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现在的记忆中，有一个朴素的小本子占据着牢不可破的位置。那是当年小学生用的小三十二把它从中间截为两半，做成了两个小本子，把其中的一本随身携带。我相信当时我五岁，刚上小学，会写字了，便经常在这小本子上记一些孩子气的事情。比如说，父亲带我去亲戚或朋友家做客，主人会拿出糖果点心给我吃，这对于当时的我是难得的快乐，我心想：今天吃了，过几天忘了，不就白吃了吗？于是就在小本子上记下日期和所吃的食品，因此感到一种满足，似乎把得到的快乐留下了。我把记忆中的这个举动确定为我自发地写日记的开端。
这个写着稚拙字迹和可笑内容的小本子早已不知去向了。它真的存在过吗？我真的是从五岁开始写日记的吗？我无法向自己证明。然而，我毫不怀疑并且不需要证明的是，我确信我很早就有了一种意识，便是人生中的一切经历都会流逝，我为此惋惜甚至惊慌，一定要用某种方式把它们留住。正是为了留住岁月的痕迹，人类有了文字，个人有了写作。
我自觉地写日记是从高中一年级开始的。那年我十四岁，考入上海中学，第一次离开父母，成为一个寄宿生，又正值青春期来势凶猛，身心涌动着秘密的欢乐和苦闷，孤独而内向的我只好向日记诉说。我写得非常认真，几乎天天写，每天写好几页。我清晰地记得高中第一个日记本的样子，小三十二开的异型本，装订线在上方，本子很厚，纸很薄，每一页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我的这个记忆确凿无疑，因为是我亲手把它毁掉的，毁掉之后无数次地思念它，一个人对于亲手毁掉的珍贵之物的记忆决不会失误。
1968年3月，我上北京大学的第五个年头，文革中两派斗争趋于激化，武斗有一触即发之势，我所住的宿舍楼即将被对立派占领。最令我担心的是床底下的那一个纸箱，里面满装着从中学到大学的全部日记和文稿。当时学校里查抄“反动日记”成风，如果我的文字落入对立派之手，从中必能找出罗织罪名的材料。时间紧迫，来不及细想也来不及挑选了，我狠心做了一件日后使我永远悔恨的事情。
讲述这个经历是为了说明，当我回忆童年和少年往事之时，我的手头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当年的文字材料。不幸中之小幸，在离开北大到广西一个小县工作之后，寂寞的岁月里，我曾凭记忆写过一篇简略的回忆，为二十年后的写作提供了追忆的线索。可是，即使在写那篇东西时，许多细节已经遗忘，许多思绪已经湮灭，情随景迁，一切触景生情的感触都找不回来了。我设想，如果早年的文字还在，我写出的就不是回忆而是另一种东西了。它也许是成年的我对在早年文字中呈现的儿时的我的一种审视和关照，彼此的一种问候和对话。我多么渴望通过当年的文字真切地看见那个活生生的儿时的我，而不只是在依稀的记忆中追寻他的影子啊。现在我的唯一依据是记忆，而记忆永远是改写，不可避免地会经受现在的我的心灵棱镜的过滤和折射。那么，倘若人们从中认出了现在的我的表象乃至本质，应该是毫不奇怪的了。
我于2004年出版《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一书，其中第一部《儿时记忆》是对童年和少年的回忆。现在这本小书，是由这部分内容扩充而成的。我的童年是在上海老城区的一条小路上度过的，那么就用这条小路的名字做书名吧。
周国平
2014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