放、家庭观上倾向于“无后主义”“父母主婚，子女有权干预”等，在这里已经能够找到最初的萌芽了。
就拿婚姻观来说，胡适一生虽然艳遇不断，却一直不愿背弃母亲为他订下的婚约。在很多人看来，拥有36个博士头衔的胡适如此坚持，是一种大牺牲。但如果追寻胡适早年的思想脉络，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这种选择并不奇怪，也没有外人想象的那么纠结。在1908年8月的《竞业旬报》上，胡适曾连载评论文字《婚姻篇》，认为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是父母把儿女的终身大事交给媒婆、菩萨，存在极大的弊端：“照我的意思，这救弊之法，须要参酌中外的婚姻制度，执乎其中，才可用得。第一是，要父母主婚；第二是，要子女有权干预。”或许正因为此，胡适终身信守他对母亲的诺言，对江冬秀不离不弃，蒋介石赞誉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在胡适发表于《竞业旬报》的文字里，还有一篇《爱国》值得关注，可谓酣畅淋漓地投射出了胡适早年的爱国观：“我们中国的人，如果个个都能把‘爱国’二字做了自己本分内的事，人人晓得保存祖国的名誉，人人要想加添祖国的名誉，要是我们中国同胞果然如此，哈哈，不是我兄弟吹牛皮，我们中国断断不亡了，不灭了，名誉也保存了，也加添了。列位，一个人本分内第一件要事，便是爱国。”这时候的胡适，或许思想还并未完全成熟，但显然已早早地超越了同龄人，为今后的人生立下了标杆。
而更重要的是，在主编《竞业旬报》的过程中，胡适养成了独立思考、大胆发言、自由表达的习惯，未曾动摇过。
脚气病“催”出白话先锋
《竞业旬报》给胡适带来的另一个重大影响，就是白话文的训练。这几乎成为胡适一生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