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工作一定要以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否则，难以实现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毋庸讳言，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26个春秋，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成就，都是同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这里凝聚了他的智慧、心血和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周恩来无论在顺利时还是处于逆境中，都能够全面地辩证地观察客观实际，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耐心地说服周围同志，同“左”倾的指导思想作斗争；都能够正确地对自己的过失，作出郑重的、认真的自我批评，接受别人的批评，总结经验教训，在实际工作中努力纠正错误。周恩来堪称我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指导经济工作的典范。
一、实事求是，扶正纠偏
1955年下半年，党内不适当地开展反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导致党内“左”的思想日趋滋长，这不仅反映在不断加快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也表现在拟定1956年度计划中的高指标上。周恩来敏锐地注意到了经济工作中潜在着并开始露头的急躁冒进倾向。1956年1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周恩来指出：“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要把各项建设事业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以便使各项事业的发展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适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呵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在存在以反右倾保守思想为主要倾向的情况下，周恩来正确提出在经济工作中注意两条战线的斗争，无论“左”和右，都是脱离实际的，都会贻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这充分体现了一个有高度马克思主义修养的革命家的勇气和求实的精神。
接着，周恩来从已经冒头的急于求成、齐头并进的倾向的实际出发，1956年2月8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时又明确指出：“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周恩来善于发现一种倾向会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潜在危险，并及时而郑重地提醒全党，努力稳妥地加以纠正。
1956年2、3月间，周恩来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对我国经济工作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听取中央34个部门的汇报基础上，经过综合分析，毛泽东于4月25日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同年7月，周恩来在一次重要讲话中，围绕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内容，对正确认识党内出现“左”和右的倾向的一个共性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他指出：最近这个时期，我们在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中，取得了基本上的胜利，就是说在生产关系上起了根本变化，农民绝大多数参加了合作社，半数参加了高级社，今年可能基本上都进入高级社；私营工商业今年已基本合营，尽管资本主义所有制远未最后取消，可是生产关系上已起了根本变化；手工业也合作化了，绝大多数组织了合作社。这样一个新情况，可以讲在生产关系上起了根本变化，整个社会主义改造向前推进一步。一切问题也都要从这个情况出发。忽视了这一情况，就会发生两种倾向：一种偏向是以为现在情况和过去还是一样，没有什么变化，没有看到生产关系上的根本变化，还和去年一样，从前怎么样做，还要怎么样做，从前肃反需要那么大的规模，现在还是那么大的规模，这样，不看变化的做法，一定会发生“左”的偏向；另一种偏向也是由于不认识变化，不懂得新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工作应跟着有变化，一旦事实与自己设想不合，会大吃一惊，认为自己想错了，一下走到右的方面去。由于今年应该有某些改变，而把过去的成绩都否认了，就会发生右的偏向，否定过去。这两种偏向，都是由于不认识形势有了变化，我们的政策、工作上应该有若干变化。根本照旧样子，或者把过去都否定，这都是不对的。周恩来这番话深刻说明了，正确认识客观情况的重大变化，是避免出现“左”或右倾的前提。
正是由于周恩来把坚持实事求是指导思想作为做好经济工作的首要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中出现偏差时，往往是周恩来最早发现，同时，又都是在他亲自领导下加以纠正。1956年初经济工作出现急躁冒进和齐头并进的倾向，是周恩来最早发现，并且是在他和陈云主持下纠正的。针对1958年到1960年三年“左”倾冒进，周恩来和李富春第一个提出要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被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然后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主持，精心组织，花了五年时间，使国民经济走出了困境，重新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文化大革命”之初，在全面内乱、打倒一切的情况下，是周恩来以超人的智慧和勇气，不断排除干扰，维护和恢复了国民经济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中期，周恩来又及时发现和解决了1971—1972年我国经济工作出现的“四项”突破，即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货币发行均突破规定的警戒线，出现比例严重失调。他强调经济工作必须实事求是，不仅是言者，也是行者。他的这种精神深深地教育和影响了我国一代人。谷牧曾深情地回忆说：“作为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恩来同志在组织实施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的过程中，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以他的胆识和创造性，做了大量因势利导、扶正纠偏的工作。这是周总理最突出的功绩。”
二、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周恩来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曾深刻地阐明了实事求是的哲学基础和如何坚持这个重大问题。1963年1月，周恩来明确指出：“我们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个基本观点，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是周恩来坚持的一条根本原则。他认为，任何经济建设总会有些未被认识的规律和未被认识的领域，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不断去认识，认识一个，解决一个。共产党人靠什么来不断认识那些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呢？只能靠辩证唯物主义。周恩来说：“为了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主要的问题是自己积累经验，自己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周恩来特别强调以下几点：
首先，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周恩来认为，要坚持实事求是，必须重视调查研究；而调查研究又必须实事求是。无论是实事求是，还是调查研究，从根本上来说都是遵循群众路线的问题。“群众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的。”周恩来把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对指导我国经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如同他在“八大”所说的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情况的变化很快也很多，随时随地都有新的问题出现，许多问题又是错综复杂地联系着。因此，我们就必须经常地接近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情况的变化，对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对顺利的方面和困难的方面都要有足够的估计，以便及时地做出决定，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方面的活动，避免发生互相脱节或者互相冲突的现象。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情况复杂而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因此，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我们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些精辟的见解和论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指导意义。
其次，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必须实事求是。早在1950年8月周恩来就指出：现在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这是准备工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础工作。他认为要使全国规模上的经济建设卓有成效，对于制定国民经济的长远计划和年度计划都必须注意实事求是。1956年2月，他明确指出：“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周恩来在主持编制的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都是非常严谨，非常细致，力求精确地拟定计划中的各种数字指标，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切实地从实际出发，注意综合平衡，留有余地，使计划既不是急躁冒进，又不是裹足不前，真正准确地把握全面的客观情况并科学地反映到计划中，使主观愿望和客观可能统一起来，把计划建立在稳妥可靠、切实可行的基础上。同时他还强调执行国民经济计划也要实事求是。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计划规定的指标，实际上不去，就不能勉强。
再次，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周恩来痛感“大跃进”运动中那种讲假话，鼓虚劲，搞浮夸，不讲实效，对我国经济建设事业发展的严重危害。在1962年中央（扩大）工作会议福建组会上，周恩来深刻指出：“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他认为不能重犯“旧社会的官场习气”，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现在被搁在一边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通通要恢复起来。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实事求是、要按照党章办事。”这样，才能够使党正确地领导经济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