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人类的传播活动开展伊始，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过。
最早的传播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和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至今，我们尚能每每从《修辞学》或《论语》中找寻到对传播现象研究的精辟论断。
虽然早期的传播研究提出了不少值得后人珍视的观点，但遗憾的是．它们都不可能实现传播研究向传播学的转化。这种转化实际上是一种飞跃．即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学术范畴的完整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成果的系统性的形成与确立。
真正认识到传播活动的本质，利用自己学科的范畴研究传播活动．从而认识传播规律．进而产生传播学这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还只是本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事情。1949年．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编辑出版了《大众传播学》，第一次提出大众传播学的框架，汇集了前人有关大众传播的研究成果，它标志着大众传播学正式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的开始。人们在对大众传播规律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范畴和理论体系普遍化，继而形成了传播学。
传播学的诞生与壮大是建立在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的基础上的。宏观上．现实社会及经济形态中信息资源的地位越来越高，信息流动带来的价值和效益越来越大：微观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信息及信息的传播媒介不仅不可或缺，而且愈发彰显出它的重要性。于是，人们日益关注和研究信息及信息传播的规律。另外，百余年来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都为传播学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并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
几十年来．传播学在美国和欧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科不断壮大。美国的传播学以其实证、定量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体系庞大、成熟且关注现实的学科特点：欧洲的传播学以思辨、定性的研究为专长．蕴涵深刻的思想，敏锐而具有批判性。当代传播学研究如何适应社会形态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传播形态的进化．不断地调整自己，加快发展，业已成为全球传播学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
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社会上及学术界对传播学的认识程度不高．目前只是处于传播学研究的初级阶段。1978年．复旦大学新闻学刊物《新闻大学》上第一次出现了专门介绍传播学理论的文章，随后，包括北京广播学院在内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传播学者一方面译介、学习和研究国外传播学的方法和成果．建立与世界传播学界对话的共同经验范围；另一方面则建立基础．调整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致力于深化本土的传播学研究。毋庸置疑，他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从无到有，确实经历了曲折的过程。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传播学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这标志着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学科体系中已经确立位置。
但是，在中国传播学界空前发展的繁荣景象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西方传播学发展迅速，成果不断，但我国全面而忠实的译介甚少，而且，在目前为数不多的译著及译文中，仍然存在误读之处，这在相当程度上会对初学者产生一定的误导。
为了使我国的传播业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当前迫切需要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系统介绍国外先进传播理论与实践的优秀教材，以培养出更多具有国际水准的传播工作者．推动我国传播业的发展：强化传播学的学科建设．繁荣传播学研究，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与具有远见和紧迫感的华夏出版社精诚合作，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遴选书目、洽谈版权、商定体例到布置工作等一系列的繁冗事务。
为了本译丛能够高质量的出版，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严格把关：
首先是书目的选定问题。我们的原则是，首选那些经过教学与实践严格检验．在西方传播学界有较高声望和影响的优秀教材和经典专著。既要有传统学派、批判学派的名作．也要有针对学理与学术在不同层面所作的思考。力求全面、系统地反映出传播学在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在不同形态下的传播实务进行的探索。
其次，在翻译的组织上，尽力为每一本书审慎地选择合适的译者。他们中既有多年从事传播学教学与研究的专家、教授，也有留学国外的博士及中青年学术骨干。在要求信、达、雅的前提下，严格遵循学科规范，精益求精。
最后．在编辑出版过程中，要求以教材的高质量标准．在编校、设计、版式、开本、材料、印刷等诸环节严格向国际标准看齐，从而使一本好的原著．经过认真的翻译，出成一本好书。
译丛的第一系列已经与读者见面了。迈出艰难的第一步固然可喜，然而，前面的路还很长。无论是译介国外的已有成果．还是进行本土化的自主研究，我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仍然需要我们不懈地努力。由于受我们的认识水平及信息所限．可能还有一些好的传播学著作暂时未能进入这个译丛。好在我们立志将长久地致力于传播学教材及专著的翻译、编写与出版，因此，这个译丛是开放式的，欢迎各界专家、学者给我们推荐更好的传播学著作：我们也衷心地欢迎有识之士的参与，让我们不断努力．把这个工作共同做好。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编委会