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中央指派李维汉率领工作组到上海、武汉、南京等大城市调查。着重了解建国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变化情况，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以及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便确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怎么样的过渡途径和具体政策。这次调查，始终以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为中心，也研究了民主党派工作和工商联等问题。沿途调查中，调查组成员系统学习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深入考察了建国后3年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总结了工业方面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通过调查研究，对建国后私人资本主义的变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地位、作用等重大问题，获得了明确的认识。
1953年5月27日，李维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明确了两大问题：第一，以充分的事实说明建国后3年来我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深刻的改组和改造，国家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的发展。呈现从统购、包销、加工、订货至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形式，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凌驾于纯粹资本主义经济之上，仅次于国营经济，居于现代工业的第二位；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其中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是最有利于将私营企业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形式；在价值分配上，其大部分已为国家和工人阶级所掌握，企业所生产的价值，首先分为工人的工资、企业的利润和国营企业利润三个部分，三分天下工人阶级有其二；然后企业利润又分为国家的税收、资本家的股息和红利、工人的奖金和福利、企业的公积金，四马分肥，工人阶级得其大半。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已经不是单纯为资本家生产，同时是为国家生产。第二，明确建议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报告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抓住了这个主要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其他部分。”这个报告，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这份报告要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6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有关同志，还有10大城市的书记（当时直辖市京、津、沪外，还有沈阳、重庆、武汉、广州等）。会议编印了列宁论国家资本主义、论新经济政策的材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肯定了这个调查报告。就在6月15日第一次讨论中，毛泽东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这次会议，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决定对私营商业亦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把它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李维汉写的《报告》中提出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讨论时有不同意见。毛泽东肯定了李维汉的意见，并说：改造成什么呢？变农民、手工业者？不分土地，农民也当不成，前途只有改造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以后，根据中央讨论的精神，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概括为利用、限制、改造。随后，明确地写进李维汉在1953年7月15日向第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作的《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报告中。这样，经过6月政治局两次扩大会议的讨论以及随后7、8月召开的中央财经会议的讨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基本确定下来。8月11日，周恩来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上所作的结论，正式写上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1954年2月，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正式作出决议批准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1954年9月被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接受，载入了我国的宪法，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所规定的总任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这个计划是实现总任务的重大步骤和宏伟规划。
周恩来曾指出：“现在开始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国际国内形势都是有利的；提出过渡时期的问题，也是适时的。”我们党提出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有充分客观依据的。
从国际情况来说，中朝人民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把美国企图挑起世界大战的时间推迟了，这就不仅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增长，有利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中民族民主运动力量的增长，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我国进行建设工作。
从国内形势来说，开国几年来，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国防力量愈益增强，各种社会改革已基本上完成。尤其是这几年来，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基本好转，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增加，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一天一天加强，人民的积极性更加充分发挥出来。这些都是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利条件。但是，还要充分认识到两个基本情况：
第一，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数在沿海。尽管经过建国头3年的努力，恢复国民经济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都达到或超过了历史上最高水平。但是，整个生产水平还是非常低下的。1952年，我国钢的年产量为135万吨，在世界上占第18位，平均每人只有2.37公斤。粮食总产量虽然占世界第1位，但平均每人只有500多斤。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标志的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只占26.7%。工业水平落后，还表现在许多工业部门还没有建立起来。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是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列宁曾一再指出：“建立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没有社会主义大工业，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就不可能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来改造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因此，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所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
第二，我们还有五种经济并存。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解决小农经济、手工业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等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同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建国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仍占绝对优势，资本主义经济也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952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占41.15%，公私合营工业仅占4%，合作社经营工业占3.2%，私营工业占30.6%，个体经营工业占20.6%。1952年，在商业企业商品零售额中，社会主义商业占42.6%，国家资本主义及合作社商业占0.2%，私营商业占57.2%。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1952年，全国参加农业互助组织的农户占总户数的40%，但其中互助组占39.9%，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仅占0.1%。合作化手工业仅占手工业从业人员的3.1%，而个体手工业占96.9%。到1952年底，各种性质的经济成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国营经济占19.1%，合作经济占1.5%，公私合营经济占0.7%，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6.9%，农民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占71.8%。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合计起来，在国民收入中占21.3%，而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却占78.7%。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小生产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也不可能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长期共存，因此，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必须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允许一定范围的个体经济存在，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必要补充的有利于人民的经济模式。这是我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又一个迫切的重大的任务。
由此可见，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条“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进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或者说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我党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独创性的贡献。它反映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反映了经济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同时，也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革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特点，因为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不同。一是中国不具备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二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民族资产阶级在新中国建立前后，都存在两面性；三是中国个体经济汪洋大海要摆脱贫穷和落后，必须也有可能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四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能够在组织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处理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关系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在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都没有直接的现成答案。我们党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认真总结建国头3年的实践经验，借鉴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明确地提出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路线。这条总路线所包含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这两方面的任务，是有机联系的。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只有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丰富的原料、资金和广阔的市场，从而支持和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由此可见，这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举的总路线，体现了革命和建设的辩证的统一。
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根据我国经济文化落后、情况复杂、人口众多等实际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预计大约需要3个5年计划，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连同恢复国民经济的3年，共约18年，到那时，我国基本上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